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志 (ᡴᡳᠴᡝᠩᡤᡝ, Kicengge) 教授，新疆錫伯人，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兼任講師（非常勤）、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亞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Charles University) 兼任講師。近年主持「滿洲語檔案所記載的歐亞大陸中部世界」（満洲語檔案に記録されたユーラシア中央域の世界）共同研究班。著有《大清國及其時代：帝國形成與八旗社會》（《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主編《「國境的出現」：歐亞環境史 2》（《『国境の出現』ユーラシア環境史 2》，臨川書店，2011），並以中、日、英文發表多篇關於滿文史料與地圖研究論文。
自攻讀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以來，承志教授即致力從滿文視角，挖掘前輩學者尚未深入探究的面向。其研究領域廣泛，小至針對滿文奏摺檔案、史書、古地圖等各類史料的考證；大至八旗社會史、準噶爾帝國社會史、內陸亞洲國境史等領域，皆建立扎實的史料實證基礎，提出更為貼近清帝國歷史脈絡的觀點，並嘗試從更全面的角度理解清帝國歷史。同時，承志教授也透過個人影音媒體與播客節目，推廣錫伯語、滿語等瀕危語言教育，以促進母語學習與傳承。
成長在新疆
承志教授出生於中國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第三牛彔，其歷史上屬正白旗。此地毗鄰哈薩克斯坦邊界，一個牛彔大約有數千名錫伯人、漢人則寥寥可數。承志教授出身學術世家，父親奇車山為錫伯族滿學研究者，曾參與編纂《新滿漢大辭典》、錫伯族民間信仰與社會田野調查、薩滿文化遺存研究。
承志教授回憶童年求學環境，自小學到高中，老師與同學們皆以錫伯語交談，各科教學亦以錫伯語為主。即使在漢語文課堂上，學生僅於朗讀課文時使用漢語，教師則以錫伯語講解內容。他記得家中書架擺放一本藍色封皮的《滿和辭典》，由羽田亨 (1882-1955) 教授編纂，這是他童年少數接觸的日文書籍，當時只能憑漢字推敲滿文意涵。
高中時期某日清晨，後院蘋果園中突然來了兩位來自北京的「知名」年輕人。據聞他們奉周恩來 (1898-1976) 總理指示，從伊犁河谷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八個牛彔中選拔錫伯族青年，赴北京故宮學習滿文翻譯。當時父親奇車山與他們親切交流，影響非常深刻。後來父親又承接內蒙古土默特部檔案的翻譯整理工作，當時對檔案深感好奇，遂協助父親翻譯與編定目錄，此舉開啟他對清代檔案與歷史研究的興趣，「故宮」二字也深植心中。多年後他才知道，這兩位「知名」年輕人，正是國際滿學界赫赫有名的吳元豐與趙志強教授。
在承志教授 19 歲考入新疆伊犂師範學院中文系時，正值中俄邊境口岸開放通商之際，除主修漢語言文學外，他亦修習俄語；同時因為中學時對於歷史的濃厚興趣，又系統地學習滿文。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滿文教師是錫伯人楊震遠先生，他亦專門教授專業俄語。總之，承志教授在新疆伊犁的大學生涯，置身於多元族群共融的學習環境，周遭同學有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人、蒙古、錫伯、達斡爾、維吾爾、俄羅斯、回族、漢人等多元族群。
這屆滿文班的錫伯學生，原計劃是為北京故宮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培養滿文檔案文獻翻譯人才，後來因各種緣由，此事遂無疾而終。因此，承志教授早在大學畢業前一年，便搭乘著綠皮火車，坐了三天三夜抵達北京。初遇北京當地人時，他發現幾乎無人知曉「錫伯人」為何，與北疆自小生長多元族群和語言的環境迥異；初臨北京，承志教授略感失落，這裡彷彿只有普通話一統天下。其後，他先後拜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欲毛遂自薦從事滿文翻譯，然受當時戶口制度限制，無法任意跨省就業，且師範體系規定，須先在新疆任職滿六年，方可外調。
1990年大學畢業後，同屆同學多被「包分配」到新疆各地中學任教，承志教授則被分配至新疆教育出版社，負責錫伯語文教材編輯。在出版社六年期間，他參與編譯以錫伯語文、思想品德、地理、歷史、數學等多科課本。
到日本求學
1996年離開新疆教育出版社後，承志教授原計劃前往德國或美國的大學攻讀滿學研究，適逢京都大學文學部木田章義教正主持日語起源與古代日語與阿爾泰諸語比較研究計畫，遂邀請他赴京都大學訪學，協助日語、錫伯語、滿語之比較研究。當時，一句日語都不會的承志教授，便隻身前往日本，一邊向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國文的碩士研究生大秦一浩、岩井忠史學習日語，一邊開啟學術生涯。在京都研究的一年間，首次見到京都大學圖書館豐富的滿語文辭典與圖書史料收藏後，他決意留下來攻讀學位。1998年考取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課程，2000 年進入博士課程，2004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期間蒙礪波護 (1937-2024)、杉山正明 (1952-2019)、夫馬進、間野英二、岩井茂樹等師長教誨。
承志教授補充道，京都大學自上世紀內藤湖南 (1866-1934) 以來即有教授滿文的傳統，連自己的老師礪波護先生，雖然主要研究的領域是唐代政治史、宗教史，但還曾隨今西春秋 (1921-2003) 學過滿文。今日，則由承志教授在京都大學傳承滿文教學。
碩士論文撰寫期間，承志教授每逢暑假便返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抄錄軍機處滿文錄副檔案。其碩士論文選題為釐清鄂倫春人 (oroncon) 如何編入八旗制度，從滿文檔案考察這群役使馴鹿的鄂倫春人如何被編入佐領、貢納貂皮，以及與周邊達斡爾人、費雅喀人之間的關係。他回顧當時注意到達斡爾、鄂倫春與周邊部落結成安達 (anda，盟友、結盟兄弟) 的關係，可置於更大脈絡理解北亞民族如何建立聯繫與軍事同盟，此觀察日後發展為〈有關大清國的安達〉 (〈大清国のアンダについて〉) 一文。
約2001年前後，承志教授首度來臺，隨史語所劉錚雲教授於內閣大庫工作一段時間，協助整理滿文檔案；下班後，給明清檔案的工作人員教授滿文。並撰寫〈清前期滿文史料譯注六件〉。在正式撰寫博士論文前，他花兩年研究清朝翻譯史書成滿文的議題，透過語文學研究的方式比對崇德年間翻譯的《遼史》、《金史》、《元史》，探討滿洲人如何在編纂翻譯史書的過程中，校訂並調整本紀的內文，嵌入列傳人物，進而借鑒其他征服王朝的歷史經驗作為自身建國參考。其博士論文〈清朝八旗社會史研究〉則是滿文檔案、戶口冊等材料，研究清代八旗制度下旗人的社會組織與佐領編組，後與其他文章集結出版為專書。
「國境的出現」與「帝國的形成」
2004年自京都大學畢業後，承志教授先於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RIHN，簡稱地球研) 擔任上級研究員。直至 2012 年始轉任追手門學院大學。在地球研八年間，其團隊主要從事歐亞大陸環境史研究，涵蓋冰川冰芯探勘、植物樣本採集、地圖與國境的考察，以及當地考古調查。研究區域聚焦中國西北地區，包括甘肅、新疆伊犁河流域，以及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氣候議題；時間跨度自唐代至清代，關注古代遺址與草原文明的演變。相關成果與日本內陸亞洲研究學者共同集結，出版為《國境的出現》（歐亞環境史 2）（《『国境の出現』ユーラシア環境史 2》）。
在探查過程中，承志教授亦對 17、18 世紀掌控天山南北的準噶爾汗國社會組織型態產生興趣，日後也陸續出版相關論文。有別與前輩學者聚焦準噶爾上層政治史，承志教授欲透過新疆滿文奏摺中收錄的準噶爾人或各部穆斯林口供，試圖還原準噶爾社會運作實況：統治階層的宰桑有哪些人？他們與部民的實際關係、部落人口數量，與穆斯林、藏人間的互動，以及清軍攻入新疆固爾扎（伊犁）後，準噶爾貴族態度轉變，進而探討準噶爾汗國最終崩潰之因。
2009年出版的首部專書《大清國（daicing gurun）及其時代：帝國的形成與八旗社會》(《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為承志教授探討清帝國歷史的開篇之作。書中匯集其博士論文，以及滿文地圖、滿文文本及滿洲社會的研究論文。有別於以漢文典籍為中心、帶有漢民族主義色彩的經典歷史敘述，本書嘗試置於後蒙古帝國的歐亞史脈絡，解讀並詮釋滿文歷史文獻和地圖，從多重視角為此一時期與社會勾勒出細膩新圖景，並呼應當代中國相關議題。
除此之外，貫穿承志教授學術生涯的，便是清代滿文地圖的考訂研究。無論是曾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與滿文輿圖研究，協助釐清滿、漢文檔案與其所指涉地圖的對應關係，抑或於俄羅斯研究所檔案中搜尋稀見地圖相關史料，皆屬此範疇。承志教授強調，以滿文地圖探討清帝國世界觀，與純依漢文史料建構的世界觀截然不同。依其目前研究與觀察，清代前期大量滿文古地圖所載地理資訊，並未納入漢文文獻，致使後世構築中國地圖史敘事的學者常忽略此層面，僅從漢文地圖的書寫出發理解中國地圖史的發展，進而低估清朝對歐亞大陸中部與北部地區的認知。對承志教授而言，掌握滿文與其他內陸亞洲語言，是開啟清帝國視野、窺探其眼中世界之不可或缺的窗口。作為清帝國史的研究者，漢文世界與非漢文世界應並觀，而非偏執一隅。
身為錫伯人學者的歷史觀察與文化傳承
身為錫伯人，承志教授認為，錫伯身分對研究的影響，一方面來自母語為錫伯語；另一方面則源自童年牛彔生活經驗。他回憶，小時候的環境宛如八旗制度縮影：某某人是某某章京 (清朝旗人官職) 之子，或某人來自某牛彔等等說法司空見慣。因此，對他而言，八旗專有名詞即日常生活一部分。這使他在觀察歷史時，更易設身處地思考八旗制度如何運作、人群如何編組為新佐領，或是在多語社會中如何與不同語言的族群交流。
錫伯語作為母語的優勢，在於能如同讀報般快速瀏覽滿文檔案全文，而非僅依賴學者編纂的漢文目錄。教授笑言，目錄常流於形式，忽略許多有趣細節。此外，錫伯語幾乎是世上唯一承接清帝國國語 (滿洲語) 的語言，這也賦予大多數錫伯學者使命感：對內讓下一代延續母語，對外則推廣此語言予其他學者。
從錫伯語進入滿文方言學習
從事滿文檔案研究的學者，常遭遇同一事物在不同人、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使用不同詞彙難題。對此，承志教授認為，熟稔錫伯語 (尤其是口語習慣) 能提供關鍵線索，有助於正確辨識滿文文書。
例如書面滿文「十一」，應作 juwan emu，但在《滿文原檔》或崇德年間翻譯的滿文《遼史》中，常見寫法為 juwan namu。這正是因為早期滿語書面語尚未完全規範，抄寫者將口語連音現象帶入書面：juwan 末尾的 n 與後面的 emu 相連，emu 開頭的 e 受前面的 a 影響而變成 a，結果寫成 namu。此音變規律與當代錫伯語口語吻合。
又如承志教授在翻譯滿文《格體全錄》時，發現文中描述身體部位的許多專用詞彙，至今仍活在錫伯語日常用語之中，因此，當面對這些罕見或新造詞彙時，他能憑藉母語使用者的直覺，精準推定其具體所指的部位。
總之，對口語語感與日常用語的掌握，能讓研究者在面對變異拼寫、古詞新義或方言用詞時，產生觸類旁通的理解能力，大幅度提升對滿文史料的解讀。
錫伯語因時代需要而衍生新詞的現象，早在乾隆年間即已出現；當代錫伯語言規範化和標準化研究工作則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簡稱「語委會」) 主持進行統籌規範。該委員會每年召集相關語言學者，依錫伯語構字與構詞原則，制定新科技或概念詞彙的書面標準，並應用於錫伯文報紙《察布查爾報》 (cabcal serkin)。接著，1988 年制定了「錫伯語名詞術語規範原則」(試行稿)，根據此原則，當時已規範審定了二千餘條錫伯語名詞術語。承志教授亦曾參與其事，協助規範新詞的書面與口語用法。他認為，熟稔錫伯語構詞法，不僅有助拆解滿文詞彙的組成結構與意涵，更能從細微處剖析滿文概念史的演變脈絡。
最後，承志教授補充，錫伯學者對清史與滿學研究的貢獻，遠不止於翻譯滿文檔案或編纂目錄。例如精通漢語、維吾爾語、俄文的錫伯學者趙德林 (1921-1999) 先生於 1949 年 9 月以漢文秘書和翻譯身分，同三區（伊犁、塔城、阿山）革命代表團前往北京參加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負責擔任新疆代表團與毛澤東 (1893-1976)等人之間的口譯工作。1955 年調任中央民委任民族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更於 1957 年向民族出版社力薦出版《御製五體清文鑑》。此多語言詞典清代僅存手抄本，無刊印版本；當時中國學界仍視清朝為異族統治的負面案例，在此背景下趙德林先生仍堅持推動出版，不僅嘉惠清史研究，亦為當代錫伯語教學提供了珍貴教材。
因此，若多加追溯當代錫伯學者的學術脈絡，或許能讓清史研究者更深刻體認：自所依賴的史料，究竟從何而來，因誰而存。
滿文與全球知識的連結
對於滿文與全球知識的互動，以及從滿文視角切入中西交流史的方法論，承志教授表示，其研究議題多源自個人好奇，進入主題前必先廣泛檢視全球先行研究。涵蓋俄國、日本、韓國、中文、英文學界。例如在地圖史研究中，他會先回溯 1950、1960 年代前蘇聯出版的西伯利亞古地圖，系統整理相關材料。再比對俄羅斯、臺北與北京故宮所藏史料，進而勾勒 18 世紀清帝國地圖史的全貌。
就學術領域而言，承志教授不願囿於中西、滿漢、滿蒙、內亞／中國等二元對立框架。例如，中西史學傳統難以理解內陸亞洲的口傳歷史，乾隆帝曾命準噶爾遺老口述歷史，由官員以托忒文記錄，此類史料多見於滿文文獻，漢文僅存零星記載。
他期許以更具全球視野的視角檢視清代中國及其多元互動網絡。例如，傳教士、俄羅斯與清廷的三角關係，滿人、漢人與傳教士的互動，以及中國與內陸亞洲、歐洲間的知識流通。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史料的細緻「基礎研究」，在此為基，方能回應更大的史學問題。亦盼後進學者參考其實證成果，進一步解答宏大議題。
除此之外，承志教授另舉辦多場滿學研究與清史研讀班，例如，每年夏季於京都大學羽田亨紀念館開設「満洲語文語夏季講座」；近年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滿洲語檔案所記載的歐亞大陸中部世界」共同研究班，致力於解讀此前未經翻譯的滿文歷史文獻，揭示內陸亞洲遊牧民族與綠洲農民在多語文獻中的真實面貌及其相互關係。研究之餘，也建置文獻資料庫，並開發含地理資訊的 GIS 基礎地圖，為後續滿文史料研究奠基。部分研究成果則發佈在承志教授跟其他清史、滿族史與滿語研究者合辦的《滿學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此刊期許比肩英文滿學期刊 Saksaha，專門刊登滿學專題論文與滿文史料譯註。
與錫伯對話
在扎實推進學術研究與組織學術活動之餘，承志教授亦將心力投入故鄉錫伯社群的社會服務。他認為，新疆約有三萬多名錫伯人，若不保留口語語料，將成永憾。因此，2019 年前，他每年八月回伊犁，組織錫伯語語言訪談，透過一至兩小時的全錫伯語對話，記錄第一手的當代錫伯口語資料。先從民間藝人入手，再擴及到其他錫伯人士，目前已經訪談一百三十人。疫情期間改成線上對談，部分內容公開為「週末錫伯語對談──牛彔之聲」節目。同時，他亦展開民間抄本文獻調查。
除此之外，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承志教授仍於中國大陸境內的短影音社群平台推廣錫伯語教學，多次與審核單位交涉後獲准上線。他曾聯繫莊吉發教授，獲允使用莊教授撰寫的《御門聽政──滿語對話選粹》作為口語朗讀教材，並錄製成教學影片。近年來，承志教授持續於網絡推廣錫伯語，2023 年還串聯全球錫伯語的新春拜年活動，邀請海外學習滿文、錫伯文的學者錄製祝福影片分享。此舉傳回伊犁河谷，據聞在察布查爾縣引起廣大迴響，促使當地錫伯人深思語言傳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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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錫伯文薪火相傳（承志教授手書）
sibe gisun be karmatame sirabume gamaki.
多年前進行錫伯人調查時，發生了一段意外插曲。承志教授試圖在日本尋訪一位曾於滿州國任職、戰後選擇留日的錫伯人。此人即廣祿 (1900-1973) 先生夫人之兄，滿洲名叫 gūwalgiya wekjingge，漢文名宇聞精一，日文名玉聞精一 (1909-1996)。1935 年《大阪毎日新聞》曾報導，玉聞精一曾於滿洲國擔任「語言全權大使」，精通蒙古語、中國語、日本語、滿洲語（承志按：即錫伯語）、俄語、英語等六國語言。故外派蒙古時語言無礙。雖無緣親見玉聞精一，承志教授仍聯繫其子玉聞祐，並訪談其生平。此段尋訪敬禮，詳見承志教授於「故事 Story Studio」發表的〈在日本尋找新疆的錫伯人（上、下）〉二文。
給未來投身學術的人的期許
承志教授將學術研究比喻為炒一鍋菜：史料即食材，火候、時機、出鍋，全憑經驗磨練；多學一門語言，便多了一味食材。因此。他勉勵有意投入清史研究的後進，應盡可能掌握清帝國曾使用的多種語言，並視語言為活的溝通工具，關注口語變化，而非僅作「死語言」學習，忽略聽說層面。如此方能以更豐富的視角，提出貼近歷史語境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