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惠敏教授演講「從《恰克圖條約》看中俄邊境的管理」紀要

　　賴惠敏教授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專長為清史，研究領域廣泛，涵蓋財政史、法制史、政治史及家族史，出版專書數本、論文數十篇。賴教授2020年出版的《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討論清朝如何以有限的經費有效治理喀爾喀蒙古，而商人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23年賴教授出版《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書中探討俄羅斯進口的毛皮及紡織品對北京時尚的影響。承接這兩本書對於邊疆、中俄貿易等議題的關注，本場演講之主題，為清朝前期中俄邊境的管理方式，以及其中牽涉的法律制度問題。

　　賴教授首先介紹此一研究主要使用的史料，包括中研院近史所館藏的《恰克圖條約》〈雍正五年與俄羅斯議定十一條設立疆界鄂博案〉。《恰克圖條約》目的在於釐清中俄邊界地圖上未標明的區域，明確邊境界線，補足《尼布楚條約》內容之不足。另一重要史料，係202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全集共19卷，內容涵蓋自順治至清末。該檔案主要來自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之滿文《軍機處月摺檔》和《俄羅斯檔》。一檔館滿文部花費22 年時間，將這些滿文檔案翻譯成漢文，又收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等，裨益中俄關係的研究。

　　為了有效利用卷帙浩繁的《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賴教授與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郭至汶教授合作，由擅長使用AI工具結合歷史研究的郭教授建置《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資料庫，用以輔助資料的擷取與彙整。郭教授也向與會者說明建置資料庫的流程。首先是將檔案集經過光學字元辨識成文字檔，再透過正規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對文本進行編輯，處理文本錯位、連接斷行的句子，而後再將文字檔轉成一結構化的檔案，例如CSV檔。結構化後的檔案可使用Python的Pandas套件對檔案進行複數個關鍵字的搜尋。使用Pandas對檔案進行搜尋，能精確找到複數個關鍵字所對應的文本內容。除了關鍵字搜尋外，還可透過Open AI的API執行命名實體識別(Named Entity Recognition)的功能，擷取指定文件中的人名、地名等特定名詞。由此，研究者能迅速地掌握檔案中的資訊。郭教授展示如何使用AI工具優化資料庫，這些功能可幫助研究者在史料搜集、判別上有更細緻的掌握。

　　郭教授介紹完資料庫設置後，賴教授指出，中俄邊界的「卡倫」在邊境管理中有重要作用。雍正五年(1727)，清廷設立漠北蒙古卡倫官兵管理邊境貿易，負責稽查盜匪、查拿逃犯等；透過中研院的GIS系統把卡倫的位置標記於地圖上，得以更清楚每個「卡倫」的地理位置，由此做出較精確的討論。關於管理邊境的法律依據則來自〈雍正五年與俄羅斯議定十一條設立疆界鄂博案〉，其中第十一條述及關於中俄邊境地區若遇到逃人、殺人、偷竊的情形，應如何審理的法源依據。除了以條約作為法律依據的運作與實踐外，亦會依照原有的《蒙古律例》處分罪犯。

　　雍正二年 (1724)，清廷已著手與俄羅斯議定交還逃人及勘定喀爾喀邊界事宜，後將結論詳細載入雍正五年的《恰克圖條約》。雙方議定以各自所設之卡倫為界，卡倫駐紮兵丁，並設有章京管理，凡行人往來、通商貿易均須經由卡倫，不得由其他路線通行，若有蒙古逃人被俄羅斯遣回，也在卡倫交換逃人。雍正年間清朝與準噶爾戰爭，許多蒙古人需提供牲畜，因差役負擔繁重導致逃人增加，影響了清朝的軍事資源調度。理藩院向俄方提醒兩國議定之第十一款載明「彼此不相收納逃人，應拿獲遣還」。俄羅斯方亦不收納逃人，若有拿獲則與清方約在卡倫交還逃人。逃人被遣回後，由蒙古地方的盟長、王公等審訊逃犯，為首者從重處分，從犯則依情節輕重酌量處置。

　　《恰克圖條約》後，清朝為了保障行旅安全，又在《蒙古律例》中增訂29條例，作為搶奪罪行的判刑依據。清準戰爭期間屢有發生盜搶馬畜事件，雍正十年 (1732)，清朝向車臣汗徵兵三千名，因士兵缺乏盔甲、馬褂、腰刀等軍需物品，車布登班竹 (?-?) 遂派屬下至京城採買帶回，將送往軍營。途中，領侍衛內大臣豐盛額 (?-?) 奏報，遭成群喀爾喀人搶奪多匹馬畜，追擊後搶匪仍然逃走。匪徒係車臣汗車布登班竹管領之人，他們還搶劫了俄羅斯商人的幾十頭牛、馬。雍正十一年 (1733)，蒙古親王敦多布爾濟 (？-1743) 旗下人等，又搶奪俄羅斯牧場牲畜、射殺俄羅斯人。這群人被捕後，根據律法將所有參與者按照罪行輕重判處斬決或鞭責，同時將搶劫者的妻子與家產沒收、分配給部落中其他效力之人，以示懲戒。此案件發生後，清朝方面將俄羅斯失竊之牛馬如數解運至恰克圖，由俄羅斯官員接收；再將搶劫人犯已審結之情形譯成俄羅斯文，咨行俄羅斯薩納特衙門。

　　除了逃人、搶掠等問題外，中俄邊境亦有走私貿易發生。賴教授過去曾討論乾隆三十一年 (1766) 駐紮恰克圖的協理台吉噶勒桑 (?-?) 在卡倫走私貿易，以及商人徐達龍至卡倫走私貿易之案例。《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顯示，，卡倫的走私貿易在雍正朝業已出現，晉商朱成龍案即是一例。雍正十二年 (1734)，朱成龍與俄羅斯商人在卡倫貿易遭到查獲，朱成龍等人交由張家口同知審理，偷越卡倫前來貿易的俄羅斯商人則解送俄羅斯卡倫頭目。根據朱成龍的交易貨物清單可見，其攜帶的貨物以布匹為主，在卡倫換取皮毛，符合中俄恰克圖貿易的交易方式。因交易方式為以物易物，從朱成龍等人換得的牲畜數量估算，其可能攜帶超過20萬斤的茶葉與俄方交換馬匹。此案反映出朱成龍繞路前往別處貿易，並與俄羅斯商人進行走私貿易多年，審理後即按《恰克圖條約》之條例將其走私貨品入官。

　　最後，賴教授說明乾隆時期邊界管理出現的新條例。乾隆三十三年 (1768)，庫倫辦事大臣瑚圖靈阿 (1757-1808) 和俄羅斯簽訂恰克圖章程，互換新訂條例。其中修訂了關於雙方邊民竊盜、脫逃、如何獎賞緝盜之人、拿獲盜賊時間、丟失馬畜等事宜之相關條例。透過這些條列，反映中俄間邊境管理的規章制度有不斷調整，以符合邊境的實際情況。《恰克圖條約》簽訂後，清朝在漠北蒙古設置卡倫，由卡倫官兵負責維持邊境穩定；又因許多商人至喀爾喀蒙古貿易，關於商人貿易的規範與限制亦載入條文中，因應局勢修訂條約或律例。如乾隆、嘉慶年間，中俄邊境緝拿的走私貿易改罰牲畜，成為庫倫地方的財政收入之一。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巫仁恕教授表示，邊境管理的課題十分複雜，自《尼布楚條約》至《恰克圖條約》的簽訂，反映著清朝如何處理與他國間的外交互動；有趣的是，參與議定條約者是滿人、俄羅斯人與負責翻譯的西方傳教士。然而受到條約的影響者，大多是在中俄邊境活動的蒙古人、漢人與俄羅斯人。當有司法案件發生時，牽涉其中的人物身分往往十分多元，且邊境管理可運作規範不只有條約，還包含《蒙古律例》等法條。因此，賴教授的研究不只是外交上的條約制定問題，更是清朝的內政治理、邊境治安的維護等問題。如前所述，管理此處可用的規制不只一種，而在各式不同條例中，又可見不同族群對律例制定的影響，實是中俄邊境管理的法制議題中可再深入的部分。

　　另外，在許多關鍵議題上，如討論中俄邊境中蒙古人的角色、卡倫走私貿易等問題時，應更清晰地解釋歷史事件。這些群體的背景和目的，得以明晰清朝在中俄邊境管理上所面對的情況，使讀者能更瞭解中俄邊境管理上諸多複雜議題之間的關聯。綜合討論時間，張寧教授、吳啟訥教授、孫慧敏教授等與會學者，均就清朝的中俄邊境管理方式，以及如何使用 AI 優化資料庫，再將這些功能運用在歷史研究等問題進行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