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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出身貧寒的學者
訪談還未正式開始，施添福老師便因我們提問稿中「求學經歷」一段，緬懷起自己家族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苦難與艱辛。
施老師追憶道：「我的曾祖父輩皆以壯年早逝，祖父在鹿港打零工時染上痢疾，不久也離開人世，留下寡母妻小一大家子。迫於家計，我父親被送去當長工，兩個姑姑給人當童養媳，祖母則到鹿港辜家當保母，整個家庭在短時間內便分崩離析」。
施添福老師表示，自己出身貧寒，父母不識字，能有幸進入學術界，自覺萬分感恩，亦因此背景，更能體會弱勢者面臨的困境。老師為不忘自己之出身，迄今仍堅持騎 50cc 的輕型機車通勤不倦。
二、成長暨求學經歷
昭和 14 年
(1939)，施添福老師生於彰化員林郡埔鹽庄大字廍子，三歲時舉家遷移至鹿港街大字草港（今彰濱工業區海埔地），不久，一場無情的颱風，大水將其父辛苦開墾的海埔地全部吞沒。無立錐之地的窘境裡，施老師一家人遂遷往台東知本大南溪北岸開墾（即當時台東的日本移民村旭村）。故自有記憶以來，施老師便和台東的原住民小朋友一起遊戲、讀書、摘香蕉、在海中游泳等等。施老師認為，台東的成長經驗，不但引導著他日後的學問性格、治學取向，更幫助自己與各個族群的朋友稱兄道弟、搏感 情，和樂融融的相處。
施老師追憶道，當年讀的是光復後第一屆的小學，斯時百廢待興，更兼待在鄉下早就玩野了，根本無心於書本。初中讀高雄市立二中（前金國中），對功課亦不用心，堪述者只有運動而已，當時曾參加排球隊、三鐵等各項校際運動競賽。施老師認為，校際的各類比賽，其實可以視作各校各地學生的情感交流，不但有助於學生了解自己的土地，更增加對學校與鄉土的認同。
由於英文底子差，初中畢業前一度萌生放棄升學之念，經是時師長建議，才決定報名不須考英文的台東師範。師範畢業後，任教於高雄仁武國小八卦寮分校一年級。原本施老師的小學教員生活頗為愜意，但因施老師不擅長注音符號的拼音與發音，自忖長此以往只會誤人子弟，在自知不能勝任小學教學的情況下，決定投考大學。
結果以第五志願考取台灣師大史地系的施添福老師表示，自己較喜歡歷史，這也是選擇台灣師大史地系的緣故，後因劉衍淮 (1908-1982)
代主任在入學面談時的鼓勵與建議，方決定「捨史學而就地學」。當時台灣師大的保送與僑生名額共佔一半以上，並不好考。施老師說：像中央大學的榮譽教授賴澤涵、師範大學文學院前院長王仲孚教授，以及文化大學史學系主任王綱領教授，都是台灣師大最後一屆｢史地系」的老同學，畢業證書拿的是史地系，但也是施行分系後的第一屆。大學畢業後，分發至高雄女中當地理教員，基於對地理教育的理念，曾每週帶一班學生到高雄燕巢月世界去做田野教學。由是而知，施老師作學問、教學生、親近斯土斯民的田調習慣與熱愛，其來有自。退伍後，施老師回到母校台灣師大任助教。當時系上對助教職務有不成文的規定：助教一職乃是出國留學前的過渡期，不能直接在本系晉升任教。施老師自嘲說道：「我只有摸摸鼻子，硬著頭皮去補習英文啦」。
施添福老師回顧求學歷程，謙虛而樂天的感嘆，這一路上的重要轉折多賴乎善緣與貴人之助。然後，施老師突然神秘地對我們說：「人往往在一瞬間，便選擇了自己的命運」。
三、學思歷程：從「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到「地域社會論」
 施添福老師在民國
76 年 (1987) 之前，在許多地理學界同儕的眼中，是典型的地理學者，但之後隨著《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一書的發表
，研究取徑轉與歷史學門結緣。此中緣由，肇因於田野調查和對歷史、地理現象的反思。
施老師一向注重田野調查。大學時代，每逢寒暑假幾乎都在台灣到處遊走，他認為這與自己小時候接觸大自然的經驗有關，因此喜歡野外，喜歡田野。施老師驕傲的說：「我可以很快速的和當地人融合在一起，快速地被當地人認同，這或許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語言隔閡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每次我出田野也很少會空手而回」。
但施老師認真的補述：「田調，並不是訪問越長就越多收穫，而是你必須先對某些議題關注，心中先有一些知識與概念，才會對你關注的東西有敏銳度，如此下田野訪查，才能有所體認和發現」。
（一）原鄉論：對「先來後到說」的反思
施老師表示，「原鄉生活方式」的發現，其實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大概在民國 69 到 73
年間，施添福老師在台灣師大講授「都市地理」一門課程，上學期結束到過年前都安排到彰化平原進行田野實習，因為彰化平原地勢平坦，對平原上鄉街市鎮間不同層級的距離、規模等排比均可一目了然，作為理解中地理論極為適宜。四、五年下來，雖然施老師感到調查已頗深入，能對可見的地理景觀詳細描述。但進一步作因果分析時，便感到只有框架而缺乏內在連結的局限，往往在詮釋市鎮與人文景物形成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感到力有未逮，甚至自認說服力薄弱。為此，施老師蒐集、閱讀了《台灣文獻叢刊》三百多種史料，從歷史學中尋求解決之道，沒想到都市研究未能完成，卻發表了《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針對傳統台灣漢人各族群分布現象的「先來後到說」
提出反思，於焉一腳踏進台灣史研究的領域。
 先前以「先來後到說」詮釋台灣漢人各族群的分布現象，之所以被廣泛接受自有其因由。但施老師表示：自歷史發展先後而論，泉州人、漳州人的確較早大量移居台灣，之後才是客家（或稱「粵籍」）移民。然而，若將台灣視為一個面，進而分析台灣各地區的漢人移民現象時，便會發現有些區域是漳、泉移民先佔，卻也不少區域為客籍所先開墾。施添福老師追問此歷史地理環境現象，說道：「如果閩南人先來，為什麼要佔墾最差的土地？像是鹿港、王功沿海地帶，農地只能種番薯，收成很差；冬天東北季風揚起沙塵打到身上都會痛，無論現在抑或從前，地理環境都較惡劣。最早來台的移民，既然有那麼多的土地能選擇，
但這些人在原鄉就知道要有水灌溉的重要，為何卻選擇最沒有農業價值的區域呢？」施老師認為，如從農業價值的角度評析，當較好的、有水灌溉的田地被開發完畢後，才會去拓墾無水灌溉的、靠海的海埔地，因此靠海區域應是最晚開發的區塊。但顯然地，農業價值並不是當地漢人移民所重視的，於是施老師依原鄉論的角度，以「維生方式不同」解釋來台移民漢人的空間分布。
施添福老師的論著不但有效反駁了「先來後到之說」，更別開生面地詮釋了漳、泉、客等台灣漢移民拓墾土地時的選擇與考量，以及台灣閩粵（粵）族群的分布現象。
（二）「國家剝削論」
 清初台灣固然地廣人稀，但平原上的土地，多為平埔族所擁有。在解釋漢人移民如何選擇土地維生之後（原鄉論），這些移民取得維生所需土地的過程便是另一項有待詮釋的課題，這也是台灣開發史的重要研究課題。
民國 77 年 (1988)
施添福老師在竹塹地區（桃、竹、苗）做田野考察，研究清代聚落的發展。從「土牛溝」遺址（即今桃園八德一帶）的發現中，觸動了施老師思考「空間界限（地理疆界）的人文或社會意義」，並追問「清代來臺的漢人如何取得安身立命的土地」此一核心的問題。受益於地理學中，空間傳統對空間意義的多重詮釋之啟發，施老師從探討空間界限之人文社會意義此一角度切入，認為清代的「土牛溝」、「漢番界限」畫分了漢界、番界，漢移民也藉此取得安身立命所需的土地，但隨著這條空間界線的劃分，漢人社會與番人社會的互動更聯結出各種複雜的歷史現象。雖然清代政府對平埔族人有所保障，讓他們保留土地耕作與收租，但朝廷卻同時對之徵收較重的稅賦與要求較多的力役，這其實是對平埔族人進行制度性的剝削。
施老師不僅關注漢人移民拓墾問題（原鄉論），更透過「國家剝削論」的概念，解釋平埔族與漢人接觸後，被國家雙重剝削的現象。透過竹塹地區、岸裡地域、蘭陽平原、後壠地區等地的實證研究，施老師除了重建當時漢人移民取得土地和建立社會的過程（漢社會），也發現在清代國家對「熟番」社會，進行「重稅」、「重役」的雙重剝削下，土地流失與族人離散的過程（番社會）。施添福老師雙管齊下的描述了清代台灣漢人社會與番人社會的形成，具體為學界呈現清代台灣拓墾的全貌。此一深刻探究族群互動的歷史地理研究，學界或稱之為「國家剝削論」。
據此研究成果，施老師更進一步推論：各研究區自然環境、歷史過程和人文景觀上之差異，恰可反映臺灣內部的雜異性（即施老師強調的：「臺灣雖是一個島，卻具有多島的性格」）；同時，更加肯定以區域性探討為研究趨向的區域地理研究傳統，是值得引進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的方法取徑。
（三）「地域社會論」
 繼之，施老師更進一步思索漢人移民如何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這課題，但苦於缺乏合適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框架。後來受到森正夫教授對於明清江南研究的啟發，認為「地域社
會」 的詮釋或許可以體現區域的獨特性，並可用來作為探討地方感與地方認同的理論基礎，以回答「清代來臺的漢人如何在一定的地域上建立和維持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此一核心問題。
施老師的「地域社會」研究，主要由「國家」與「環境」兩個形塑地域社會的內在機制出發，透過地緣的「維生」、「信仰」兩個領域，以及血緣的「姻親」、「宗族」兩個領域的交互分析，來詮釋清代內山的開發（台灣漢人的拓墾過程、漢人與平埔族、原住民間的關係）、日治時期地域社會的結構與空間機制，以及日治時期後山的拓墾過程。
「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地域社會論」三個概念的提出，分別代表著施添福老師隨著研究進展，對歷史現象觀察的切入角度與深度的發展。這三個概念分別欲解釋漢移民選擇土地、取得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建立社會群體的過程。施老師強調，其實自己並沒有提出「原鄉論」、「國家剝削論」的說法，這些都是學界同仁概括研究旨趣而提出的概念。至於「地域社會」，則得自日本明清史的研究範式，施老師認為在地域社會的框架下，既能有機的綜合前述兩個概念，復可對台灣各個區域的拓墾、建立社會的過程，提出一個較好的詮釋方式。
四、未來的研究方向
 施添福老師已於去年
(2009) 底退休，轉任兼任研究員，但仍持續自己一大堆未完的研究工作。
施老師總結自己以往的研究旨趣：「原鄉論」主要是處理漢人如何選擇自己居住的區域；「國家剝削論」則在解釋來台漢人如何取得土地的問題；而「地域社會論」所關心的課題，則是有了土地後，漢人如何組成並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
施老師指出，未來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向：
（一）清代台灣的基層社會研究
2007 年 12 月，施添福老師發表〈國家、里堡與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北部的官治與鄉治為中心〉談清代在台灣如何控制漢人社會的議題後，體會到：若僅研究台灣地區的地方基層制度，而對中國大陸方面相關制度的源流不明，將無法分辨台灣與中國之間在制度上的共通性與特殊性。因此，施老師將研究的範圍擴張到中國史領域，希望能瞭解「清代國家如何控制基層社會，及其與歷代之別」，和「台灣作為清王朝的轄區，其邊疆屬性和中國之異」兩個議題；換言之，將研究清朝與歷代間，及清代的台灣與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施老師現已發表中國上古至五代的鄉里制度研究論文一篇
，未來將繼續補全自宋至近代的探討。
（二）客家與福佬之地域社會研究
目前施老師仍在進行客委會、交通大學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今年已屆最後一年。在此一計畫中，施老師想從族稱演變的角度，探討清代客家族群的多元複雜性，以及移民台灣後，來自各地的客家，建立地域社會的機制與過程，以之作為進一步建構臺灣客家族群發展史的基礎。
此外，延續客家族群之研究，施老師將以鹿港等地區的福佬聚落為對象，重建福佬人移民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面貌，用以比較福佬與客家地域社會形成中的關聯與異同。
（三）日治時期的台灣東部拓墾之研究
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曾對台灣東部實施計畫性移民。施老師的另一個已進行多年的研究課題（不妨暫稱「第二台灣論」）是：探究在不同國家體制下，從西部向東台灣拓墾的「二次移民」，如何受到國家統治的影響而建立起一個地域社會之過程，而國家又如何控制這個多元族群的基層社會。
但施老師謙稱：「我想相關的研究議題、待解釋的內涵，我的一生大概就只能作到日治時期的日本對台灣東部經略的部分了，台灣的山地（第三台灣）似乎力所未逮
」。這些研究計畫已在進行，並曾陸續發表論文數篇。「然而，更為細緻的分析，特別是微觀的實證研究，仍有待繼續努力，在我有生之年，也必須完成，我認為這是報答我的父母作為邊區墾荒者的最佳方式，同時也是我報答台東賜給我快樂童年的唯一方式。」
五、對明清研究的建議：回歸歷史研究的核心議題
 對於現階段明清研究之發展，施添福老師慨然道：「如果大家捨棄核心領域的耕耘，而不斷擴大邊陲、邊緣課題的研究，將使歷史研究更形雜異化。最後將造成研究者之間難以交流，也無法對話。我並不反對經營歷史的邊緣學科，歷史學應向外擴張，但是我反對的是『捨根本而就邊緣』。因為失去了根本，這些邊緣領域終將無所歸依。」
施老師續道：「歷史還是有它根本的核心領域。也就是說歷史作為一個學科，還是有它應該耕耘的中心。這些核心領域難道真的過時了嗎？還是現今無法提出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視野？提出不同的觀點，展現不同的視野，就會出現不同的史料。
史料可以永續經營，舊史料也可以具有新意。是因為研究者的視野與觀點不斷的創新！已被發掘的史料，都會因視野的轉變而體現嶄新的價值。所以，歷史中重要的領域如行政沿革、經濟制度、社會組織、典章制度等，是不會過時的，過時的只是我們的視野！史料仍是靜靜的躺在那裡，變動的是心，是學人的觀點與視野」。
施老師強調，明清學人間的溝通與交流很有必要，但是必須要有個中心作依據，大家應該對明清核心的部分撥出時間關注，如果大家只追求自己的領域，放棄對中心課題的研究，造成研究的零碎化，最終將不知歷史研究的主旨為何，也失去交流的憑據。如同大家都知道年鑑學派長時段的理論，但都忽略在廣闊的歷史海洋中穩定的底層，而追逐海洋表層的波濤浪花。施老師又說：「事實上不只歷史學，現在地理學也面臨著相似的處境，都忘記了作為一個學科最終所應追求的核心，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不只學人間的溝通會產生障礙，學科的發展亦將面臨困境，這點應是學人們所應深思之處，有賴大家的自覺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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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倪孟安 劉威志 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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