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琮任教授演講「島嶼、權力與管治：長十八世紀的清王朝與大英帝國」紀要

　　布琮任教授任教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系，是清代海洋史領域的重要學者，長期關注清朝如何面對海洋、管理海疆。著有《藍色邊疆：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等書籍，研究主題十分廣泛。本次演講，布教授從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如何治理邊陲出發，探討二者對島嶼的權力管制方式，此研究也挑戰長期以來視清朝為內陸帝國的認知。

　　布教授首先說明「海權」的理論由 19 世紀的美國海軍上將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提出，英國的海權概念可以追溯到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有長期作為海洋帝國的發展歷史。相反的，學界一般傾向將清帝國視為前近代時期的代表，強調明清中國是以農立國、自給自足的「陸權帝國」，屬於金觀濤、劉青峰所謂的「超穩定結構」，有著不求變革、避免與外界交流、對海洋漠不關心的特性，因此清朝沒有「海洋性格」，也沒有發展出海權概念。然而，這種觀點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修正，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均反映明清中國的沿海省份與海洋的關係十分密切。

　　在探討清朝如何經營海疆前，布教授介紹了「長 18 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 的概念。這個概念源自於英國文學研究，主張若要理解 18 世紀的變化，必須回顧 17 世紀末甚至更早期的事件，而非僅關注單一時段。這種觀點強調歷史的延續性與重要變遷的影響，也挑戰著傳統「線性進步」的歷史觀。布教授以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為例，認為若要全面理解清朝盛世，不能僅關注 18 世紀發生的事件，因為許多基礎可能在 17 世紀中後期已經奠定；另一方面，在盛世時期產生的問題，可能也延續至 19 世紀初期，因此必須留意長時段的變化與影響。

　　關於 18 世紀的中國是如何理解海洋的命題，布教授表示，若把時空背景拉回至 18 世紀，會發現清代中國在許多方面都與「海上國家」的形象有所連結，與清朝在 19 世紀對外戰爭戰敗後的衰弱形象截然不同。在經濟方面，18 世紀的清朝是全球 GDP 最高的國家，如廣州十三行最有勢力的行商伍秉鑒 (1769-1843)，即是當時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其商業網絡遍及東南亞、印度洋，甚至遠至歐洲。為了維持通商的穩定性，清朝嚴格實施「一口通商」政策，以廣州作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這不僅是官方政策，外國商人亦偏好在廣州貿易。廣州受青睞的原因有三，其一、地理優勢，因廣州與歐洲人在東南亞的據點如麻六甲、馬尼拉等地距離較近，往來方便。其二、優良的自然條件，因廣州的風向、洋流與年度貿易日程高度配合，便於商船往來，外國商人可縮短在當地停留的時間，將能轉換成更高獲益。其三、基礎設施完善，廣州擁有完善的硬體設施，如港口、燈塔，並具備軟性的配套措施，如通曉外語的人才，遂能夠滿足外國商人的貿易需求。英國亦曾提議開放寧波等港口貿易，然因當地官員擔心管理困難與可能的衝突而作罷，後英國商人也評估廣州以外的航線成本高昂且風險較大，因此最終未在寧波貿易。從兩造的目的差異可知，清朝方面的考量是集中管理的穩定性，而對外國商人來說，在何地貿易能達到利益最大化，才是影響其決定的首要原因。再回到馬漢所定義的「海權國家」標準，即強調海軍、海上貿易、殖民地、海戰與軍備的發展；布教授指出，這些定義屬於 19 世紀的產物，因此研究時不應將 19 世紀的標準套用至 18 世紀，且亞洲與歐洲是兩個不同時空，若用歐洲的標準去檢視亞洲，在比較上亦會產生問題。

　　接著，布教授提出清帝國與海洋世界的五個研究轉向：一、討論 18 世紀的清王朝是否只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上帝國，然就現有研究可見，清朝其實並不完全符合超穩定結構，其沿海地區與海洋的關係極為密切，因此不能用「以農立國、自己自足」一概而論。二、清王朝與海洋世界的關係其實更為多元，逐漸打破過往以海洋貿易、港口城市、移民為主的討論框架或範式，如潮州商人在東南亞通過貿易累積財富，並將資源送回中國沿海城市。不同於歐洲人在海外市場買賣的貿易模式，潮州商人的資金流動把不同的城市連結起來，反而形塑出另一種獨特的「海洋中國」概念。三、對「南熱北冷」的研究重心的思考，因傳統海洋史研究多集中於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如上海以南），而對北方沿海地區（如上海以北）的海洋活動關注較少，然布教授舉例，清政府對北方渤海地區的廟島群島（亦稱長山列島）之重視程度遠出想像。四、重新定義海洋邊疆，海洋邊疆不僅是一道地理屏障，而是作為邊陲、堡壘、勢力範圍、權力來源、營生場域等，有其多元特性，不同的視角將能帶來不同議題的討論。最後則是比較歷史的視角與「海洋中國」(maritime China) 的再認識，若要比較不同地區的特性，必須先理解何為海洋世界，除了釐清海權、海上國家等相關概念，也要注意不同地區的差異，如西方與東方的海圖在視覺呈現上有所不同，這樣的落差反映出兩方對海洋的理解，理解雙方的差異才能進行有效的比較研究。

　　接著，布教授以位於渤海的廟島群島（又稱為長山列島）為例，探討清朝對海島的管理，並與英國的情況進行比較。本次演講對群島的定義為：面積較小、只有一個管治勢力、與宗主國的地理距離不遠，且沒有形成一種與宗主國截然不同的「島嶼性格」。對於所屬的海島，英國採取半殖民式、較為鬆散的管理方式；相較之下，清朝對沿海海島進行了系統化管理，將海島安危視為海疆安危的一部分，細緻地規劃防線。清廷之所以重視廟島群島，因其與滿洲根本之地遼東半島距離接近，故戰略地位重要。清朝對此地的重視程度體現在地圖繪製與軍事佈局上，如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圖》及其他海圖清晰地標示出廟島群島的位置。清代海圖不僅標示地名、經緯度，還以滿文註解，使用紅線劃分不同的海域，並註明各海島的防禦方位，供水師巡邏時使用。這些袖珍、便於攜帶的海圖，即反映清朝在海圖繪製上注重實用與精確的特性。

　　布教授之所以選擇廟島群島作為研究對象，除了清廷對此地的重視外，亦在於廟島群島本身的特殊性。廟島群島為結合土地與海洋營生模式的經濟洋區，清朝鼓勵島民務農，若欲移民者需申請許可；這樣的管理方式，以便管理人口、稅收及防範海盜，也顯示清朝對海島的經營模式是海陸結合，而非單純發展漁業，與英國側重海洋的特點形成對比，體現出清帝國的特色。再者，廟島群島展現出的島嶼文化信仰與區域崇拜；廟島群島的居民除了媽祖信仰，還發展出獨特的地域性文化信仰，使清朝在管理群島時需注重其經濟、文化等特殊性，對個別島嶼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與明朝相比，清朝對海島的管理更具系統性，明朝雖有鄭和下西洋的航行，但在中期以後對海洋的掌控力減弱，甚至有「棄海島不守」之說。然而，布教授指出，明代並非完全放棄所有海島，如廟島群島因與朝鮮的貿易及朝貢航線關係密切，在明代也受到重視。

　　最後，布教授總結道，若要比較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海洋性或海洋關係，需要擺脫「帝國性」等於擴張或侵略的刻板印象。他強調在前近代時期，「帝國性」不一定等同於殖民侵略，沒有強烈的擴張概念，可以指涉透過非正式的勢力擴張來獲取利益的情況。因此在比較時，必須將兩者置於特定的時空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如清帝國對海圖「準確」的定義，是基於航海者的實用需求，強調「方向」的正確而非精確的距離。清朝以追求「海不揚波」的目的，其所採取基於實用性的治理方式，即與大英帝國的管理態度有所不同，因此提供了更多深入比較的空間。布教授重新審視了清帝國的海洋面貌，挑戰了既有的認知，也提供一種更為多元及細緻的歷史視角，嘗試理解不同帝國的海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