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池秀明教授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後進入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專攻東洋史學，1996 年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講師、副教授，現為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菊池教授的專長為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太平天國、中國移民社會史與民族關係史。著有《広西移民社会と太平天国》、《太平天国にみる異文化受容》、《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金田から南京へ 太平天國初期史研究》、《北伐と西征：太平天国前期史研究》、《太平天国：皇帝なき中国の挫折》、《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越境の中国史——南からみた衝突と融合の 300 年》等書；中譯本方面則有《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越境的中國史——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5）等書，另有多篇期刊論文發表。
菊池教授此次來臺，乃應臺大出版中心之邀請，在一年一度的臺北國際書展，為其新書《越境的中國史——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進行專題講座。2026 年 2 月 7 日，在演講前的上午，便在臺大校史館書店，娓娓道來他精彩的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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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註定的太平天國史研究
身為太平天國研究領域中首屈一指的學者，菊池教授究其當年如何選擇太平天國作為研究主題，實有一段切身淵源。在其求學階段，依照規定，大學時就必須選好研究專業，可選擇的包括日本史、中國史，就如現在臺灣歷史系研究生須選擇以臺灣史、中國史或世界史為主要研究領域。菊池教授在大三時，便選擇東洋史（即中國史）作為專業。經歷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逐漸選定專攻中國近代史領域，最後以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作為博士論文主題，受小島晉治 (1928-2017) 教授指導。菊池教授表示，當時選擇這個主題並沒有自覺，但事後回顧認為：「走上這一條路是必然的。」菊池教授會有此想法，與其家族歷史有關。在日本德川幕府後期政治動盪、小規模叛亂眾多的時代，幕府曾與西南雄藩發生衝突，菊池教授的祖先曾參與其中：「我的老祖宗在這個時期也造反過，結果失敗了。」菊池教授訴說著先人的經驗，其祖先在 19 世紀反叛失敗以後，為了生存只得信仰基督教、加入宗教社群，這個情況又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 (1814-1864) 吸收基督教的背景頗為相似。因祖先正好也在同時期反抗過國家政權，又同樣信仰外來宗教，故在情感上便對太平天國多了一份親切感，也因此產生了研究興趣。
80 年代的中國：廣西留學經驗
接著，菊池教授談起自己在廣西桂林的留學經驗。1980 年代，中國甫改革開放不久，80 年代初期也有一些外國學生至中國留學。不過開放人數少，且只能前往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沒辦法去廣西桂林或南寧等較為偏僻的城市。菊池教授的師長輩，皆受限於中共建國後未與日本建立正常往來關係，故沒辦法實地至中國考察。1950 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在無法瞭解中國實際情況的背景下，只得自行「假設」中國的現狀進行歷史研究，卻仍與真相有所距離，而始終渴望瞭解中國的真實樣貌。菊池教授提及前輩學者對年輕學者的期許：「在改革開放以後，老一輩的學者一直希望我們這一代能實地走訪中國，觀察中國的實際情況。」這裡所指的實際情況，並不僅是官方或學校裡的狀況，而是透過群眾的日常生活，進一步瞭解中國社會的真正面貌。菊池教授表示，在前輩學者的期盼與自身對中國現狀理解的渴望之下，當時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生都下定決心，一定要到中國實地走訪，就如中國的政治標語所說：「和群眾打成一片」，希望能深入瞭解社會實相，以此更準確地掌握問題，甚或發現新的問題。在此動機之下，以太平天國起義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的菊池教授，1987 年遂決定前往太平天國的發源地——廣西留學，以求更貼近太平天國的源頭；也因為在廣西留學的經驗，菊池教授的漢語口音帶有廣西土話的腔調。
研究的核心方法：田野調查
談起研究歷程中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菊池教授分享道，做田野的最大目的是盡可能地收集文獻材料，如族譜、田契等，然實際執行上並不容易。中國有些地區在文革時，燒毀了許多歷史文獻，故與當地耆老的談話亦是收集史料的重要來源。在聊天時一定要提問對方來自何處、先人有何事蹟，或是家族發展過程中是否有較為代表性的傳說、事件。透過與當地人士的對談，便可能蒐集到有些重複出現的故事，或者不同地區、不同家族背景所自行保有的故事。菊池教授說道：「反複與當地群眾接觸、對話，仍是必然要做的事。」通常在採訪當地人士前，會翻閱地方志等官方文獻材料，先行查出當地知識分子及有官銜者，以此掌握對當地社會有領導權與影響力之人士。這些人相較平民而言，更容易留下文獻材料，且可能仍持續發揮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查考資料以後，便能列出預計採訪名單，到當地時優先尋找這些對象進行訪談。除此之外，也需訪談當地公部門人員或縣級文化局人員，徵詢他們對地方的意見或看法，這些人士可能對地方事務的理解更多。若在田野調查時，盲目找人隨機提問，很可能花費時間卻一無所獲。菊池教授亦提及，地方的文化工作者也是應該採訪的對象，因為這些人本來就重視地方文化，或對祖先的歷史感興趣，可能已經深入瞭解地方歷史。他們手裡往往會留有相關的文獻材料，也更有機會能指引出當地有哪些人知道更多歷史故事。
探訪沉默的記憶：族譜與故事
雖說知悉田野調查的事前準備與實地考察方式，實務上仍有其不易之處，這與中國的政治情勢息息相關。菊池教授說道，廣西地區在 80 年代還有文革遺留的問題，政治運動仍在發生，因此當地人多對現狀有所擔憂。尤其是當地經濟、政治上有影響力人士的後裔，在文革期間可能已被扣過「地主」或「反動右派」的帽子，因此對於採訪者詢問其先人的故事，不免擔心是否又是不懷好意之人要來探聽家族「黑色的歷史」，或者是為了批判、政治鬥爭而來。因此往往對來訪者懷有戒心、不願意分享家族文獻，不願講出其所知的家族故事。菊池教授便曾遇過廣西當地人士，其先祖即是太平天國時期與洪秀全等人對立、協助團練的士紳或地主，這些人在文革時期多被視為反動右派受到嚴厲批判。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若想進行訪談則更需要時間與耐心，透過一再誠心地拜訪，以「三顧茅廬」的誠意，使其卸下心房，對方才可能考慮向研究者分享文獻與家族故事。
菊池教授指出，在不同的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打一個讓人容易接受的旗號是很重要的」。如在 1980 年代中國官方論述中，太平天國事件被定位為「農民革命」，是受官方肯定的正向題材，因此當介紹自己是以太平天國為研究課題進行田野調查時，更容易讓當地幹部與鄉民放下戒心。儘管有了正當的旗號，真正的突破仍然有賴誠信。菊池教授曾遇過白天採訪過的老人，在晚上又跑回來找自己，說：「想一想還是覺得不好，族譜的事情還是請別跟他人談起。」這種恐懼與戒心源於他們的歷史創傷，導致其在分享自家故事時不免害怕。因此在田調採訪的過程中，務必要留意受訪者的情況，不問令其擔憂的問題，可以試著找出他們比較自豪、認同的家族事蹟，使其能夠放下心防，也要讓對方相信這份訪談不會為他們帶來困擾。菊池教授分享長年進行田野調查的心情：「我們做一步、算一步，必須小心不要做出太激烈的行為，以讓受訪者放心為最重要的注意事項。」
雖是從田野調查出發，菊池教授認為很多事情皆是如此，「不管做什麼事其實都應該在不造成對方困擾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研究需要，而不去理解對方的顧慮或背景、罔顧當地的政治社會情況，並非恰當的行為。」應是在充分理解對方的狀況後，才開始針對欲探討的歷史問題進行田調，這才是更加重要的行事方式。
菊池教授對田野調查的原則與堅持，則是受到當年留學時在廣西師範大學留學的指導老師鍾文典 (1924-2010) 教授影響。鍾文典教授是廣西蒙山客家人，為廣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科重要奠基者，身為太平天國研究專家，帶領菊池教授踏入田野調查的世界，在廣西進行田調。鍾教授曾與他分享自身經驗，提及過往在做田調時，很多地方人士都很害怕、不願意接受訪談。鍾教授認為，這不僅是歷史研究，也是待人問題，「若只以自己利益為優先、不考慮他人，他人也必然不願意接受你，結果還是什麼都做不了。」因此必須要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謹慎考慮其立場，如此才可能在特殊政治氛圍的地區進行有效的田野調查。菊池教授的田野調查方式，即是承自鍾教授的指導，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待人」問題，做人遠比做學問更重要。
史料編纂的倫理：公眾利益與隱私的平衡
在菊池教授的研究生涯中，曾編纂許多史料集，其中也包括族譜等田野材料，因此必須考量史料中的隱私問題。菊池教授認為，歷史學與其他學科不同，所搜集的材料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個人姓名、背景、人生經驗，都會導致不同的研究成果，因此史料整理者通常不會隨意剪裁，基本上會將材料全數公開。而其研究主題是在清代中後期，與現代已有 150 年以上的距離，不太會對當代產生太多影響，故其在編纂史料集或撰寫論文時，基本上會公開全部資訊。若以臺灣為例，日治或戰後時期的檔案距今並未超過百年，這類型的史料是否應該全部公開則比較微妙，需要考量的問題也更多。菊池教授分享道，如今他已準備退休，最緊要的任務便是清理研究室，也整理出許多過去的田調記錄、筆記。因此他也想整理一部史料集，而族譜等資料大多較為零散，如何整理方能使研究者有效利用，即是必須仔細斟酌的問題，這也是做田野調查的研究者必須負擔的責任。菊池教授認為，「若僅由某一個人壟斷、獨佔了材料，就無法促進學界發展」。儘管整理史料的過程需要耗費心力與時間，他仍致力於整理材料，希望把重要的社會記憶轉化為可供學界研究的財產。
1998 年的震撼：故宮檔案與研究轉向
菊池教授自述其研究歷程，在 80 年代至中國留學，90 年代初以族譜作為研究的核心材料，1998 年以後就轉向使用檔案材料。這一年可能是菊池教授研究生涯的轉捩點，那年他第一次來到臺灣，前往故宮博物院看清宮檔案，接觸到軍機處檔案與宮中檔，「當時我非常激動」，菊池教授說道。首次看到原始材料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那些詳細的奏摺、犯罪者的名單事蹟、清單化的歷史細節，官方檔案所能帶來的豐富資訊令他震撼，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超越族譜的視角，揭示出許多新的研究可能。這個認識使菊池教授開始反思自己過去以族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族譜雖然生動，卻有其局限性，若能加上官方材料建構的圖景，將會觀察到更大的時代問題。當時他下定決心，必須將民間材料與官方檔案聯繫起來，才能還原歷史的多面性；從此之後，菊池教授每年都來臺灣搜集檔案，也陸續完成幾本以檔案材料為基礎的太平天國研究專書。
轉向臺灣：移民社會的比較視野
近年來，菊池教授把田野考察的地點轉向臺灣，起因則與常年受到臺灣學者的熱情款待有關。當年，菊池教授、小島教授等日本學者，曾受吳密察教授邀請，帶領他們十幾個人前往故宮博物院，又走訪埔里、霧社等地進行簡單的田野調查，這個經驗對菊池教授來說亦是新的衝擊。過往研究臺灣歷史的日本學者並不多，相較於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大多日本學者都更關注中共成立以後的中國問題，對臺灣並不感興趣。菊池教授每年都會來臺灣收集檔案，卻一點都不瞭解臺灣社會，這反而讓他感到可惜與矛盾，遂產生了深入瞭解臺灣社會的念頭；而每年來到臺灣時，受到許多友人友好的幫助與支持，也增加了他希望能更加理解臺灣的想法。
正好臺灣也是一個移民社會，在菊池教授對於越境問題的關注中，臺灣經驗有很多可以進行探討的議題；如他長期研究的廣西地區，亦有此種移民社會的特質，兩地都很容易接受外來事物、接納不同的人群。中國南部幾個省份、東南亞地區亦有此種特性，就像菊池教授在臺灣的切身感受：「像我這麼一個外國人，在這裡大家卻都不會介意，很可能因為大家也都是外來的人。」移民社會的包容力與多元性讓他開始思考，為什麼廣西與臺灣這兩個地理上並不相近的地方，在 19 世紀後的發展歷程卻有相似之處，相較其他學者常把臺灣與地理位置較近的福建、廣東地區進行比較研究，菊池教授則認為，廣西與臺灣之間亦存在著可比較性。
談到近幾年菊池教授特別著重在客家族群研究，他笑著說這也是偶然，因為太平天國起事時的重要人物幾乎都是客家人，而他在一次屏東六堆的考察中，發現六堆的地區特性，與太平天國早期的營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促使他意識到六堆的客家人，雖然在康熙年間已經出現，與道光朝後期在廣西的洪秀全等人在時空上有段距離，但也許實際上並沒有相差太遠。清朝時期雖然還沒有「客家人」的概念，也未有明確的族群觀念，但這種重複出現的、類似的歷史現象仍引起菊池教授的興趣，使他深入思考移民社會、族群認同等問題。在臺灣史研究已有豐碩成果的現在，菊池教授的臺灣史研究，將採以「比較」的方式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希冀能與臺灣學者的研究產生精彩的對話。
越境者的勇氣——對東亞未來的關懷
在訪談的後半段，菊池教授展現出作為歷史研究者溫暖的人文關懷。從年輕時期在廣西求學，到長年至中國田野調查的實地經驗，他認為如今的中國史研究面臨許多挑戰，比如怎麼定義「中國」一詞即有許多討論；研究中國史必然受到大一統思想影響，亦涉及當代政治局勢，這是學界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菊池教授試圖透過華南地區的比較研究視角，逐步探討整個中華世界的問題，《越境的中國史——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一書即展現了這種關懷。菊池教授特別強調「越境」的概念，不只是人群的遷徙，更是一種抵抗國家專制的方式，是一種生命表現。如同現代因政治因素不得不前往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亦產生出新的文化網絡。這種現象恰可類比為清末的外國留學生，或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的革命派人士；他們的移民活動，是為了追求在國內無法實現的新的未來，是為了理想而「越境」。這些人士現在的處境較為孤立，然菊池教授認為仍應給予其支持、鼓勵，幫助他們追求共同的理想與目標。
關於未來仍待探究與追索的問題，菊池教授分享了對臺灣歷史的反思。臺灣在國民政府來臺後，曾經歷戒嚴時代的威權統治時期，之後卻能成功轉型為民主社會。他感嘆道，中國近代史上許多救國思想，如孫中山 (1866-1925) 的憲政規劃、地方自治等，反而在臺灣生根發芽，直到今日卻仍未能在中國實現。菊池教授認為，臺灣為何能實踐孫中山的理想規劃，依舊是值得討論的課題。若嘗試要解答此題，則必須要深入瞭解臺灣的歷史與現狀。此外，亦可從臺灣的情況，反思近十年中國的發展狀況，以及中國未來可能的希望。臺灣的發展進程，或能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參照。菊池教授分享道，這個議題其實在 80、90 年代討論香港回歸時，許多人曾討論會是「香港變成中國」，抑或是「中國變成香港」，究竟香港社會的自由化是否會影響到中國，當年許多港人都有此想法，可能性確實存在；然而如今現況，並未能達成當時的理想願景。
身為中國史研究者，菊池教授的話語，充斥著對中國現狀的擔憂與對未來的期待。去年八月來臺時，菊池教授至總統府參觀，看見總統府內掛著「民主方舟」的標語，他認為就東亞的情況而言，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以民主方舟自詡是十分恰當的。同時也期望，臺灣如何成為民主國家的進程，可以影響到其他東亞國家、包括中國未來的發展變化。
菊池秀明教授從日本到廣西、從廣西到臺灣、從族譜到檔案，他在不同的時空碎片中探討、思考歷史問題，並以一位「東亞公民」的視角，為這片充滿衝突與希望的土地，留下最真誠的期許，也希望「越境」的人們都能實現他們的目標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