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如怡博士演講「從另類醫學看現代醫學的興起——以十九世紀英國順勢療法的藥典改革為例」紀要

　　本場演講由中研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辦，邀請周如怡博士分享其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周博士擁有臺灣大學歷史所世界史碩士、倫敦大學學院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UCL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博士，以及在歐洲創立健康食品公司等經歷，目前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專攻醫學史，主要關切十八至二十世紀初另類療法的歷史，以及相關之博物學、植物學史。　

為什麼研究「順勢療法」(homeopathy)？　

　　周博士指出，就定義上來說，「另類」療法通常是指相對於西方生物醫學以外的療法，而大部分我們所熟知的另類療法，都是出自西方醫療傳統之外。順勢療法卻是一個來自西方、卻不屬於西方正規療法的醫療傳統。此外，過去相關的研究立場相當分明，若非支持者想為順勢療法辯護，即反對者指謫其為「偽科學」；對於其沒落，反對者主張順勢療法無法經科學證實而遭自然淘汰，支持者則認為順勢療法是醫療專業化競爭下的犧牲者。周博士甫進入博士班時，也經常被問及「順勢療法到底有沒有效？」這樣的問題。然而周博士不願陷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是從歷史研究取徑去探問十八、十九世紀的醫師們如何討論「順勢療法」？他們所爭論的又是什麼？

什麼是「順勢療法」？

　　「順勢療法」最初由德國醫師哈尼曼 (Samuel Hahnemann, 1755-1843) 在十八世紀末所提出。哈尼曼本人在短暫的行醫經驗後，轉向翻譯藥學、化學、醫學等書籍，由於精通多種語言，因此在撰寫譯註的同時做了許多考據工作。經由閱讀大量文獻加上自身實驗後，提出了順勢療法理論的雛形，基本法則有二：「以同治同」(Similia similibus curentur, like cures like) 以及「最小劑量為藥物」。其治療理論要言之，若健康者服用某種藥物出現某種症狀，則使用少量該藥物可治療有相同症狀之疾病。

　　但要如何找到可引發相同症狀的物質並確知其最小劑量呢？有別於同時代醫師遵循歷史文獻的記載，哈尼曼為高度的實驗主義者。哈尼曼召集學徒「以身試藥」，並詳實記錄所有用藥後產生的症狀，哈尼曼則將收集來的大量資料彙集成藥典，特別名之為《純粹藥典》（Materia Medica Pura，於 1811 年至 1833 年間持續擴增及修訂），以與過去以歷史文獻為依歸的藥典區隔。《純粹藥典》中以單方藥物對應之各種症狀，作為臨床診療時對症下藥的指南。至於「最小劑量」，則需透過稀釋來取得。哈尼曼早期實驗多使用未經稀釋的藥劑，後來才逐步增加稀釋的倍數，求得有效的最小劑量。

　　周博士指出，現今順勢療法藥物最常見的稀釋倍數為 30C（1C=1/100 倍），這也是主流醫學最常攻擊順勢療法為偽科學的理由之一，因為根據亞佛加厥常數 (Avogadro constant) ，若稀釋到 12C 以上倍數的劑量，就已不包含任何有效成分。但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順勢療法醫師臨床上使用的劑量，幾乎不會稀釋超過百倍，甚至也使用未經稀釋的藥物。這顯示十九世紀關於順勢療法的爭論，實質上與今日的相關爭議大不相同。

　　隨著哈尼曼赴萊比錫任醫學教授，再到法國執業，順勢療法逐漸傳遍歐洲。不過，大部分的人並不熱衷哈尼曼關於順勢療法的理論，而是對其藥物實驗及藥典的編纂感興趣。於是乎，藥物實測社團 (proving society)、順勢療法學會在各地興起並發行期刊，交換藥物實測結果。

　　周博士將十九世紀上半葉在英國興起的順勢療法，視為「藥物實驗的社會運動」。這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訴求各異，其主張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反抗權威」，順勢療法給予病人訴說身體經驗的空間，且患者自述成為給藥的重要依據，使得醫療行為不再只依賴醫師的權威與獨斷，同時，相對溫和、簡易的藥物治療，也讓居家自療成為可行之道；上述特性促成順勢療法的支持群眾經常與當時許多社會運動（如反疫苗運動）結合。二、「改革醫學」，許多支持順勢療法的醫師期望透過順勢療法的藥物實證與理論，讓醫學得以擠身「科學」之列，正當化醫師的專業地位；因此他們不僅主張順勢療法的科學性，更強調其理論足以改革當時的正統醫學。三、未必持有鮮明立場的部分支持者則認為，相較於主流的放血療法或高劑量藥物，順勢療法才是溫和且「文明」的療法。

　　上述群體支持順勢療法的理由固有雷同，其訴求卻存在顯著的利益衝突。例如，現今留存的史料絕大多數出自致力於醫療專業化的醫師，其論述往往刻意忽略那些主張人人皆可實踐醫療的社會運動者立場。亦有論者主張，一旦承認順勢療法有效，形同接受「自然療癒」(natural cures) 的可能性，勢必撼動專業醫者存在之必要性。執行傳統療法的醫師或為了捍衛長久承襲的古典理論，或鞏固其專業地位及生計，皆嚴厲質疑順勢療法低劑量用藥的療效。

　　順勢療法的歷史反映了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藥物療法 (drug therapy) 的演進史。周博士指出，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順勢療法的影響力在主流醫界中默默發酵，我們可以在非順勢療法的醫學著作中，看到與順勢療法藥典極相似的使用方式，甚至有醫師脫離順勢療法圈後，旋即出版三大冊藥典，內容鉅細靡遺的記載了藥物種類及對應症狀，大受讀者好評的同時，也遭到順勢療法圈指控抄襲。此後，諸如此類的抄襲爭議不斷，實則顯示順勢療法極為重要的革命性──影響了主流醫界藥典及醫論（尤其是針對用藥方法）的書寫；加上坊間暢銷的各種家庭備藥手冊 (manual of domestic medicine) 亦採用順勢療法的用藥原則，越來越多民眾接受順勢療法。

順勢療法的改革及其沒落

　　上述群眾導向的市場趨勢，隨著同時期英國社會運動擴張，持「抵抗權威」的順勢療法擁護群體也日益壯大。主張專業化地位一派，則面臨兩大阻礙。首先是前面提及順勢療法對於藥典改革的貢獻，由於主流醫者鮮少承認自己參考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受到主流醫學界認可」的目的似乎難以進展。再者，更大的難題在於順勢療法的藥典本身。十九世紀初，以哈尼曼為首的藥典彙編，對於症狀及疾病並無任何統一的分類系統，隨著資料累積，順勢療法藥典所記載的藥物從十九世紀初的百來種增加到世紀中葉之後的上千種，每種藥物可能對應上百、上千種症狀，這種「資訊爆炸」(information overload) 的狀況不單構成臨床實作上的繁瑣、窒礙，亦背離順勢療法科學化的目標。

　　十九世紀後半葉，順勢療法學界決意改革藥典。首先過濾不可靠資訊，例如刪去哈尼曼生涯晚期所實驗的高稀釋倍數處方，僅保留 12C 以下——當時順勢療法學會研究後斷定為最小有效劑量——之處方。接著，借用「疾病發生學」(pathogenesis)、病理學 (pathology)、解剖學 (anatomy) 等主流醫學概念（儘管實際上相距甚遠），改良藥典之資訊呈現方式。上述舉措不僅反映出順勢療法學界現階段的目標及焦慮——如何能得到主流醫學界認可——，亦揭示了「創始者」權威的衰微，順勢療法學界不再以哈尼曼馬首是瞻，甚至開始批評其論述。周博士認為，此時期實踐順勢療法的醫者正在重新詮釋順勢療法的歷史，同時摸索自身（新）的身分認同。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藥典改革為何無法阻止順勢療法式微？該工程絕非重整資料而已，順勢療法的用語也與現代醫學有所差距；不僅修編藥典的人力資源匱乏，還有許多堅持哈尼曼作法的「基本教義派」順勢療法醫師開始批評改革者。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改革過程中順勢療法的支持者與不同群體接合，尋找各自的定位，以至於終究無法形成訴求一致、具向心力的社群。晚近則有研究者認為，順勢療法醫者在概念、語言的使用上，逐漸趨同於主流醫學，導致順勢療法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沒落。然而，周博士認為上述觀察仍流於片面，許多醫者雖然積極採納現代醫學語言，並試圖透過主流的科學試驗來證明順勢療法，但他們仍然秉持順勢療法的原則。此外，以順勢療法為理論基礎的各式家庭備藥手冊亦長銷至二十世紀。因此，何謂沒落？誰決定其沒落？這都是另類療法研究者可繼續深入探究的問題。

提問討論

　　演講結束後，史語所吳孟軒教授就其所閱讀到的相關史料，發現順勢療法與主流醫學的爭論點在於是否能普遍化 (generalise)、系統化。尋找普世皆準的原則 (principle) 是西方現代醫學一直以來的目標，然而哈尼曼及其早期追隨者卻拒絕系統性的整合；因此，吳教授好奇十九世紀英國順勢藥典改革者對於知識整合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周博士回應，關於「普遍化」的爭議多見於十九世紀早期，後期較少，反倒是「以同治同」是否作為一個最根本的醫療原則，在順勢療法圈內產生了分歧。

　　吳教授接著詢問從哈尼曼開始的自體實驗 (self-experimentation) 方法至十九世紀時的實作情況。周博士說明，自體實驗在順勢療法中依然是主要方法；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以動物作為實驗對象的研究，但由於動物無法口述，醫者如何觀察症狀，又如何評估觀察結果在人類身體上的適用性，仍有待考察。

　　李貞德教授提問，哈尼曼拿毒性劇烈的烏頭（附子）作為研究材料，是基於「以毒攻毒」的思維或者有其他考量？另外，哈尼曼出生於德國，並先於萊比錫大學執教，因此德國才是順勢療法的發源地，那麼，英國的順勢療法演變史有何特殊性？周博士坦言，歐洲的烏頭 (Aconitum napellus) 毒性稍弱於中藥所使用之烏頭品種 (Aconitum carmichaelii)，但仍被視為毒物。十八世紀一位德國醫師曾以烏頭做實驗，發現可治療某些病症，周博士推測該實驗結果很可能是哈尼曼的靈感來源（儘管他不曾對外坦承）。

　　至於英國的特殊性，周博士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相比美國的順勢療法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退潮，英國則發生在十九世紀後半，與國家從體制層面推行醫療專業化的時間點不完全吻合，故值得探討其沒落的歷史脈絡。周博士補充，其實「順勢療法」在歐洲各地知識轉譯的過程差異極大，例如十九世紀冰島「順勢療法」意指「非丹麥醫學教育體系出生」之醫者（當時冰島為丹麥殖民地），因此「順勢療法」在不同地區的意義、發展型態，實際上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很難以一概全。

　　李峙皞教授及李尚仁教授則關切社會史方面的議題，如演講中提到與反權威社會運動結合的順勢療法支持者，其所反抗的「權威」為何？國家？科學知識？專業組織？抑或是與各種政治思潮有關？另一方面，順勢療法倡議者的階級背景為何？十九世紀也是中產階級開始獲得政權分享的年代，此過程亦包含教育機會的分享，各名門大學逐漸開放入學的階級門檻，導致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知識分子不再需要從體制外運動反抗權威，上述脈絡是否構成順勢療法運動衰微的表象？周博士表示，他主要是根據傳播方式來界定這些反權威的順勢療法支持群體，他們的行動包括丟傳單、演講、遊行、抗議等，其訴求經常跟反抗權威有關，但其身分（受正統教育醫師、俗人、傳教士等）、經濟階層，及政治光譜範圍相當寬廣，因此也難以得出一個單一、全面的解釋。

　　輔仁大學歷史所劉韋廷博士則好奇是否有醫師是基於「反現代性」(anti-modernity) 的立場而擁護順勢療法？再者，在採用現代醫學方法之前，順勢療法如何證明其療效？周博士解釋，以哈尼曼為例，他所反對的是啟蒙時代追求理論的醫學風潮，因此在抵抗現代性的意義上，應從十八、十九世紀啟蒙運動的脈絡下去理解。至於證成療效的途徑，周博士認為主要方式是透過「統計」，故當時順勢療法學會才會號召大眾進行實驗，採集之數據越多，越能增加藥症相對應的精準度。

　　最後，民族所劉紹華教授就其從事醫療人類學研究之經驗，提出關於使用者端的問題。其一是關於宣傳手段，順勢療法界是否（如佛洛伊德一般）存在某個樣板型患者？其二，選擇順勢療法的患者有無特定身分、階級，其經濟水平的分布大約落在什麼位置？周博士表示，目前仍未看到樣板型患者的例子，但病人確實在順勢療法的宣傳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口耳相傳為主要消息管道，順勢療法的醫師及病患有著明顯的分流，例如學術經歷、經濟能力較高的醫師，多在倫敦精華地帶開設醫院，服務貴族；而在倫敦二、三區開業的醫師，其患者可能為中產階級或是平民；至於伴隨著社會運動、集會、講道的宣傳形式，則可能接觸到更下層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