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柏宏教授演講「越南裴輝松《四禮略集》的知識傾向──兼論與《壽梅家禮》之關係」紀要

　　劉柏宏教授的研究興趣為探討儒家經典與傳統秩序之間的關係。從此關懷出發，劉教授以三《禮》為對象，積極探討制度、規約、傳播、教化等課題。2016 年取得政治大學中文博士學位後，劉教授於中國文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並在 2018 年 7 月成為助研究員。著有專書《開創與影響：王肅禮學義理及中古傳播歷程》。

　　劉教授目前的研究方向為《禮記》的傳播，並以越南《家禮》為比較對象。本次演講以越南阮朝裴輝松《四禮略集》為例。雖然此文本出現時間相當於中國清代，但其中所記載的資料結合明清文獻，尤其是《家禮》書的文獻，顯現當時期的文獻擴散。劉教授認為，越南是一個禮學容受的實驗場，相較日韓，越南對儒家的接受屬於個別、單點式的接受；其重視實用，不受制於理論。這樣的角度得以使其跳脫既有的明清思想史解釋框架，重新理解「禮」的傳播。

　　在明永樂十七年，永樂帝 (1360-1424) 開始將《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書頒布給周邊國家。目前研究發現，朱子 (1130-1200)《家禮》傳入越南的時間不晚於 1419 年。後黎朝景興十九年 (1758)，越南官方在舉行喪禮的時候，就已經按照《家禮》的制度舉行；在黎貴惇 (1726-1784)《黎貴惇家禮》中也有見到朱子《家禮》的內容。另外，阮朝嘉隆帝 (1762-1820) 頒布《皇越律例》中，也依照《家禮》制刑。這些事實顯示官方與民間對於朱子《家禮》的重視。

　　劉教授以阮朝《大南一統志》為例，考察朱子《家禮》在越南的開展。劉教授發現，使用朱子《家禮》的情形，以中越與南越偏多。其傳播路線以順化為中心，向南部擴散；其模式多為單點式，少有大規模區域施用。另一方面，北越出現朱子《家禮》的使用表現只有太原和清化兩地。整體而言，有別於中日韓，越南人士看待禮學的獨特之處在於以實用為主，重視《家禮》的儀節度數，而不太重視背後的學理基礎。其關於知識的傾向，多以兩種方式呈現。一為以「問答體」來呈現，如《胡尚書家禮》、《家禮或問》。二為以「輯要體」，摘錄各個禮書中的儀節，如《文公家禮存真》、《四禮略集》。其中裴輝松所編制的《四禮略集》，就篇幅和內容而言，是輯要體中最完整、大規模的成果。

　　緊接著劉教授開始介紹裴輝松。裴輝松居於河內，在當地頗有名望，為昇龍名士之一，主要從事教子（地方教育）、行善、集書（出版事業）。裴輝松與其親戚一同經營如月堂書房，所發行的書籍多以儒家教導為主，並融合當地信仰。透過這些書籍，可以發現越南信仰中的交雜性。這些書都有明顯的推廣文教目的。如根據《五倫國語歌》改編而成的《五倫記》，使用喃字標記讀音，以便不識中文的讀者閱讀。《闕里合纂》則為一部記載孔子與孔門事跡的類書，提供無法前往中國參觀孔子故居的讀者了解孔子生平的機會。由此可知，裴輝松集書的事業與教育的事業相結合。裴輝松同時也是嚮善會的一員。在當時越南充斥著「讀書不求實際，只求功名利祿」的風氣之下，嚮善會希望可以改變世風，因而提倡「人間文字無權全憑陰德，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田」的想法。透過嚮善會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裴輝松在編纂《四禮略集》一書時所採用的策略。劉教授補充，至今嚮善會的後人仍然保持聯繫，不斷提倡河內的文教工作。

　　《四禮略集》的出版具有特定的目的。當時越南亦在推行家禮，但偏重喪禮、祭禮，偶爾依《家禮》行婚禮，冠禮則完全忽視。主張冠禮位於四禮之首的裴輝松認為，編纂一部完整的禮書有其必要性。劉教授認為，《四禮略集》之所以不取名為家禮，主要是為了要與當時其他家禮著作做區別；因為完整的家禮在裴輝松眼中，必須包括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劉教授指出，裴輝松希望讀者在閱讀完《四禮略集》之後，不流於俗，能夠完整地認識行禮背後的意義。裴氏在編輯《四禮略集》時，參考、蒐羅了許多明清私家儀注，由此在辨析哪些內容出自裴氏之手較為困難。

　　在進一步探討《四禮略集》的知識傾向前，需要先了解朱子對於《家禮》的分類。一為日常使用，稱之為「本」；另一為在婚喪喜慶之特定節日使用者，稱之為「文」，而有本有文是《家禮》一開始的規模。然而當朱子《家禮》進入越南時，考察《四禮略集》的內容，書中不只蒐集儀式，還蒐集地方風俗——涵蓋的地區並不限於越南，也包括中國。《四禮略集》結合了古禮、今禮、俗禮（國俗），彷彿是一本寰宇大全。《四禮略集》中也記載行禮之中使用到的許多技術、數術、方術，並且亦提供許多禮學理論，甚至是經說及沿革。經由這些蒐羅與記載，間接顯示裴輝松的禮學觀點。劉教授點出，裴輝松的禮學思想為「禮由心生」。雖然明儒已曾提出「禮由心生」這個想法，然而劉教授認為經由「禮由心生」，裴輝松賦予古禮、今禮、俗禮同等的價值。所有的禮俗，都是一地之人由他們的心所發出來的，所以每一樣禮俗都應該受到重視。

　　事實上，裴輝松與《四禮略集》是在回應越南《家禮》在地化的議題。由胡嘉賓（號壽梅）所撰的《壽梅家禮》成書於十八世紀後期，內容為記載從入棺至服滿的喪儀。《壽梅家禮》不屬於正統的禮書，是為了方便使用而出版的作品，因此存在諸多版本。也因為如此，使得《壽梅家禮》逐漸通俗與普遍，在民間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並嵌入於各種不同的文本之中，例如《釋迦正度實錄》附有「增補壽梅家禮各節祭儀并祭文」。由此可見《壽梅家禮》已為越南一國的習慣法。既有通俗性，又有文化代表性。因此，是否輕易地改革《壽梅家禮》，成為認同越南文化的儒者所面對的問題：既要保存越南傳統文化、《壽梅家禮》的地位，又不希望其中闕漏的內容帶來影響。

　　在這樣情況下，儒者希望在不撼動《壽梅家禮》的基礎上，試著補述與更正其中的內容。劉教授認為，裴輝松《四禮略集》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書其中沿用、補充許多《壽梅家禮》所缺乏或簡述的內容。以虞祭為例，在《壽梅家禮》中僅以「有神者先參後降，無神主先降後參」兩句話帶過。而在《四禮略集》「初虞執事陳器具饌」中，按理說只需要講解祭祀所需要的器具與內容，然而卻多引入朱子《家禮》的內容，清楚說明「有神者先參後降，無神主先降後參」的理由。

　　最後，劉教授為大家介紹從事越南研究的相關資源，並表示越南研究為文哲所長年經營的研究領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參與。

　　演講後的綜合討論，主持人林素英教授的回應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林教授認為《四禮略集》整體內容編排並不是非常有邏輯，並且在通禮的部分稍嫌繁雜。並點出《四禮略集》在編排上的矛盾之處：裴輝松既然認為冠禮居於四禮之首，意識到冠禮為禮之始，婚禮為禮之本，然而為何在《四禮略集》內容編排上，冠禮的內容置於通禮之後？除此之外林教授也補充，由於死亡在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喪禮地位理當居於首，而其內容也最多。因此透過《壽梅家禮》與《四禮略集》二者的關係，可以知道禮與俗之間，並不是對抗，而是相互融合的。其二，針對劉教授在演講伊始提出，和中國文化接觸最早的為北越，然而為何反而是中越、南越較多見到施行《朱子家禮》此一問題。林教授認為其與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相關聯，這些都會連帶影響文化交流，並且有很長的連鎖性，特別是與政治有關。最後林教授建議劉教授可以關注嚮善會成員與組織中的活動發展，林教授認為該組織的活動，與越南「禮」的發展絕對有所關聯，並期待日後由劉博士帶來深入的探討。

　　與會學者鍾雲鶯教授提出，關於為何中、南越對於推廣中國文化相較北越更為積極一問題，是否與明遺民鄚玖 (1655-1735)、鄚天賜 (1700-1780) 當時在河仙鎮，華人族群的開墾有關，且華人族群重視家禮，由此逐漸影響地方。另外，鍾教授補充，當時嚮善會集會的地點旁邊是玉山祠。玉山祠是當時河內非常重要的扶鸞場地。在河內大多數關於扶鸞的書籍，多出自玉山祠。雖然在 1975 年之後文獻皆已消逝，但漢喃研究院可能仍保留當時的扶鸞書籍。鍾教授建議劉教授，或許可以從此一角度了解裴輝松《四禮略集》的傳承意義。另有學者詢問劉教授對於「知識傾向」的討論，並建議劉教授提供更精確的定義。演講於師友們的對談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