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悌教授演講「晚明泉州的士大夫」紀要

　　本次東亞計畫專題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李孝悌教授主講，李教授的研究領域聚焦於明清社會文化史，著有《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中國的城市生活》等專書。本次演講以泉州士大夫林希元 (1482-1567)、何喬遠 (1558-1631)、李光縉 (1549-1623)、李贄 (1527-1602) 為例，探討晚明泉州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並透過與江南的對比，重新省思晚明泉州的獨特性。

　　承襲唐代以來對外開放的政策，宋元時代的泉州為世界海洋的商貿中心，中外交通貿易蓬勃發展，此盛況持續到明初仍未稍減，外國商人和使節多由泉州入華。然而，自明太祖建立「朝貢制度」始，泉州的地位受到了嚴重打擊，加上明初以來不斷有海盜與倭寇侵略，明朝厲行海禁政策，嚴禁華人下海通藩，使得泉州繁盛數百年的海外貿易一落千丈，其中，泉州市舶司成為只負責接待琉球一國貢使的專職機關。李教授認為，十四世紀初期是泉州作為中國最大海上轉口港的黃金時代，直到新興的明王朝於 1374 年禁絕對外貿易，泉州才開始逐漸沒落；然而，在十六世紀承平時期，李旦兄弟以平戶為基地，壟斷了外商進入中國貿易的窗口，泉州因此得以維持繁榮的局面。

　　透過何喬遠《閩書》「泉州，枕山而負海」、「地狹人稠，行賈寡出疆，仰粟於外，上吳越而下東廣」、「安平一鎮盡海頭，經商行賈於徽歙，入海而貿夷，差強貲用」等記載，李教授指出泉州因耕地不足，人民轉而行商各地，乃至出海與外人貿易的現象。這種對商業、貿易的依賴，是泉州文化極為重要的特色。另外，泉州的儒家文化與宗教的盛行也值得留意。「泉自唐以來，席相、當袞倡導於前，蔡襄、王十朋諸賢激揚於後，重以紫陽過化之區，薪傳不絕」、「同安自朱子簿邑以來，禮義風行，習俗淳厚。士多穎異能文，以節氣自勵」，可見泉州人對悠久的儒家文化頗引以為傲。除此之外，泉州亦有「佛國」之稱：「泉之為郡，風俗淳厚，其人樂善，素稱佛國」，與其相關聯的寺廟、鬼神與堪輿風水之風，不僅影響著平民百姓，縉紳之家也少有例外，「能摒斥浮屠者，邑數家耳」。如李贄對佛教的信仰，就和他落髮為僧一樣，從姑且信之的態度轉變為「和尚為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的虔誠感謝；林希元雖然對佛教和僧侶無比敵視，但對於地方官祈雨則樂觀其成，在他的文集中，有好幾則關於祈雨的記載；何喬遠信仰佛教，相信鬼神之說，在《鏡山集》中甚至可以看到他親自記述與呂洞賓的交往經過。

　　李教授藉著在南京、蘇州、杭州、紹興等地長期或短期居住的幾位文人士大夫的著作與生平，試圖呈現出晚明江南的特色，其中包括冒襄 (1611-1693)、侯方域 (1618-1658)、余懷 (1616-1696)、張岱 (1597-1689) 以及文震亨 (1585-1645)。上述幾位皆出身於仕宦之家，在科舉之路上受挫，並對現實政治懷抱深切的關懷，如冒襄曾加入東林黨、余懷參加復社運動，與阮大鋮等閹黨進行鬥爭。冒襄之外的四人，在亡國後也選擇殉身、抗清、出家、入山著述等各種艱難的道路，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如余懷和張岱在明亡後參加反抗清軍的武裝鬥爭，文震亨投河自盡不成，終憂憤絕食殉國。

　　除了政治之外，這些人和晚明泉州士大夫最大的差異，是這些江南文人不以儒學研究為尚，他們以最大的熱情營造出雅緻且頹廢的文人文化，致意於戲曲、生活品味和鑒賞文化。余懷在《板橋雜記》中，便有對秦淮名妓作「哀感頑艷」的記述，至於到南京後結識李香君的侯方域，則為《桃花扇》留下了最令人感傷的亂世戀情，而冒襄和張岱都有自己的家班，侯方域則「不耐寂寞，又解音律，在金陵日，每侑酒必佐以紅裙」，烘托晚明江南文化的絢爛。

　　先前所舉江南不第之文人，呈現出江南地區最醒目耀眼的文化特色，而泉州文化的代表則是泉州理學家林希元、何喬遠、李光縉、李贄。李教授以這四人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聚焦於泉州士大夫的著述、方志及其相關研究，重新建構嘉靖朝以降日益嚴重的倭寇對泉州人民所帶來的具體傷害，並重建晚明泉州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體面貌。

　　雖然江南文士強烈批評時政，並以嚴酷的行動表達他們對明朝覆亡的決絕姿態，但在他們身上卻看不到尊經、理學和儒學的色彩。相反地，相較於江南文士雅緻頹廢，講求風流品味的生活風格，泉州士大夫過著近乎「入世苦行」的生活。舉例而言，才高學富、勤於著述的何喬遠，撰寫了三部大書——彙集大量地方文獻的《閩書》、明代私人纂修的明史《名山藏》，以及明代詩文的彙集《皇明文徵》。這樣的理學家，不但與秦淮名妓沒有任何關聯，更認為戲曲應當淺嘗即止，和江南文人的生活型態可謂天壤之別。一生潛心理學的林希元則被乾隆間知名的程朱學者雷鋐 (1696-1760) 視為繼蔡清 (1453-1508)、陳琛 (1477-1545) 之後，泉州最具代表性的程朱學者，其著作《四書存疑》也家傳戶誦。

　　李教授進一步指出，《泉州府志》描繪泉州為「海濱鄒魯」相當合乎事實。泉州的中舉人數不僅為福建最高，泉州士大夫更「以理學經濟為務，恥為詩賦文詞之習」，且林希元、何喬遠、李光縉等人也致力於書院中培養後進，因此說泉州「盈溢經學之儒，彬彬輩出」並不為過。

　　接著，李教授提到嘉靖年間，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問題日趨嚴重，私商、海盜與倭寇狼狽為奸，為此朝廷重申海禁政策，嘉靖二十一年 (1542)「寧波知府曹浩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廣捕接納通番之人」。另外，由於明朝以紅夷為賊，荷蘭人只好另謀出路，在臺灣發展出重要的據點，「雞籠、淡水之地，一日夜可至臺灣。臺灣之地，兩日兩夜可至漳、泉內港」。雞籠、淡水的地利之便，讓商人不必遠歷重洋，冒著海上的風浪、匪寇和官府的追捕，在兩日夜的時間，便可抵達「廣衍高腴，可比中國一大縣」的大島，加上中國沿海民眾的協助，荷蘭人獲取了極大利益，同時也讓明朝政府蒙受相當的損失。即便如此，晚明泉州仍十分重視商貿，在李光縉《景璧集》中記載了大量因生活所需而棄儒從商，或是自幼便外出經商的例子，如〈寓西兄伯壽敘〉篇描述一位自十二歲開始經商、從小商人發展成大商人的歷程。在農業商品化的時代，有大量務農致富、以陶致富的例子，也顯示泉州人民在商業、仕途和儒學之間徘徊的特殊境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景璧集》中有幾位嫁作商人婦的女性生命歷程的記載。李贄「自耕稼陶逾，無非取諸人者」更是將商人和一般百姓的日用倫理與價值等量齊觀，肯定士、農、工、商在「道」面前完全平等的地位。

　　李教授總結，透過這些晚明泉州士大夫的豐富著述，可以重新發現當地士大夫、婦女、庶民等各階層民眾的商業與宗教活動。這些資料不但重建了晚明泉州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體面貌，更藉由與晚明江南的對比，顯示出泉州在儒學、商業、宗教的獨特性。

　　演講結束後，文哲所廖肇亨教授首先指出，福建寺廟的保存狀況較其他地區完善，且在儒者之外也有許多將軍來自泉州。史語所王鴻泰教授則指出泉州文化研究的困難之處，由於泉州和以往晚明研究重鎮的江南文化差異甚大，因此從文化史、心態史、知識系統、文化論述的角度切入，是個很好的示範與嘗試，並由此重建另一尚待開發的晚明區域文化圖景。現場與會學者也陸續提出相關看法，例如在演講中所提到的四位理學家思想中強烈濃厚的泉州當地儒學特色；再者，沿海的生存情況，如海禁、開港等政策都會影響在地人士的思想，是不可忽略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