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廉 (Douglas Fix) 教授演講「看不見的藝術家和他的視界：十九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的圖像」紀要

　　費德廉教授 (Douglas L. Fix) 任教於美國理德學院歷史學系，本次演講的主題在於分析 1870 年代攝影家的視界及其所拍攝的照片之意義，研究素材以福爾摩沙中部地區的照片圖像為主，探究這系列照片對於十九世紀攝影史之意涵。

　　演講伊始，主持人許雪姬教授提及 1988 年 9 月費教授曾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候選人身分來所，以「臺灣菁英與政治文化」為主題，進入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後續的研究生涯中，前後至臺史所演講多達十次。而本場演講為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週年紀念系列講座的第一場，回顧與費德廉教授的種種淵源，此時能夠邀請到與臺史所關係匪淺的費教授前來主講相當有意義。

　　在許教授介紹之後，費德廉教授首先說明本次演講的重點，以及近期研究主題的問題意識。首先，本次演講內容以一批拍攝於 1870 年代的福爾摩沙中部照片為主，這批圖像資料主要是由以下五個博物館或檔案館蒐集而來，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伯明罕大學凱德柏瑞研究圖書館馬雅各醫師史料集（James Laidlaw Maxwell Papers,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簡稱 Maxwell）、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檔案（Archiv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SOAS Libr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簡稱 SOAS）。內容方面大致可分為風景及人種兩類，其中風景照多於人物照，風景照所呈現的地點大致在斗六、日月潭、埔里盆地一帶；人種則有華人、熟番、混血等照片。

　　由於這批圖像資料並未標記拍攝者，且圖像資料上所記標註，也不確知標註者身分，因此拍攝這批照片的攝影師之身分成了亟待釐清的問題之一。為了確認攝影師身分，費教授將這批照片置於歷史背景下剖析，參酌當時在臺領事、傳教士的相關紀錄，進而得知 1860 至 1870 年代間曾來臺灣進行過攝影考察的相關人等。接著，再比對同時期的其他照片，探查領事及傳教士們的足跡，確認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中部傳教的年表，釐清長老教會傳教的地緣關係，初步確認圖像可能的拍攝者。再者，考察清代在開山撫番政策下所進行的山區道路工程，也可再進一步找出可入山的路徑有哪些。逐一比對之後，攝影家的身分即呼之欲出，就費教授所推估，這批圖像的攝影師應為 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他曾於 1865、1869 兩次來臺進行攝影活動。

　　揭開攝影師身分的謎團之後，費教授講述 Edwards 入山時應是以助手身分進行拍攝。在剖析自然景觀圖像時，費教授展示一張在濁水溪一帶所拍攝的地景照片，圖像中有明顯的地質現象，呈現出地形構造抬升的樣貌。由於希望了解拍攝這些照片的攝影家視界，因此費教授嘗試解釋，攝影家希望拍攝的內容，是明顯的「地質現象」、抑或是前方的「濁水溪廣闊河床」？為了確認此地質景觀的特殊性，費教授也擇取 1875 年 10 月另一位攝影師（黎芳）在同地點所拍攝的相片相比對，試圖理解此圖像被拍攝的視角為何。

　　此外，在自然景觀照片中，另有多張龍腳湖（或稱日月潭）地區的照片，龍腳湖為圖像上原註記之地名，費教授以《臺灣堡圖》比對，希望找出每張照片所拍攝的地點。可惜的是，由於目前未經過實地調查，未能確定照片中的場景地點，僅能初步針對攝影師所記錄的圖像，分析其攝影觀點。

　　而在人種圖像方面，費教授以水社地區的水番為例，為了研究攝影師觀看視角的差異，取用了黎芳同樣在水社所拍攝的照片相互比對，進而分析不同攝影師看待同一地區與人種的角度是否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在西方人角度下的原住民可能是懶惰的——男人不工作、大多是女人工作。然而，這批照片也有男性拿著生產工具工作的照片，不知是否另有深意？

　　最後，費教授對 Edwards 的生平略作簡介，提及其父為黑人，其母為馬來西亞人。Edwards 受其家庭背景影響，一生經歷相當複雜。費教授認為，Edwards 應該是最早來臺灣進行攝影的人，曾與領事、傳教士合作過。所拍攝的照片，也曾在上海的《遠東》 (The Far East) 雜誌上刊登廣告，尋找有興趣的買家進行交易。因此，Edwards 所拍攝的照片，其視角也可能是受託於領事、傳教士或買家，而非是從自身意志出發。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否認 Edwards 個人視界的因素。

　　總結來看，費教授指出以下四點，結束這場精彩的演講。首先，通過這些圖像，得以彌補過去遺漏的地區、族群、物質文化；尤以本次講演提到的水沙連和埔里盆地的風景、族群和文化；其次，通過挖掘這批圖像，也得以修改臺灣十九世紀攝影史以湯姆生 (John Thomson, 1837-1921)、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與鳥居龍藏 (1870-1953) 為主角的經典敘事；第三，從攝影者本身的社會文化背景並結合在臺灣的攝影經驗等因素，提供我們不同的視角；最後，這樣的案例增加我們思考外國人如何讓臺灣的自然環境、多族群社會與複雜文化再現的機會。

　　演講結束後，許雪姬所長作出總結，提及費教授在演說中提出了觀看十九世紀晚期外籍攝影師視角的研究方法，包括比對進山道路、查看漢人書寫的文獻、分析各族群關係、參閱地圖、釐清攝影師與教會及領事間的關係，後續再進一步考證拍攝地點、圖像意涵，並以攝影師之主觀意識及人生經驗出發，揭示其作品獨特的面貌。

　　關於十九世紀攝影師及他的視界這個議題，引發相當多的後續討論。臺大社會所博士生魏龍達首先提問，從 Edwards 受雇於李仙得 (Charles Le Gendre, 1830-1899) 及長老教會來看，是否與他的經濟來源有所關連？對此，費德廉教授回應 Edwards 的確受雇於李仙得及長老教會，但他的經濟來源卻不只如此，而是相當複雜。Edwards 曾經從事過鴉片買賣、苦力貿易，且當過翻譯。若將 Edwards 的照片與黎芳等人的照片相比，他的攝影技巧與圖像的靈光算不上最佳；但就來臺的時間點而言，Edwards 拍攝臺灣的時間是更早期的。

　　黃富三教授則談到，簡報上所見的水沙連自然風景照，有看到一些茶園，看起來頗為整齊，推測應該是由漢人所栽植的。然而，水沙連亦有野生茶，但較少人採摘，不知道照片中的茶園是野生茶還是由人工栽植的茶園。另外，集集應該有樟樹，據黃教授所知，大約 1882 年左右，集集開始熬腦，然而演講中呈現的照片並沒有看到樟樹，黃教授詢問是有拍到樟樹的照片，還是當時的人們還未在此地區熬腦？而在照片拍攝時，樟腦生產的情形如何？而通過這些問題，黃教授認為自然風景應該可以與歷史進行相互對話。對於黃教授的問題，費教授則回覆當地所種的應該不是野生茶，就周遭環境而言，茶樹排列整齊，茶樹旁的植物看起來也已經被剷除，可以得知這些茶樹應該是被整理過的，並推測是由漢人所栽種。樟樹的部分，費教授則自謙對植物所知有限，並不確定有沒有拍攝到樟樹。而後洪廣冀教授則指出，照片中並未看到樟樹，且那附近的樟樹應該分布於陳有蘭溪一帶，集集附近沒有，原生林在當時應該已經不存在。

　　陳偉智教授則提問，在圖像中呈現 Edwards 的視界可以有兩種方向的思考，一是構圖問題，二是紀實攝影。史學家通常比較看重紀實層面的討論，那我們要如何分析構圖、甚至如何對話？陳教授同時也談到，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攝影師，彼此身處網絡不同，但各自的連結構成了結構性組織，才使得 Edwards 可以來到臺灣攝影。若考量這些因素，或許我們能夠對攝影師的構圖有更寬廣的解釋。另外，由這些照片出發，或許也可以進入當時的旅人市場，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 Edwards 的照片會在某些機構或某些場合下被發布出去。

　　對於以上提問，費教授提及自己的研究較重視構圖方式，因為攝影師過往所看到的內容，會影響到攝影師後來取景的內容。只是現在的困難點在於，研究者無法穿越時空得知 Edwards 曾經看過什麼。以目前所見的資料研判，Edwards 應該受過攝影師湯姆生的影響，或許也受到黎芳些許影響。Edwards 攝影的人物照比風景照多，但是除了這些資訊，仍舊無法更進一步掌握 Edwards 的拍攝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