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瑞枝教授任職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目前正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她是中國大陸開放後，較早深入當地從事田野研究的女性學者之一。自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時起，連教授便長期以雲南為中心，探討邊陲地區的族群與社會史，不僅掌握了豐富的地方傳說及田野資料，更擅長解讀各類官方和民間文獻的敘事結構。其研究成果已累積出版兩部專書，分別是探討大理白族社會變遷的《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和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以及分析明清西南邊疆治理的《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新北：聯經，2019）。此次演講的內容，便是連教授即將出版的新書初稿。
邊疆史和民族史，是過往討論雲南歷史時的兩個重要視角。連教授認為，前者往往帶有「國家」的視角，係由官方文獻與中央立場來審視「邊疆」；後者則多半預設每個「民族」皆有其固定邊界與文化特色。連教授對此兩種框架皆提出反思，轉而引入「親近人群」與「族群」概念，結合史料與田野材料，嘗試從地方社會脈絡出發，探討將當地人凝聚為「共同體」的歷史經驗。
另一方面，過往聚焦長江以南地方社會的研究，多以「宗族」視角切入，但此概念實預設了一個父系繼承的社會組織。連教授在研究雲南歷史的過程中，注意到當地日常政治中如母親、妻子與女兒等女性角色，從而提出關涉婚姻與繼承甚廣的「女方」這個概念，嘗試以此為主體建立新的敘事架構，重新書寫雲南的歷史。
連教授的新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談南詔、大理國至 15 世紀以前的神話與系譜；第二部分談明朝時期的土司聯姻及其與中央王朝的互動；第三部分則聚焦於男性長年出外營生情況下，留守女性的處境與因應策略。
早在《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中，就記載了哀牢夷「沙壹與龍生子九隆為王」的故事。到了 8 世紀左右，南詔為向唐朝宣稱其地方正統性，便自稱為沙壹的後代。這類「女性在水邊與龍生子，其子後來成王」的傳說模式，不斷出現在後來地方政權的自我敘述中。如在《南詔圖卷》中便經常出現國王之妻或母藉奉飯與外來梵僧建立聯繫，並獲得其夫或子成王預言的敘事；《南詔野史》中，亦有許多國王宣稱其具黃龍血脈並將女兒許配給外來梵僧的故事。13 世紀以降，「沙壹與龍生子」的敘事架構更與阿育王傳說結合，稱阿育王三子與沙壹生下十子，這十子後來成為南方諸佛教王權之起源。直到 15 世紀，大理楊氏貴族在大理萬花溪畔一座國母廟中，記錄下其女性祖先因遇水觸黃龍，生下大理國開國君主段思平 (893-944)，藉此強調他們作為國王妻舅祖源的尊貴身分，歷史化的沙壹版本也以「國母」身分成為當地信仰供奉的對象。此種傳說模式之後又出現多種變體。
連教授指出，從神話到歷史的重複敘事可知，此類故事裡的黃龍、梵僧，更像是外來者以上門女婿的模式驅動土著社會階層化的形成，而這正是西南王權運作的文明架構。明朝征服雲南後，這些貴族世家一方面可追溯祖源為土著，亦可以追其祖源至阿育王的後代，尤其在華夷二元論述下，這些地方貴族不願被視為「西南夷」，便自稱阿育王後代以標榜其優越性，或以婆羅門裔自居異類別種；亦有趨漢者，自稱九隆族裔。如此多元、彈性的論述，使「九隆族裔」成為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連教授認為，這種傳說結構反映當地屬於「聯盟型社會」，重視經由母系傳承的土著性，也重視由父系帶來的神聖性；黃龍、梵僧等外來女婿，則將其「法力」帶入在地社會，南詔、大理均是透過婚姻結合上述兩種資源，從而擴充王權。
明朝征服雲南後建立土官制度，形塑出一種中央王朝視角的「正統」歷史敘事：官方史料多記載土官赴京告襲、納貢、掌印，並隨朝廷徵調參與邊戰，透過「納入統治」脫離「蠻夷」身分；土官亦為了證明自身並非「蠻夷」，開始編纂族譜、興建宗祠。連教授認為，這些敘述容易使研究者惑於表面看似男性世系傳承的脈絡，忽略箇中的女性角色。連教授將《土官底簿》和地方文獻記載對照，梳理各個土官的繼承過程，並在此次演講中分享許多有趣的案例。尤其明初首批土官繼承所引發的爭議正可觀察地方聯盟政治可能的樣態，如神摩洞土巡檢趙俊亡故後，他的妻子、女兒及養老女婿楊藥師共赴京告襲，趙俊之姪也前往爭襲，最後官府議令由妻女承襲土官。連教授從男方繼承人的姪子無法繼任土官來推測，土官妻方及女兒更可能是地方政治的主導力量，其夫趙俊亦可能是明初之時被推派出來承擔土官的地方權宜之計。這種讓女婿擔任土官的情況，在當地相當常見，文本背後潛藏的女方勢力不容忽視。
對土司而言，透過婚姻建立有力的聯盟，是維持統治的一大關鍵。以雲龍土知州段氏為例：首位出面擔任土司的段保 (?-1381)，便是阿昌部落酋長早氏的上門女婿。後繼歷任土司曾試著與阿昌、羅羅土官以及白人組成的鹽商及灶戶勢力結親，然因高山政治勢力林立，致使紛爭不斷，官方遂以土官妻子為三孽為由，合理化其「改土歸流」之策。連教授認為，此過程反映帝國難以透過土官政治，在高山碎裂的政治體系中建立穩定聯盟，更無法以父系世系來維持土官政治，反而以女性污名化之敘事進行道德訓誡，最終導致土官內部分化，部分與阿昌、傈僳等高山人群結盟，部分則向運鹽勢力靠攏。
再者，另一組蒙化左氏的故事，更顯示雲南地區的土官，可能是被母家或妻家推上歷史檯面，成為接受中央王朝的統治，承擔稅役、邊戰等任務的地方代理人。首任土官左禾本為州判官，後在白人里長張保的保舉下成為土知州。連教授推測，左禾就是在張保保舉下成為承擔帝國統治、負擔土官差役的代理者。張家不僅將女兒嫁給第四代土司左剛，後因繼任土官接連早逝，張氏遂以妻子、母親乃至祖母的身分，扶持了後續五任土官，並在曾孫左禎繼任期間，安排其與麗江木氏土司聯姻，建立滇西地區強大的政治聯盟。出身倮夷的左氏與出身白人的張氏，透過此跨族異姓聯盟，以修譜、建寺等方式重構彼此的歷史，分別與南詔王族及其姻族的世系建立連結。他們在山區建南詔國王廟和佛寺，在壩子建儒廟，援引地方與中央的歷史文化資本來鞏固其政治合法性。
白人從給妻方的隱匿身分，將其政治力量投入鄰近土官聯盟的發展。麗江木氏因控制了金沙江的黃金，逐漸成為一個強大土官聯盟的領袖，並從「鶴慶土官的女婿」轉為「給妻者」的一方。後來，木氏土官在鼎盛時期著手編纂一份體面的宦譜，強化其何以立足邊境擁有宗教、文化與政治代理人身分。在譜中，他們仍然繼續採用沙壹黃龍與梵僧傳法的地方傳說架構，重新構築一套西域聖僧如何漂流上岸成為「上門女婿」，後來又有大將軍「異姓認養」其子的敘事架構，來鞏固土官政治在邊境地帶的歷史話語權。與此同時，他們也積極地扮演著強而有力的給妻方，鞏固著金沙江沿岸的政治勢力。換句話說，婚姻交換與親屬關係向來就是地方政治的行動方案，相對於帝國對男性土官血親驗明所採取之嚴格意識型態，書寫文化中被隱匿的跨族聯盟與女方力量則顯得相當重要。
連教授在演講中特別介紹了雲南的水系網絡，指出水系構成了一地的貿易系統，促進人群流動和文化傳播，使當地於自然環境、地方風俗與國家統治的交互影響下形成特殊的文化圈。在中央王朝的政治系統外，雲南自有一套被官方稱為「蠻俗」的禮法，當大理貴族成為明朝土官，如何調和「地方禮儀」與「國家期待的禮儀」，也產生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其中如元人記載的羅羅風俗中，土官之妻可與外人生子且子可繼位，此類從儒家禮法角度難以理解的習俗，亦反映了當地「女方」所擁有的強力政治系統。
清初大規模施行改土歸流後，官方為「移風易俗」頒行諸多鄉村碑約禁令，然而，該地仍有許多夜市、男女和歌，以及嫁娶尚奢、婚後「生男歸男，生女歸女」、轉房婚、寡婦守堂招夫、上門女婿、討孝禮等社會文化現象。士大夫筆記亦常見對男女雜處、聘金日增、贅婿風俗之批判。相較於臺灣、福建、廣東等東南地區，雲南並無溺女嬰傾向，女性不僅能自力更生，且在婚戀、財產等層面擁有更多權力及主動性。更激烈的行為則包括女性自殺、逃家等地方習尚，甚至可能因與「國家期待的禮俗」的衝突而加劇，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豐富的「上門」風俗之描寫。
若有系統地從地方社會經濟脈絡來理解，可分為二方面，一是帝國賦役系統，一是財產繼承權。明清以來，里甲雜派極為沉重，男性大量離鄉遠行謀生，有的地方甚至由女性承擔門戶差役。然而，在財產繼承方面，滇俗也存在女兒繼承財產，甚至更喜好留下女兒招婿，讓兒子成為他人贅婿之習俗。連教授認為，當地男性出走逃避國家的差役和統治，而女性留守或招外來男性為夫的文化行為頗為常見，「招夫應役」無異是女方對官方治理的另一種適應之策。從零散的鄉村碑約與禁令可知，有些嫁到外地的女性，仍然活躍地跨越鄉村界線，結群回到家鄉山場採薪伐木，極可能與地方默認的女兒繼承權有關。此類案例或許提示著：過往研究以鄉村里甲制度為框架所看到的「國家治理區劃」，並不能限制地方女性的活動，當地其實存在一個能跨越那些界線的「女方的世界」。
連教授總結指出，雲南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異姓聯盟社會，在傳統史料所構築之「男方的世界」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女方的世界」。當地在進行聯盟和應對國家時，始終擺盪於這兩個世界之間，使用不同的話語、建立不同的歷史敘事，形塑出當地複雜多元的行動方案與族群認同。連教授強調，自己是在研究「行動者的歷史」，其於不同時期的做法，均各有相應的文化邏輯，很難從中建構一套「客觀的歷史」。故以之為主體的研究，便不該採取國家、制度的那套敘事架構。現存「歷史書寫文本」所呈現的歷史，可能更常是一段「冒名頂替」的過程，若從「女方」與「親近人群」的角度重新解讀，或能窺知當地社會實際運作的方式。
本次演講共有三位與談人，為連教授的書稿提供了諸多反饋和建議。如李仁淵教授提出可增加跨地域比較視角，與斐利民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以來的東南宗族研究對話，以修正過去對中國傳統父系社會的單一想像；李教授更以福建、廣東等地亦存在「非典型性別分工」為例，反思所謂的「漢人社會」可能僅為一種理想狀態，比起「非漢」的族群屬性，或許更應從自然環境、生計型態和日常實踐出發，思考雲南當地性別關係的形成與運作。黃淑莉教授肯定「親近人群」概念能跳脫過往研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但建議予以更明確的定義。胡曉真教授則認為，西南地區佛教之發展及其與地方神話的交融，是本書重要的論述底蘊，建議應更進一步凸顯，並與「女方」的概念緊密扣合。此外，關於連教授將「當地女性藉招贅讓外來男性承擔勞役」視為一種對國家的「政治抵抗」，也在對談過程中引發熱烈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