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洛民教授演講「朝鮮知識份子詩文所見之琉球認識」紀要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於 2026 年 8 月 18 日舉辦「2026 亞太新視域」學術演講，邀請韓國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研究所崔洛民教授擔任主講。

　　會議伊始，主持人劉序楓教授介紹崔洛民教授的學術歷程。劉教授指出，崔教授專精於中國古典文學與東亞海域文化，長期深耕海洋文學與宗教信仰等課題，與中研院交流密切。本次崔教授以訪問學人身分來臺，持續推進琉球史與東亞涉琉漢文文獻研究。過往相關研究多從朝貢體制、通商貿易與海難送還等制度層面，考察朝鮮與琉球的關係；此次崔教授的演講，則關注詩文、使行錄與筆談紀錄。崔教授跳脫純粹的制度史框架，將數百年來分散於文集與使行錄中的涉琉漢詩與筆談紀錄重新貫串，開拓出從外交史走向詩文與認識史的新路徑。

　　崔洛民教授指出，這個研究受李成惠（이성혜）教授所編譯《以詩閱讀朝鮮與琉球關係史》（시로 읽는 조선과 유구 관계사）之啟發，旨在透過朝鮮文人的書寫，考察高麗末期至 19 世紀末，朝鮮知識份子如何建構對琉球的文化定位。在東亞朝貢冊封體系與「同文」世界的架構下，朝鮮文人對琉球的認識呈現出「同文、同體、卻未必同等」的複雜意涵，其具體分析主要圍繞「衣冠（可見的禮）」、「漢詩酬唱與同文意識（文的評量）」以及「物產與餽贈（物質證據）」三大主軸展開。

　　從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來看，朝鮮與琉球的接觸，經歷空間位移與模式轉變。1386 年至 1389 年為認識與通交的起點；1392 年至 1503 年為漢陽宮廷的直接交流期，雙方進行國書往來、人口送還與《大藏經》賜與；1530 年至 1637 年交流場域轉移至明代北京會同館，開啟以漢詩酬唱為主的間接交往；1637 年至 1723 年因明清易代與秩序重編，出現朝覲接觸紀錄的空白；1724 年至 1826 年進入清代北京的觀察與有限交遊期，涵蓋鴻臚寺禮儀觀察及國子監琉球官生交遊；19 世紀中葉以後，朝鮮與琉球雖已無正式通使，仍透過漂流民的救助、審問與送還，持續取得彼此的地緣資訊。

　　在「衣冠」這一可見之禮的維度上，崔教授強調評判標準早在高麗末期便已奠定。1386 年高麗性理學家李崇仁 (1347-1392) 在南京會同館遇見安南與琉球使臣，寫下〈詠安南〉與〈詠流求〉。李崇仁依循《漢書》華夷論準則，從衣冠、語言、貢物與禮法進行評判，安南使臣因衣冠整齊且通曉華言獲較高評價；琉球使臣則因插羽裹頭、斑衣侏𠌯與土貢微薄，被置於較低的文明位置。李崇仁隨後向明太祖上表請改華制衣冠，主張「用夏變夷」，藉此確立高麗與明朝「同文同軌」的正統地位。相對文人詩文的文化階序，高麗朝廷官方在 1389 年接納琉球中山王察度 (1321-1395) 遣使送還被俘人口時，昌王 (1380-1389) 力主厚禮接待並派使回聘，展現出外交實踐上的互惠信義。

　　明代以降，明朝賜予琉球王臣冠服，使中朝冠服成為琉球冊封身分與知禮資格的客觀證明。1431 年琉球使臣搭乘日本商船抵達朝鮮，世宗朝臣確立其具中朝冠服且知禮義，非一般倭賊可比，給予入序西班三品之禮遇。1623 年李民宬 (1570-1629) 於北京亦稱許琉球「衣冠猶漢制，文物亦唐風」。

　　明清易代後，琉球於 1663 年接受清朝冊封改穿清服，朝鮮使臣則堅守明代衣冠，衣冠遂成為辨別文化正統的標尺。1724 年金尚奎 (1682-1736) 於玉河館觀察琉球使臣清服不剃髮、結紫黃錦段之形貌；1731 年趙尚絅 (1681-1746) 受限於「人臣無外交」祖訓，僅在鴻臚寺遠觀其黑袍黃帽並賦詩遙想；1755 年李基敬 (1713-1787) 將眼見之琉球服飾與《中山世鑑》、《中山傳信錄》文獻互證；1773 年嚴璹 (1716-1786) 見琉球隨從盡從清制，嚴厲批評其節義不及拒穿清服的濟州漂民。1760 年朝鮮隨行文人李商鳳 (1733-1801) 與琉球官生蔡世昌 (1737-1798) 在國子監展開衣冠論辯，蔡世昌質疑奉朔之國應遵清制，李商鳳則引《中庸》指出「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天下所同，衣冠則是先王法服與各國遺制，確立「同文同倫，不必同服」的主張，既捍衛朝鮮保存明制的文化正統，亦賦予琉球文化寬容空間。

　　在「漢詩酬唱與同文意識」的層面上，衣冠能證明「禮」，但文化素養必須在「文」的實際寫作中展現。《世宗實錄》曾載琉球「事大甚勤，而不知文學」，指出其文化素質仍待教化提升。朝鮮前期申叔舟 (1417-1475) 在〈題琉球國使僧送行詩卷〉與〈次琉球國使東自端詩〉中，藉由日本中介僧使所展現的漢詩造詣，將外交接待昇華為文人文雅交遊。

　　明代北京使行中，1601 年李安訥 (1571-1637) 贈詩蔡奎，開創「遠方海國—北京相逢—同受皇恩—歸後相思」的涉琉書寫範式。1602 年李廷馨 (1549-1607) 於壬辰倭亂後與琉球使臣交遊，將同質性由政治上的同受皇恩昇華至哲學上的「詩書禮樂」與普遍天理之「一理」。1611 年李睟光 (1563-1628) 與琉球使臣蔡堅 (1585-1647)、馬成驥唱和，完成《琉球使臣贈答錄》，為早期本格漢詩酬唱之代表。1623 年李民宬 (1570-1629) 雖認同琉球為文明同類，但序文中仍留下「但恨不文耳」的位階評價。1626 年金尚憲 (1570-1652) 則在孤館中與琉球使臣蔡廛以詩相勉，將同文提升為共擔外交重負的倫理共鳴。

　　清代乾隆年間，琉球官生入國子監深造，使雙邊交流由單向評量轉為平等唱和。李商鳳 (1733-1801) 與鄭孝德 (1735-？) 相互依韻題贈，在學問交流中逐漸形成相知相惜的情誼；李商鳳贈蔡世昌詩更寫道「行橐尚携中國字，不妨旅榻細評論」，強調即使口語未通、衣冠各異，行囊中的漢字與漢詩足以跨越隔閡確認知己身分。然而，同文意識並未抹平文化階序，1801 年柳得恭 (1748-1807) 訪清朝冊封使李鼎元 (1750-1805) 時，以「老子羞與韓非同傳」婉拒將朝琉文獻合編；1826 年洪錫謨 (1781-1857) 雖詠「文字喜同傳」，仍將琉球定性為「外服年貢」之國，始終維持朝鮮的小中華文化優越感。

　　在「物產與餽贈」的維度上，物品具體反映交流關係的轉型。早期宮廷進獻的鸚鵡、孔雀象徵王德遠播之祥瑞；世祖朝崔恒 (1409-1474) 作〈賀鸚鵡箋〉頌揚德政，金宗直 (1431-1492)〈鸚鵡〉詩則展現對異域生靈離鄉受拘的文學憐憫。在實用資源方面，朝鮮自世宗朝 (1418-1450) 起構想自琉球輸入水牛以取得製弓角材，世祖八年將水牛移往昌德宮後苑並由醫學生研習飼育法，至成宗十年 (1479) 慶尚道已繁衍至七十餘頭，俞好仁 (1445-1494)〈琉球牛〉詩生動記錄水牛融入朝鮮田園的景象；成宗亦以水牛繁育成功為由，積極主張引進胡椒與二期作稻種。

　　此外，使臣間的私人餽贈亦將外交交往化為文人記憶。1534 年蘇世讓 (1486-1562) 在北京接受琉球使臣所贈海螺，切剖製成酒杯並賦詩，鄭斗卿 (1597-1673) 後作〈青螺杯歌〉追憶。1611 年李睟光 (1563-1628) 以黃毛筆、油煙墨與琉球使臣交換扇子與短刀，長久保存撫摩。1760 年李商鳳與蔡世昌在摺扇上題詩唱和，蔡氏將李氏所題之「同風」引申為象徵仁政教化的「仁風」，使器物成為深化思想共鳴的物質載體。

　　會後與談及綜合討論中，與談人廖肇亨教授高度肯定崔教授開闢東亞海域史研究的新視角，並提出四點深入觀察：首先是 1609 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後，琉球處於中日兩屬狀態，朝鮮文人對此政治變局的認識值得深究；其次是清代毛奇齡 (1623-1716)《西河詩話》記載清人對琉球使臣購書的極佳印象，朝鮮文人以天子屬國自居，對琉球政治體制變化的理解存在張力；第三是文學認識存在時間差，朝鮮對越南使臣在明初即有深層酬唱，對琉球則遲至清代官生體制成熟後才展開；第四是物質文化維度中，水牛與鸚鵡極可能是琉球透過南方海上貿易網絡轉口輸入，體現廣闊的海域交流背景。

　　綜合討論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沈玉慧教授補充朝鮮透過漂流民口供及通信使調查掌握 1609 年後薩摩支配琉球的史實，並請教朝鮮詩文中對伴隨琉球使團之日本僧人的形象描寫，以及柳得恭 (1748-1807) 拒絕同傳是否受清代朝貢體制位階影響；近史所吳政緯教授指出，清代朝琉已無正式咨文往來，體制上朝鮮知悉琉球受制於日本而視其位階更低，並強調當時漢文素養是兼具經學、政務與詩律的全面能力；文哲所孫欲容博士後研究員則針對史料記載提問，關注在高麗末期或特定外交場景之外，琉球使節遣使至高麗與朝鮮時，琉球方面文獻是否有反向記載關於高麗或朝鮮的具體描述。

　　針對上述提問，崔洛民教授與廖肇亨教授、劉序楓教授共同回應。崔教授指出，申叔舟在《海東諸國紀》中展現實用主義的海洋觀，將周邊通交海域統稱為「海東」，只要日本禪僧掌握漢文書寫且具備使臣資格，朝廷便包容接納。廖教授補充，早期琉球外交依賴五山派禪僧，主因其掌握漢文能力，直至清代官生制度成熟後儒家文人才全面主導。劉教授則指出 1609 年後兩國失去直接通使管道，清代北京接觸轉為私下相遇，且針對孫博士所提的琉球對朝記載問題，劉教授特別說明琉球近代歷經多次戰禍與二戰摧殘，本土文獻大量佚失，形成「琉球想回答卻難以回答」的史料不對稱困境，這更凸顯出韓國文集與使行錄中涉琉史料的珍貴價值。崔教授最後總結，李崇仁在高麗末確立華夏衣冠標準後，明代琉球受賜冠服使衣冠不再成問題，至清代朝鮮守明制而琉球從清制，衣冠遂再次成為辨別文化正統與位階的核心標尺。演講在熱烈的學術討論中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