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安屴教授 (Emily Mokros) 演講「Between Wars in Beijing: Taking Stock of the Taiping Northern Invasion in Mid-1850s Zhili」紀要

　　Emily Mokros教授本次講題「Between Wars in Beijing: Taking Stock of the Taiping Northern Invasion in Mid-1850s Zhili」，為其寫作中的新書章節。Mokros 教授以縣志、詩集、私人史著等材料為核心，討論在 1850 年代，太平天國北伐北京的時期，時人如何討論、記述這段在直隸省進行中的歷史事件。

　　Mokros 教授認為，與太平天國在東南沿海的主要佔領區之記述相比，關於直隸省的記述有如下特點。首先，在這十年，除了太平天國的戰事之外，直隸省還發生諸如黃河改道、蝗災、捻亂、錢法改革等諸多事件。因此，在時人眼中，太平天國「北竄」僅是一系列災難之一，而非獨立於直隸所遭受的天災、人禍之外。例如在當時的《固安縣志》(1859年) 就寫道：「惟時黃流橫溢，四郊盡成澤國，加以逆氛北竄，相去僅四百餘里。防兵駐境內，田野荒蕪，商賈斷絕邑之，民幾不聊生矣。」文中，黃河改道與太平天國，同為作者所記述的直隸省內「民不聊生」之一部分。

　　再者，相較於許多本土文學作品描寫太平天國對於東南沿海創傷性，這段時間直隸省的記載很多是由「外人」寫就。包括宦遊的士人、重臣大吏幕府中的成員，又或者是與上述幕府成員有聯繫的士人等。例如曾入河南巡撫嚴樹森幕府、與曾國藩交往的方宗誠 (1818-1888)、入駱秉章幕府的黃彭年 (1824-1890)，以及與黃彭年來往的唐炯 (1829-1909) 等等。

　　這些「外人」撰述太平天國北伐史事，其目的除了紀錄事件之外，也是為了傳遞他們理想的價值觀。特別是為壯烈犧牲的「守土官」事蹟大書特書。例如罵賊而死的臨洺關同知周憲曾、身中七刀的沙河縣知縣王衡等等。這些記述既讚揚守土官寧死不屈，也是對清軍隊的責問，因守土官之所以陣亡，往往與清軍的缺席乃至戰敗有關。同時，這些記述也質疑朝廷對於守土官的標準過苛。例如有守土官陳登漢重傷後僥倖為人救活，卻反因沒有壯烈犧牲而遭到流放。這些官方記述著重凸顯守土官員慷慨就義的氣節，但是對於一般民眾在戰時的受害經歷則記述不多。Mokros 教授提示，我們難以想像在圍城等軍事活動的情況下，平民百姓還能安然無事。

　　此外，這些「外人」可能也是在向潛在的政治、軍事贊助者提供情報，用以理解、分析局勢，並為接下來的討伐太平天國行動提供對策。例如，當唐炯將其詩作〈書欒城縣知縣危公死事詩〉寄給黃彭年時，他不只是向對方傳達一位烈士的故事，同時也講述了農穫、天災、民心等有益於了解華北戰事的資訊，乃至於河南、安徽官軍的軍事部署。Mokros 教授提醒，這顯示出這些關於直隸省戰事的撰述，都完成於「戰事尚未完結之時」的當下；亦即這些記述本身就是要為解決戰事有所助益而做。例如當黃彭年為陳鍾祥《夏雨軒雜文》作序時，是咸豐十年 (1860)，大清各地的戰爭，都仍方興未艾。

　　總結來說，關於太平天國戰爭記載，是直隸省當時諸多天災人禍的一部分，北京周邊居民，以及記述的外來者，並不將其單獨理解。也可以說，與太平天國在江南的戰爭回憶相比，時人眼中太平天國的北伐戰爭，並未帶來相同的創傷。再者，眾多從事撰述的外來者，並非單純紀錄事件，其寫作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傳播理想的價值觀、批評當前政府的缺陷；二者也是為了向主掌軍政大權者傳遞有用的政治、軍事情報。而這些目的與撰述的「同時代性」有極大的關聯；亦即在這些外來者寫作的當下，戰事尚未結束，如何有益於解決問題，是他們最為關切的所在。

　　與談人金環教授評論道，關於太平天國北伐對華北社會的影響，目前仍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Mokros 教授今日的演講，從方志、私人記述、官修歷史、詩集等不同材料出發，讓我們對時人如何記憶、理解這場戰事，有了更全面的認識。金環教授特別提醒，Mokros 教授提示我們，官軍對地方民生的破壞可能遠大於太平軍，這可以讓我們對戰爭如何影響地方社會，尤其是 “Small Violence” 的頻繁發生，有不一樣的衡量標準。另外，Mokros 教授也促使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歷史記述之間的差異，特別是在評價人物的詮釋，如陳登漢一事，官方與私家的記述就有全然相異的評價。

　　隨之，金環教授提出五個問題請教。首先，Mokros 教授所觸及的華北史料，是否傳達出與江南地區對戰爭敘述，有著截然不同的戰爭經驗？第二，金環教授依自己的史料閱讀經驗，自然環境與戰爭破壞，是太平天國在南方戰爭記述的重要元素，這與北方戰事經驗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有多少差異？第三，金環教授注意到，Mokros 教授認為關於直隸省的太平天國戰爭經驗，缺乏日常性的記載，這令人好奇，這般缺乏日常經驗的戰爭記述，是否反映在其他北方戰爭的記述之中。第四，Mokros 教授在演講中所提及的記述，似乎都非由戰爭親身經歷者所做，這個特點是否意味著直隸省第一手戰爭經驗的記載較少？。最後，在 Mokros 教授的敘述中，黃彭年一再地出現在不同人的故事中，似是極為關鍵的人物。金環教授想請 Mokros 教授對這個人物再多展開敘述。

　　Mokros 教授回應道，儘管在南北的記述中，都曾經出現關於太平軍身分認定的混淆，但在北方記述中，平民百姓對太平軍與土匪的區分是很模糊的；多數人只知道這是一群較大規模的武裝集團，並不太關心太平軍與一般盜匪有何差異。

　　滄洲的案例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其中顯示旗人與一般漢人間在防務上的關係，是其他地方較少提及的。北方與南方在記述之間的另一個差異是，對南方來說，京城是遙遠的存在，但北京卻與直隸省的官員、居民近在咫尺。然而即使是京城防務，似乎也對敵人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們對於如何判別所搜捕到的疑犯是否真屬太平軍的標準，可能只是因他們身上有刺青等細項。在抓捕到的人犯中，有不少人根本是當地居民；他們因各種原因，或主動、或被動地加入太平軍。

　　當地居民加入太平軍這點上，就連結到金環教授的第二個問題。Mokros 教授說明，當時直隸的經濟，同時在天災、戰事以及政府經濟措施、防務政策的結合下遭到摧毀，北京發行的錢幣亦不受居民所信任。在此情形下，直隸部分居民樂意服務太平軍，藉此得到款項返鄉。這種心理因素，可能是直隸省特殊的情形。至於一手紀錄，在僧格林沁所俘虜的太平軍中，有人成為資訊提供者，為清廷提供當時關於太平軍的第一手記錄。

　　關於黃彭年，Mokros 教授近年才入手他的日記。資料顯示，黃彭年確實是直隸省太平天國戰爭敘事的情報網路中，相當重要的人物。他本人對這些訊息收集相當感興趣，多次要求尋找知情人士報導、寄信給他。可以說他一直忙於收集、整理及分類這些資訊的工作中。

　　主持人李仁淵教授分享了三點想法。首先，過去對太平天國的研究以南方居多，Mokros 教授本次的演講，讓我們認識到太平天國不僅是一個南方的現象，它在北方也造成深刻的影響，並留下豐富的紀錄。不過，除了文集之外，官方檔案或許會因華北離京師更近的事實，留下來的紀錄在性質上或許與南方不同，影響到我們對戰事的記憶。《京報》也許是一個線索。再者，本次的演講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一個大問題：「戰爭如何記憶和書寫？」我們可以透過南、北對這場戰事的不同記述方式，進行一些比較。在江南許多當地人出版的戰爭記憶與地方的認同和重建相關，而華北這些由外人書寫的戰爭記述如何出版、流傳、閱讀？這些記述的目的與意義或許便與南方不同。

　　Mokros 教授非常感謝李教授提出資訊流傳的問題。她指出，當時北京處於怎麼樣的「孤島」狀態，就是理解資訊傳播很重要的因素。人員是否能進出北京？是否安全？當時如何在華北旅行？這些都會影響到資訊流傳。南方與北方記述之不同也是很有趣的問題。即使在當時，北方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可能也因為南方的戰事還在進行，而被擺到較不重要的位置。而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可能越來越不願意描述滿漢之間合作的事情。以 Mokros 教授很重視的滄洲而言，在民國時代的方志就不再記載旗人與漢人的合作。關於《京報》，遺憾地是，並沒有太多關於太平天國細節的記載，而大多僅停留在政府運作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