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教授演講「臺灣與東亞的帝國轉型：牡丹社事件與清帝國秩序的重振與瓦解」紀要

　　林文凱教授善於將社會學方法引入歷史研究，其研究領域涵蓋社會經濟史、法律社會史、歷史制度論等，主張將臺灣史置於東亞史乃至於世界史脈絡下理解，賦予臺灣歷史現象更深入與宏觀意義。本次演講從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談起，透過東亞史及世界史的視角，探討晚清東亞帝國秩序的歷史轉型。與談人李啟彰教授為東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領域為東亞區域史、東亞文化交流史，對臺灣番地無主論、朝鮮問題等皆有所涉獵。主持人莊勝全教授認為，對應去年 (2024) 牡丹社事件 150 周年和今年 (2025) 日本終戰 80 周年，本次講題能使與會者見證日本帝國興起與衰落的過程，別具歷史意義。

　　首先，林教授說明本次演講以牡丹社事件為題，不僅僅是探討事件本身，更為理解如何在東亞史與世界史脈絡下定位該事件。正如同 1894 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不僅象徵日本取代清朝東亞帝國的主導地位，更可從中分析中國、日本、臺灣與朝鮮於其中的互動關係。林教授指出，固然 Robert Eskildsen 已在《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將牡丹社事件放置在東亞帝國秩序轉型的脈絡中進行分析，並論及牡丹社事件與日本帝國主義萌芽的關聯性，不過卻相對忽略了清朝洋務運動在事件中的角色與後續影響。

　　林教授首先回顧牡丹社事件的歷史背景。該事件起源於 1871 年琉球宮古島船民漂流至臺灣南部八瑤灣，遭排灣族部落殺害，日本接著在 1874 年出兵征討南臺灣番地。林教授強調，牡丹社事件反映日本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在明治維新後發展出近代領土主權觀念並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脈絡。日本在進入近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認識到需要重新定位領土與邊界，從而試圖解決琉球對清朝與日本的雙重藩屬狀態以將其納入領土，該衝突便是在此脈絡下發生。Eskildsen 的貢獻在於，詳盡整理當時外交人員的調查紀錄，進而提出日本帝國主義萌芽的根據。

　　回顧牡丹社事件的研究史，林教授指出，日本學界多聚焦於外交史與政治史，琉球學界則關注日本對琉球的處分過程，中國學界則著重於清朝在臺灣的自強運動成果與領土主權觀念的轉變。至於臺灣學界，在解嚴前，牡丹社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相關史料的整理出版，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的史料出版，同時也有黃家謨 (1916-2004) 和藤井志津枝的少數研究。解嚴後，臺灣對牡丹社事件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如吳密察對於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回顧、費德廉 (Douglas L. Fix) 對西文史料的整理出版，並有戴寶村與林呈蓉等專書出版，皆激起臺灣學界的興趣。此外，高加馨與林修澈從原住民歷史的角度，提出在地歷史詮釋，原住民史觀的興起，也為該事件提供了新的詮釋視角。

　　Robert Eskildsen 談及第二波全球化西方帝國主義如何導致日本明治維新以及國際法繼受的影響，並深入探討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帝國主義萌芽與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林文凱教授指出，該書對清朝洋務運動的角色著墨不足，以致對事件中日清交涉與日本退兵分析上有所侷限，導致牡丹社事件後到甲午戰爭爆發的東亞帝國轉型之分析過於簡化。首先，林教授指出，牡丹社事件的發生與第二波全球化的歷史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波全球化（大航海時代）期間，臺灣逐漸受荷蘭、西班牙與明鄭政權的影響，此時以清帝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制並未受到挑戰。然而 19 世紀第二波全球化時期（工業革命），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與國際法概念的普及，深刻改變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林教授以清朝對於外籍船難事件數量，說明清帝國逐漸捲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如羅妹號事件與牡丹社事件的發生，正反映世界史（西方船舶在臺擱淺）與東亞史（日本國際法概念的形成與「番地無主論」的出現）的脈絡。

　　其次，針對牡丹社事件中的日清交涉與退兵原因，林教授認為，不僅日本在西方帝國主義衝擊後發展出遞迴帝國主義 (recursive imperialism) 與主權革命，清朝也早因洋務運動而對《國際公法》的主權觀念有所認識，並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後學習雜揉傳統領土概念與近代領土主權概念與日本進行交涉。此外，Eskildsen 忽略清朝應對西方衝擊的近代化回應，清朝的軍事力量在 1860年至 1874 年間洋務運動下的顯著發展，是日本在疫病之外選擇退兵的要因之一。因此，牡丹社事件背後反映清朝與日本在西方帝國衝擊後各自的近代化回應，即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之間的競逐與交涉。

　　其三，林教授進一步分析牡丹社事件後，清朝與日本在國家建構與軍事近代化上的互動與競爭。清朝的洋務運動促進了海軍的現代化建設，分別體現在福建、廣東、南洋與北洋的海軍發展上。福建海軍是在1866 年洋務自強運動過程中，以福州船政局為基礎而成立，是日後清朝近代化海軍的基礎，福建海軍在牡丹社事件擔任海防要角，直至 1884 年清法戰爭受到重創；廣東海軍的緣起可追溯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成立新式軍隊的構想，相關建設包括新式水師以及訂製大型巡洋艦（其後參與甲午戰爭的海戰）；南洋海軍的成立源自曾國藩 (1811-1872) 平定太平天國後，對於新式海軍重要性的關注，主要執行長江與江浙沿海的巡防，其人才與船艦多半沿用自沈葆楨 (1820-1879) 創設的福州船政局；北洋海軍則由李鴻章 (1823-1901) 主導，規劃購置新式船艦及武器、聘用外籍顧問，同時重視人才培養，成立天津水師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在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意識到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性，令沈葆楨與李鴻章分別籌辦南洋與北洋海軍，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尤著重視與日本距離較近北洋水師的培養。清法戰爭結束後，由於南洋水師重創，清廷隨後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以統合海軍事務。

　　相較之下，日本從黑船事件 (1853) 後便開始策畫海防，幕末時期 (1853-1867) 先後在荷蘭與法國人的協助下開展近代化海軍建設，如設立長期海軍操練所，在海軍建設的制度上，進程較清朝快速。儘管今日歷史目的論者認為日本的海軍建設發展迅速，而清朝對於海軍建設的態度相當怠慢。然而，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海軍建設的發展，其實是在以清朝為軍事假想敵的互動下展開：在明治前期 (1868-1881)，因財政限制，日本軍事建設以陸軍為先、海軍為後，主要僅著眼於海軍制度創設和法規制度，軍械裝備發展受限；明治後期 (1882-1894) 在北洋海軍建設的刺激下，日本才投入大量財政資源，強化海軍船艦軍械（如巨砲巡洋艦的購置）。兩國在海軍實力上的較量，成為後續甲午戰爭的重要背景。

　　接著，林教授探討清日之間的甲午戰爭發生在朝鮮的成因。牡丹社事件後，清朝與日本在朝鮮的宗主權競爭愈發明顯。朝鮮宗主權問題，關係到朝鮮內部政局以及清朝和日本在東亞互動等因素。如同中國與日本，朝鮮在 1860 年代後也受到西方侵擾。李氏朝鮮堅持正統儒教觀，在對外關係上強調「攘夷」與鎖國。1868 年朝鮮與日本之間的「國書事件」一方面揭示日本想要效法國際法，與朝鮮建立新的對等國家關係。然而，由於朝鮮並未發展現代主權概念，並且希冀透過依附清朝的朝貢體系保衛自身，因此引發日本的征韓論（由於 1873 年明治六年政變暫時延宕）。1875 年江華島砲擊事件，促使朝鮮內部意識到東亞局勢變化，猶疑是否要放棄鎖國，而決定的關鍵因素，是當時適逢朝鮮國王高宗成年，閔妃 (1851-1895) 集團取代興宣大院君 (1821-1898) 掌控朝政主導權，導致朝鮮改變對外政策，在此脈絡下，才促使日韓《江華島條約》的簽訂。

　　另一方面，日本與清朝對於朝鮮宗主權的競逐，更進一步引發甲午戰爭。在日韓《江華島條約》簽訂後，日本欲解消清韓宗藩關係以進一步控制朝鮮。此時清朝意識到失去朝鮮宗主權將直接面對日本對中國東北領土的威脅。於是 1870 年代後期，李鴻章與洋務派開始介入朝鮮對外國的外交關係，協助朝鮮構築國際聯盟以抵禦日本的侵擾。朝鮮決定效法清朝推動開化改革建設新軍，但此舉導致朝鮮舊軍隊的不滿，進而引發 1882 年的壬午兵變，朝鮮宮廷請求清朝出兵平定兵變。清朝亟欲重建與朝鮮的宗主權，始以軍事介入朝鮮政局。此舉引發朝鮮內部親日的開化派與親清的事大派之間的矛盾，1884 年開化派在日本協助下發動政變（甲申事變），但遭袁世凱 (1859-1916) 統領的駐朝淮軍鎮壓平定，進一步強化清朝在朝鮮的控制權。清朝在朝鮮宗主權的強化引發日本的擔憂與不滿，隨後的東學黨之亂，最終因中日皆出兵而引發甲午戰爭。19 世紀末，朝鮮的局勢顯示，清朝與日本皆希圖透過近代化的軍事與外交改革爭奪朝鮮的宗主權，兩者競爭最終導致甲午戰爭的爆發。

　　林教授說明，重探從牡丹社事件以來到甲午戰爭期間的東亞局勢，目的在於從中了解東亞史的脈絡，尤其清朝曾經試圖以洋務運動重振清帝國在東亞的勢力，藉以更好理解東亞帝國秩序的轉型。最後，林教授以三點總結演講內容：其一，清朝在牡丹社事件與其後到甲午戰爭爆發期間，並非如歷史目的論認為的毫無作為，歷史目的論從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成功回溯歷史從而過度簡化歷史脈絡，忽略明治以來日本內部聯清派或亞細亞主義的聲音，以及日本內部政治派別間的不同互動過程。其二，回應 Eskildsen 對日本帝國轉型的解讀，強調不僅日本帝國，清朝自 1860 年以來，亦有其自身的遞迴帝國主義與主權革命。最後，日本的帝國轉型並非僅受西方帝國競爭的影響，同時也是與清帝國互動競爭下的結果，此尤凸顯在兩者外交與軍事的競爭關係。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李啟章教授對林文凱教授的研究給予高度評價。李教授就自身專業，提出幾個補充：對於日本出兵與退兵的決定亦與日本內政問題（明治政府自身的脆弱性與不穩定性造成的決策不連貫）以及內部對殖民看法的紛爭相關。除此之外，清朝對於《萬國公法》的態度往往是選擇性的使用，對其有利即運用，對其不利便置之不談。最後李教授認為，林教授在討論此課題上的敘述方式，可能過度延展牡丹社事件的影響程度，甲午戰爭與近代日清關係變動是否全為牡丹社事件的遺緒，可能需再商榷。林教授回應，本論題以牡丹社事件為起點，是為了對應 Eskildsen 一書的討論，並非代表該事件與後續的甲午戰爭起因和清日關係變化直接相關，將來在寫作上會調整敘事手法以避免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