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飛仙教授，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歷史系副教授。目前研究重心為東亞社會中資訊與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特別關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和臺灣。此外，她也涉獵經濟生活史、全球法律史、審查制度、食物與料理書的歷史。除著有 Pirates and Publishers: 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中譯本：《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作者、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她近期正進行兩部專書的寫作，分別是探討清末至今華人社會大眾文化對於盛清的歷史想像，以及普通中國人如何透過法律手段重建二戰後的社會經濟價值與秩序。進入正式演講前，王教授提到這個研究課題也是她學術「尋根」的過程。因為她在求學生涯中，曾受許多近史所學者的教誨與幫助，加上研究對象是近史所，所以覺得有責任與義務在投稿前「回來」報告。
本次演講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為核心個案，透過知識史 (history of knowledge) 的視角，重新檢視 1970 至 1980 年代臺灣史學發展與冷戰知識政治間的互動。王教授嘗試探索：一項曾被視為近史所重大成就、卻也被部分參與者視為「走了冤枉路」的大型集體研究，究竟應如何評價其成功與失敗？王教授主張，若僅從成果出版或學術影響衡量，難以理解此一計畫的歷史意義；必須放回東亞冷戰知識政治、臺灣戒嚴時期學術環境、現代化理論的全球流變，以及臺灣、中國與美國三方關係變化的歷史脈絡中，方能理解其形成、發展及困境。
王教授首先介紹「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該計畫由國科會資助，分兩階段推動，第一階段 (1973-1979) 研究東北、直隸、山東、江蘇、上海、閩浙臺、廣東、湖北、湖南、四川等沿海與沿江地區；第二階段 (1986-1989) 則擴及山西、江西、安徽、河南、廣西、陝甘、雲貴等內陸省份，企圖建立涵蓋全中國的區域現代化圖像。計畫共有十七位研究者（一人中途退出）參與，完成數千頁研究報告及七本專書，但仍有超過半數省份的研究成果未能出版成專書，僅有數篇單篇論文發表。研究投入的時間、人力、初步成果與出版率落差，也成為本研究關注的重要起點。
她接著回顧近史所的成立背景，指出其自創所即是冷戰知識政治的產物。1955 年近史所籌備處成立，與中國科學院第三歷史研究所相互呼應，兩者皆承擔國共競逐中國近現代史詮釋權的重要角色。創所所長郭廷以 (1904-1975) 奠定了該所的學術性格。所內成員，不少是他戰前在中央大學、與戰後在臺大與師大的學生，加上他偏好集體合作計畫，使其家父長式的管理根深蒂固。他也建立了以檔案史料為核心的研究傳統，形塑了後為人稱道「南港學派」最知名的特色。同時他也積極與美國基金會和大學合作，使近史所成為美國冷戰學術援助在東亞的「模範生」。
王教授引用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1960 年的一篇備忘錄，說明美國漢學界以檔案為武器的歷史戰 (historical warfare) 概念：為了回應中共的革命史觀敘事，自由世界需藉由檔案的整理出版，以史料為基礎的「客觀」專業史學相抗衡。相較於國史館、黨史會，他認為近史所是「自由中國」唯一能達成此任務的研究機構。在這樣的想法下，自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間，經漢學家費正清、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1908-1997) 斡旋，協助近史所獲得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 (SSRC) 等美國機構的支持與補助，進行檔案出版與史料整理的工作。
她進一步分析 1960 年代福特基金會十年間的補助對近史所研究文化的影響。1962 至 1971 年間，福特基金會資助近史所兩個五年計畫，共計 42 萬美金。利用福特基金會檔案的紀錄，她指出福特基金會對近史所的支持，不單是以郭廷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國際學術交流，更是該基金會東亞戰略的一環。他們當時在各地培養符合美國學術研究規範的機構、輸出現代化理論與區域研究；近史所與日本東洋文庫、南韓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其實同屬一個更大的補助案。其金額以福特基金會的觀點來說雖非龐大，對當時臺灣學界而言卻是令人眼紅的巨款，這讓近史所對長期計畫與外部補助產生結構性依賴，並更傾向於配合美國學界的需求，如外交檔案整理與出版、口述歷史（哥倫比亞大學）、中外關係（哈佛大學、西雅圖大學）、作為美國學者的海外研究基地。在此不平等的知識關係中，美國漢學家干預計畫重心與方向、來訪學者人選；同時，海外研修的年輕研究員，則逐漸被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國研究的知識網絡，受美國學術體系與風向影響，並在不久的將來改變近史所。
在第二期五年計畫期間，近史所接連遭遇難關。福特基金會的研究加給與出國機會分配問題，引起所內嚴重世代衝突。後又受費正清案波及，郭廷以辭去所長的職務，遠走美國，使得近史所此家父長式組織頓失領導，計畫停滯。同時，福特基金會因美國學界批判區域研究為帝國主義、郭費兩人在臺受抨擊等因素，大幅調整補助政策，終止對近史所的支持。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中國大陸取代臺灣成為美國學界極力合作的對象。內外交困下，近史所幾乎分崩離析。
在此背景下，國科會補助「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遂成為近史研究能量重整的新契機。1970 年代初，國科會為了推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推動了多年期、集體與科際合作的申請案。近史所在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留學的少壯派學者李國祁 (1926-2016)、張朋園 (1926-2022)、呂實強 (1926-2011) 等人引領下，以郭廷以在福特基金會第二期補助中未曾落實的子計畫為基礎，延續福特時期的大型集體研究模式與經費分配邏輯，提出研究計畫。他們更希望透過投入當時國內外學界熱門的現代化理論，進行跨學科對話的同時，也重新與北美學界接軌，提升近史所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此計畫分兩階段推動，第一階段主要聚焦沿海與沿江地區，第二階段則擴展至內陸省份，企圖建立中國近代區域現代化進程的整體圖像。
王教授分析現代化理論之所以受到這群少壯研究員的青睞，不僅因為這是當時學術的流行思潮，更因其作為冷戰時期的重要意識形態。研究全球冷戰意識形態與美國學術擴張的英美學者已指出，現代化理論與美國的全球政經援助實為一體兩面，不同流派皆普遍將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視為社會發展的共同進程，美國政府與基金會也積極向亞洲、拉丁美洲等地推廣。戰後臺灣因接受美援、推動農業改革、工業化及教育發展，被塑造成「現代化模範生」，在政府的鼓勵下，臺灣社會科學界亦大量引介此理論。相較於日本史學界對現代化理論及美國基金會援助抱持強烈批判態度，近史所研究者則普遍相信運用此框架分析中國近代史具有高度學術潛力。他們自學現代化理論，組織跨學科讀書會，邀請社會科學家到所演講與交流；此外也在師大開課講述相關課程，並組織參加國際會議報告成果，積極主動地投入這個他們認為是國內外主流的理論框架中。
研究設計方面，這項計畫結合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 的區域研究與 Walt Rostow(1916-2003)、Cyril Black (1915-1989) 等人的現代化理論。考量到晚清以來的現代化多由政府上而下推動，故以行政省份而非市場區域作為分析單位，每位成員指派一至兩個省份研究（唯一例外是上海自成一單位）。各省個案，採用統一架構與章節安排，並以比較研究及量化分析方法，建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可量化評分指標，如政治參與、選舉、工業化、基礎建設、城市化、教育發展等等。這些大量統計的表格，是他們試圖橫向比較各省現代化程度的科學方式。然而，這套方法也建立在若干重要預設，包括西方衝擊帶動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等同現代化、政治改革為主要推動力量，以及現代化由沿海向內陸逐步擴散等。
不過，王教授指出，現代化理論在後來反而成為這個計畫最大的挑戰。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固定的理論及行文架構與三年完成研究的時程，使研究者傾向將史料納入既有框架，而非由史料發展論點，導致細緻歷史分析受到壓縮，跨學科對話亦未真正深化，研究成果往往流於量化統計與表格比較。除計畫帶領人外，不少成員不能適應這種理論先行的固定架構，違背近史所貼緊史料的研究習慣；抑或是不熟悉理論，導致跨學科對話不歡而散；又或是流於表格量化的形式，缺乏明確的核心論證，使得學者研究動力不足、進度落後。其次，計畫將民主選舉、地方自治等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指標，這在戒嚴體制下形成微妙的政治敏感性，可能隱喻戒嚴時期的臺灣，還不如清末民初的中國來得民主。部分研究者甚至遭遇公開演講取消或遭監控等壓力。而 1960 年代近史所的白色恐怖經驗的殷鑑不遠，也使政治敏感的一些成員更為小心。
更重要的是，當近史所投入現代化理論時，美國學界已開始反思並批判該理論。至 1980 年代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已普遍視其為美國霸權意識形態，而非發展社會的指導方針。所以當第一期研究成果陸續出版時，受到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等期刊書評批評，認為他們對理論的理解過時且太簡化、缺乏批判性，量化簡化且缺乏反思，形成王教授所稱「太晚接軌」的困境：研究者努力追隨國際主流理論，卻因知識風潮快速變化而遭到批評。即便近史所分別在 1986 與 1990 年舉辦研討會為此正名，仍受到本土學者如尹章義等批評為自我殖民的行為，應當擺脫西方範式，建立臺灣實證經驗的框架。
面對這些負評，近史所仍在 1980 年代中期推動以內陸省份為主的第二階段計畫；此時草創此計畫的成員已成為所務領導人，而被吸納進第二階段計畫的多為新進人員或他們的學生。第二階段面臨冷戰晚期的新困難。一方面，現代化理論逐漸失去解釋力，部分研究者如朱雲漢，改採世界體系理論等新框架抽換概念；另一方面，臺灣所藏中國內陸省份史料不足以進行量化分析，加上 1987 年解嚴後，使用中國大陸檔案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新標準，然而中國檔案對於開放程度的限制使不少研究者空手而回。以檔案起家的南港學派學者遇到史家良心的難題：在資料已然不足且中國檔案仍較難取得的現實中，學者們是否得在明知手上史料缺失的情況下，將研究出版？如張力與張朋園等，最終未將成果出版。
然而，王教授強調，本計畫最具價值、同時也是當時困擾計畫成員最深之處，在於個案研究實際上偏離原有現代化理論預設，顯示中國若干區域在 19 世紀下半至 20 世紀初，所經歷的並非直線前進的發展進程。例如，呂芳上對江西的研究指出，西方衝擊未必促成地方發展，沿海繁榮同時造成內陸人口外流、產業衰退；沈松僑研究河南也發現政治現代化亦可能出現倒退或地方治理內捲等現象。以後見之明來看，這些發現挑戰了現代化理論，甚至與當時國際漢學界最新研究相呼應，如沈松僑與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幾乎同時看出了政治社會內捲的現象。然而，當時身處其中的計畫成員仍受限於既有分析模式，未將這些與理論框架不符的現象視為知識突破的起點，而是將其當作無法出版的成果，最終僅在零散論文中提及，錯失可能開創中國近現代史新詮釋的重要契機。
王教授特別強調，「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既非單純成功，也非徹底失敗，而是冷戰知識秩序下邊緣學者知識處境的縮影。作為冷戰體系中被扶助對象的近史所研究者，希望透過學習並接軌美國主流理論獲得國際認可，卻因理論更新速度與知識權力結構的不對等而遭遇挫折；同時，又受到機構本身史料標準與當時臺灣政治環境的限制，學術主體性未能充分伸張。更值得反思的是，他們的實證研究其實已孕育突破既有理論的可能，卻礙於環境的限制，裹足不敢向前一步，未能完成詮釋的創新。
演講將此經驗用「模範生的迷惘」作為比喻，指出邊緣學者努力追隨知識中心的標準，卻在真正可能突破既有理論、建立自身學術框架之際止步。主講人認為，這段歷史不僅反映近史所的發展歷程，也揭示臺灣史學界長期面對理論引介、知識依賴與學術主體性之間的深層張力，值得當代研究者持續反思。
最後，王教授總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的意義，體現邊緣學者的知識處境與困局，為此能否以經費、出版、評價、開創性，判斷研究之成敗？近史所作為冷戰知識的產物，在美援撤出後，仍能移植實踐美國學術架構，進行集體研究，並將近史所從分崩離析的邊緣拯救回來。但計畫的挫折，又影響後來臺灣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對於理論的排斥或追逐。而臺灣史學界對理論的囫圇吞棗與學術時差，反被美國學界批評缺乏批判、落伍過時，又何嘗不是冷戰知識體系不對等結構的體現。近史所成員「模範生」心態的學術判斷，脫離不了對學術體系中心理論框架的執著，對於窮盡檔案史料的堅持，以及對現實政治的壓力與限制，所產生學術主體的困局。他們在大突破的門口卻未多跨出那一步，我們後來者或許不應批評其見識與勇氣不足，而應有同情的了解，並反思如果以他們當時實證的發現，進一步開創新的框架與論證，放在今天的中國近現代史史學研究來看，或許仍是有深刻意義的貢獻。
討論環節中，近史所張瑞德教授以計畫「旁觀者」的角度，回憶這個計畫第二階段進行的同時，柯文 (Paul A. Cohen, 1934-2025) 的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中譯本：《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已經流行於當時的學界，或許能呼應援用西方理論缺乏正當性的學術氛圍。張教授認為我們也還應追溯費正清如何深受蔣廷黻 (1895-1965) 影響，在學術脈絡上釐清近史所的定位。史語所李峙皞教授則藉此提出「理論時差」與「共時性的全球史」觀點，反思政治現代化理論是否還有更多闡發的空間。近史所雷祥麟教授則指出，近史所對「近代化」概念的用法，似乎源於郭廷以先生，或許可以再思考在郭廷以的語境中，近／現代化這兩術語的意義該如何理解？因為郭廷以所設想的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其實是耶穌會來華，以及隨後中國與西方科學失之交臂。而針對近史所蘇聖雄教授詢問「南港學派」的由來，呂芳上教授補充此說來自王爾敏 (1927-2024) 先生。近史所巫仁恕教授則回應，即使美國學界對於區域現代化研究的負評，但其實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在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中譯本：《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中，稱讚蘇雲峰 (1933-2008) 教授的研究對他的影響頗深。最後，呂芳上等學者強調，近史所似乎缺乏對近史所學術史的檢討，有待新一輩學者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