高津孝教授演講「薩摩藩海外情報蒐集：以太平天國印書為中心」紀要

　　本次演講，高津教授聚焦於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所藏之薩摩藩蒐羅的海外情報資料，以此為主題展開介紹。

　　島津家族相傳的史料，乃島津氏八百餘年世代珍存的文書資料，為考索日本自中世以迄近代之樞要文獻。目前相關資料散於四處，分別為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鹿兒島市磯的尚古集成館、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鹿兒島縣立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這次演講主要是介紹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

　　玉里島津家一脈，始於薩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島津氏第二十八代當主）島津齊彬 (1809-1858) 之弟島津久光 (1817-1887) 。島津齊彬去世以後，久光之子島津忠義承任藩主，而久光則以藩主之父的身分掌握薩摩藩的實權。島津久光素來留心史學，曾編纂《通俗國史》八十六冊，又命臣下編纂《皇朝世鑑》四十一冊等史籍，可見其對於文獻整理之重視。為纂修史書之需，島津久光廣泛蒐羅漢文史料。目前所見玉里文庫之藏書體制，乃沿襲江戶時期的藏書舊規。此批文獻不僅保存了當時的知識資源，亦從中映見薩摩藩的學術風貌。

　　欲明玉里文庫之特色，當先將其置於 19 世紀政局動盪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1858 年《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締結後，日本國內的開放派與攘夷派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與此同時，幕府內部亦分為兩派：一橋派主張聯合京都朝廷；南紀派則以譜代大名為主要勢力。兩派相持不下，政治紛爭遂愈演愈烈，其後幕府推行一連串強硬措施，引起水戶藩武士的強烈不滿，導致了暗殺事件的策劃。身為雄藩之一的薩摩藩，當時主張「公武合體」，試圖聯結朝廷之力，促使幕府革新政治。然而，隨著幕府出兵問罪長州藩，加以薩摩藩親歷薩英戰爭，其政治與外交立場亦隨之轉變，逐漸轉而親近英國。1865 年後，幕府再度籌畫征討長州藩，未料將軍德川家茂 (1846-1866) 猝然病逝，征討之役遂告中止。此後幕府威勢日衰，最終延續二百六十多年的幕府政治落幕，政權重新歸於朝廷。

　　置身於板蕩的時代中，玉里文庫亦展現出若干鮮明特色。首先，其所藏典籍多以木箱分裝庋藏，內容兼及中日兩國文獻。尤值得注意的是，文庫所收並非以珍稀善本為主，而多為當時較易取得的通行本。故可知其藏書目的不專在珍稀版本的蒐求，而更著眼於實際致用。

　　玉里文庫基本上是島津家族的藏書，在這之中又以島津久光的藏書為大宗。綜觀其所藏文獻，可見與海外資訊相關者，大致可分為數類，分別是：「地圖」、「地志．海外事情」、「漂流民資料」、「東亞戰爭．戰亂資料」。首先就地圖類文獻而言，玉里文庫所藏地域廣泛，兼及世界、中國與日本北方邊地。世界地圖方面，收有《地球一覽圖》、《蘭新譯地球全圖》、《地學正宗圖》、《海陸封疆圖》；中國地圖則有《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此外，文庫亦藏有多種蝦夷地圖。蝦夷地即今日北海道，相關藏品包括《東西蝦夷山川地理取調圖》、《蝦夷之圖》、《蝦夷繪圖》等。

　　其次，在「地志．海外事情」方面，玉里文庫又收有《蝦夷志》、《北蝦夷新志》、《蝦夷人行狀記》、《夷酋列像附錄》等書。關於漂流民資料，則收有《伊勢飄民風說》、《樣子書》等書。最後「東亞戰爭．戰亂資料」一類中，尤可注意者，是文庫保存了若干與太平天國相關的文獻，如《太平詔書》、《太平軍目》、《頒行詔書》等。高津教授藉由相關文獻資料，詳列介紹書籍形制與版本特徵。以《太平詔書》為例，封面為黃紙半葉；版心題作「詔書總目」者一葉，題作「頒行詔書」者十葉。封面上欄另橫刻「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新刻」字樣，可見其刊刻年代與版本面貌。至於《太平軍目》的書目資料，該書封面已佚，版心題作「詔書總目」者一葉，題作「太平軍目」者三十四葉。

　　高津教授在〈鹿児島大学附属図書館玉里文庫に見る薩摩藩の海外情報収集〉（鹿大史学六四・六五号，2018 年）一文中，對玉里文庫所藏太平天國文獻的書目、形制與版本特徵詳加考述。惟就此批文獻的入藏途徑而言，文中尚未作出確切考證，僅推測其可能於薩英戰爭以後，經由英國或琉球傳入薩摩。至於具體的取得時間、經手人物與流傳路徑，仍有待進一步驗證。其後，池田昌廣於 2023 年的文章〈玉里文庫所蔵太平天国印書と五代友厚〉，進一步提出「五代友厚入手說」。池田推測，五代友厚可能於上海活動期間，從英國傳教士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處取得太平天國印書，返日後再將其獻予島津久光，遂使此批文獻歸入玉里島津家的藏書之中。「上海—慕維廉—五代友厚—島津久光」這條流傳路徑，雖主要建立於間接證據之上，尚不足以坐實五代友厚入手之說，亦未能超出推測的範圍；然而該文貢獻出另一種可能的流傳途徑，為玉里文庫所藏太平天國印書的來源問題，開啟新的考察方向。

　　高津教授亦根據真栄平房昭〈幕末時期的海外情報與琉球——以太平天國之亂為中心〉（收於《琉球海域史論．下》）介紹太平天國相關情報是如何透過琉球路線傳達至薩摩藩與幕府。

　　1853 年 2 月，太平天國軍陷南京。至同年 7 月，江戶幕府方由荷蘭所提供的諜報文書中得知其事；然而薩摩藩早於 4 月初，便已經由琉球掌握南京易手的消息。其傳遞路徑為：1852 年 9 月，自那霸啟程滯留福州的琉球進貢使節馬克承 (1819-？)，先於當地探得中國局勢，繼而將消息送返琉球。進一步考察其消息來源，可知此並非一時偶得。琉球朝貢使節實奉薩摩藩之意，託請往來福州琉球館的中國通事，包括阿口通事、河口通事等，代為訪查中國內地情勢。所獲消息傳入薩摩後，旋即轉送江戶，呈報當時身在江戶的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其後又藉由薩摩藩既有的人脈與政治網絡，傳達至諸位有力大名，甚至流布於關東一帶的農村社會。由此觀之，幕末之際已隱然形成一張以琉球為樞紐，貫通華南、薩摩與江戶的跨域消息網絡。

　　此外，琉球所得海外消息，並不專恃福州一途，對於駛抵當地的西洋艦船，亦多方訪察。1853 年 4 月，美國佩里艦隊泊於琉球，熟習漢文及英文的外國通事牧志朝忠 (1818-1862) 奉命周旋接應，並將探得的情況具報薩摩。其間，他又自佩里隨行譯員處獲得香港刊印的漢文月刊《遐邇貫珍》，其後亦被送往薩摩，成為薩摩藩窺察海外局勢的一項重要憑藉。至 1854 年 1 月，俄羅斯艦隊來泊琉球，並告知上海戰爭的訊息。此說與對馬藩於前一年 10 月聽聞的「太平天國軍將迫天津」一事，彼此可以參照。故琉球對中國情勢的認識，並非取信於單一來源，而是兼採駐福州使節、中國通事與歐美來船所傳消息，反覆比勘而後判斷。惟此番廣蒐異聞，需要注意的是實非琉球自發之舉，背後仍有薩摩藩的授意及其政治考量。

　　據真栄平房昭所考，薩摩藩確實曾藉琉球接續掌握太平天國戰局的推移。然而，就目前可見的材料而言，尚無證據表明琉球曾與太平天國一方直接往來。《尚家文書》〈僉議〉第 442 號、第 443 號等史料，記載了琉球王府面對太平天國勢力坐大時的議論。其時，王府曾商議是否致函清帝以「探詢安康」；然因憂慮中國政局或將易代，最終決意止而不發。此一處置，足見琉球雖密切觀望中原變局，措置之間極其持重。

　　儘管如此，琉球對太平天國相關材料並非全然被動承受。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所藏《楚南家文書》，原出琉球久米村士族楚南家，內存兩冊有關太平天國的抄錄文獻。其中一冊收有曾國荃 (1824-1890) 於 1864 年克復天京後，寄呈福建巡撫徐宗幹 (1796-1866) 的咨文，以及曾國藩 (1811-1872) 所上〈金陵克復疏〉；另一冊則彙錄奏稿七篇，其中包括〈偽幼天王洪福瑱口供〉。這些材料說明，琉球雖未與太平天國建立直接聯繫，卻曾有意搜求清廷一方所掌握的軍情與官方文書。

　　最後，高津教授綜論，玉里文庫所藏太平天國印書，是否正是循琉球一線進入薩摩，目前尚無從斷言。既然未見琉球與太平天國直接接觸的確證，倘若此批書籍果真取道琉球，其來源或更可能出自清朝，而非由太平天國直接交付。現有材料仍不足以將太平天國、琉球、薩摩與玉里文庫藏本，串聯成一條完整的流傳脈絡。因此琉球路線雖可列為可能之一，卻仍未脫假說，其中肯綮，尚俟新的史料出土而後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