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中研學術大會」會議報導（人文組四所聯合發表會）

　　中央研究院為促進不同領域學者間研究成果和願景的交流分享，於今年 6月 30日至 7 月 3 日舉辦第一屆「中研學術大會」。每日上午為各所中心推選，並由遴選委員會票選具前瞻代表性的研究團隊或個人進行「全體大會」演講。下午則是各所聯合舉辦不同形式的會議。此次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四所聯合籌辦發表會。每天先以「AI 與數位人文」做主題演講，以 2025 年史語所、民族所和近史所聯合參與的中研院 AI 新增創新應用計畫「運用人工智慧解鎖歷史文本」為基礎，擴大邀請臺史所一同擔任講員。接著四天分別以「地緣政治與海洋世界」、「身體、信仰與社會」、「知識建構、展示與傳播」和「家、國與民族」為主題，各有四至五位發表人發表過去 3 年內出版專書和未來擬出版專書或研究計畫構想的成果。本次四所聯合，結合不同地域和學科的視野，除了林玉茹教授、徐兆安教授和林正慧教授等人的發表直接和明清研究相關外，其他發表內容多集中在近現代冷戰、海洋、學術思想、宗教、族群和治理等課題。當中突顯全球史、跨域互動、科學論述、族群認同等研究視野，也都能和身處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明清議題相互參照，針對相近主題，提供歐美、日本、臺灣和南洋等不同地區案例研究成果。四場 AI 與數位人文的演講，則涉及對許多近代史料的研究成果、技術挑戰和未來展望。以下先摘述「AI 與數位人文」演講內容，再分別依照時間順序，整理四天不同主題各自發表內容，以及與會學人的提問與回饋。

一、AI與數位人文

發表人：王麗蕉技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技師兼檔案館主任）
論 題：戰前臺灣島民的世界旅行經驗——運用數位與 AI 工具解譯臺灣新民報的海外遊記
時 間：2025 年 6 月 30 日（一）下午 13:30-14:00

　　王麗蕉技師以 2021 年開放的「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和建置中的臺灣新民報為例，說明目前數位化進度和未來研究潛力。旅券檔案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和日本外交史料館留下的臺灣島民海外旅行申請紀錄，除了留存當時臺灣島民的海外移動外，更是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總體海外移動紀錄的一環。臺史所為這些檔案分為官廳、姓名、本籍、旅行目的和地名不同資訊欄位建檔，並將地名和目的分別根據不同地區和行業、活動等資訊再加值，便可分析不同時代的旅券數量分布。另一個正在進行的計畫是導入 AI 工具辨識和翻譯《臺灣新民報》全文。在已有數位掃描和 metadata 著錄等數位典藏基礎上，近年也運用 Google 辨識日文、加入日本國會圖書館的古籍辨識系統等 AI 工具，以及採用 AI 工具翻譯和摘要中文資訊。

發表人：連玲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論題：以 AI 主題模型剖析民國婦女期刊
時 間：2025 年 7 月 1 日（二）下午13:30-14:00

　　連玲玲教授以婦女期刊為例，說明 AI 文字辨識帶來的研究展望。當前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已有基本的 metadata、關鍵字搜尋、統計年代與文類分布等功能，希望能做到全文數位化。目前中研院文字辨識與校對平台的校對正確率已能從原先 83.23%進步到 93.26%，也和統計科學研究所合作發展 AI 辨識期刊報紙不同欄位版面的閱讀方式。全文數位化後可進一步透過中研院 CKIP 斷詞系統找到高頻詞，並用 AI 挑出特定詞彙並區分出其中提及的身分、空間和議題等不同類型詞彙分布情形。接著以 LDA 主題模型從大量文本中找出其潛在主題、趨勢與議題分布，再以一致性分數評估做出不同主題常見詞彙的文字雲。就可依此回頭查找詞彙出處的期刊和篇章，整理區分不同主題和期刊類別，分析諸如商業期刊中，出現最多家庭倫理與性別角色主題；左翼期刊中，出現最多戰時婦女動員主題等詞彙和期刊間的關係。藉由數位人文的幫助，能跳脫個案分析從而觀察整個語料庫、辨識不同期刊類型的主題傾向、建立主題類型架構，以及拓展文本分析尺度。同時連玲玲教授也提醒，雖然數位人文能幫助我們大致理解有什麼問題能夠進一步探尋，但文本閱讀仍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發表人：黃淑莉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題：臺灣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的創新與願景
時 間：2025 年 7 月 2 日（三）下午 13:30-14:00

　　黃淑莉教授主講民族所處理的日治戶口調查資料，乃延續 1985 年莊英章教授和武雅士 (Arthur Wolf, 1932-2015) 共同提出的歷史人口計畫，此計畫源於當時婚姻、親屬和社會結構等議題是民族所和整個人類學界的討論焦點，因此搜集許多戶政事務所的戶冊資料。但隨著學界理論關懷的轉變和 2000 年後，多以量化研究處理戶籍資料，所以此計畫一度轉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負責，直到 2022 年才重回民族所。來自 1905 到 1945 年間留下的戶口調查簿資料庫，是 20 世紀上半葉最完整、詳細而規模龐大的戶籍資料。人類學家在搜集和生產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留下試圖完整呈現人事時地物等資訊之鮮明的學科特質。因此可以從中做出家戶族譜、關係，甚至個人生平事件等質性研究。但其中包含如地址、種族、職業、事件、續柄等眾多欄位，也導致輸入速度較慢的問題，所以引入 AI 試圖達到全文化和欄位化的目標。一來訓練 OCR（光學字元辨識）掃描釋讀文字，目前遇到的主要問題是手寫字跡辨識和如何理解判斷事件、關聯性和錯字修改等困難。再來透過欄位化，依據不同屬性切出不同的欄位，讓 AI只從有限的文字選擇中釋讀，以提高辨識率。

發表人：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祥安技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技師）
論 題：文字自動辨識在歷史文本的發展與應用
時 間：2025 年 7 月 3 日（四）下午 13:30-14:00

　　李仁淵教授和王祥安技師分享以 OCR 技術，解讀手寫古籍文書的成果和仍待克服的困難。目前以王世慶 (1928-2011) 收集、現典藏於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臺灣公私藏古文書」為基礎，發展辨識手寫中文字的技術。由於古契約內容較為格式化，也屬於需大量閱讀理解其意義的史料，因此相當適合以數位工具處理。相較於以往多處理的印版古籍，辨識手寫文書的困難在於有更多俗寫、異體字、數字、蘇州碼、破損、缺字、塗改、加註和不同字體與語言文字混合，還有如畫押和印章戳記等重要資訊在既有平台都難以處理。這些工作需要借助許多人力校對，建立流程和校正規範。將古契書檔案的辨識模型結果與人工標註的正確解答相比，可以看出，目前市面上現有的 AI 工具，其正確率僅介於 0.11 至 0.1516 之間，，目前數位文化中心研發的客製化行草書模型已能達到 0.5294 的正確率。經過訓練，現在對於清代秘密宗教檔案的辨識率能達到 0.7227 的正確率。如今此平台為數位人文研究平台和中研院文字辨識與校對平台共用，可上傳圖片辨識。刻板印刷文字辨識正確率達 95%，透過使用者校正內容自動增進，可辨識中文古籍常見排版和繁簡中文與舊體日文，日後即將加入中文行草書和漢喃文字辨識。平台提供線上影音教學可供使用。

二、地緣政治與海洋世界

主持人：李貞德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陳冠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西太平洋浮現出的東亞冷戰史：美國、地緣政治以及躁動的國際秩序
發表人：蘇聖雄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戰爭為何無法回頭？從軍事制度與思想重新檢視中日戰爭的開戰歷程
發表人：鄭維中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島嶼歷史超展開：17 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
發表人：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台灣社會的海洋性：港口、城市與地域建構
時 間：2025 年 6 月 30 日（一）下午 14:00-16:00

　　陳冠任教授發表基於其 2024 年專書 Charting America’s Cold War Waters in East Asia，一反傳統過度關注陸地，從軍事、國際海洋法和天然資源探勘等角度思考從冷戰時期海洋空間的重要性。陳教授主張二戰後，冷戰旋即在東亞展開，戰後蘇聯拿到德國的潛艇和魚雷等資源，又獨佔旅順和大連兩個有海洋戰略價值的港口，威脅到美國的海洋勢力。後續兩方在黃海周邊加強軍事部署，更讓緊張局勢不斷升高。隨著中華民國丟失中國大陸和韓戰等危機出現，美國重新思考以海洋為導向的戰略思維，一改原先陸軍主導的遠東司令部和海軍主導的太平洋司令部兩者間的分立和競爭，將多數東亞海域防禦交給太平洋司令部，逐步確立東亞海洋防禦體系。陳教授也提醒，若單以軍事力量解讀，容易淪為僅將其他國家視為附庸。就國際海洋法的案例而言，美國需妥協於東亞各國更關注自身政權如何生存和區域內部威脅的同盟關係。從 1960 年代末期，美國為了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惡，放棄和日本、韓國和臺灣共同石油探勘的案例，更顯示東亞海洋成為美國向中國示好的工具，直接反映東亞冷戰結構的轉變。

　　蘇聖雄教授發表其 2023 年專書《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部分內容，分析盧溝橋事件如何從小規模衝突演變成巨大的戰爭。不同於過去認為日本早有預謀的侵略史觀，晚近研究成果指出，原先中日兩方都不想擴大衝突。蘇教授進一步分析參謀本部的制度慣性和軍事思想兩個長期結構性因素。制度慣性方面，中國的戰前作戰計畫多以華北為主戰場，在開戰後，國軍需迅速向北推進。不同於克勞塞維茲 (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 將軍事視為政治的延伸，盧溝橋事變後的演變，卻是軍隊在政治方針未確定時，先行按照戰前計畫調動。這種政治決策和軍事目標脫鉤的制度慣性，是盧溝橋事變後，戰事不斷擴大的原因。軍事思想方面，當時中國高階軍官的想法並非後來常見的理解「以空間換取時間」，而是如 19 世紀末德國和日本一樣，主張防禦時應盡早觀察對方動員情形，並在有利時機應主動發動攻擊，亦是盧溝橋事變擴大的另一關鍵原因。最後，蘇教授期望此研究除了有助於理解中日戰爭的開端，也能為當前臺海局勢中潛在的結構性風險提供啟發和省思。

　　鄭維中教授發表其 2023 年的專書《島嶼歷史超展開：17 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從世界各地以島嶼為中心書寫的歷史，回頭思考何謂「島嶼的歷史」及其與臺灣的關係。首先島嶼的歷史必定與外界有所聯繫，往往是傳說留下了人群移動軌跡。如印度教中，英雄攻伐「鬼島」（此處指斯里蘭卡）的羅摩衍那 (Rāmāyaṇa) 傳說，在印度和東南亞流傳著許多不同版本的故事。鹿野忠雄 (1906-1945) 曾採錄達悟族老人所繪製的海島圖，圖中由數個島嶼連結起來成一個圈。雖然臺灣島不在這兩個案例的研究範圍內，但就考古研究成果而言，臺灣和東南亞在鐵器時代就有大範圍的海上連結，這也顯示人群間不同的移動軌跡與理解連結的方式。接著鄭教授又舉澤西島 (Jersey) 和黑爾戈蘭島 (Helgoland) 兩個分別夾雜在英法和英德之間的島嶼為例，說明在大航海時代時，島嶼通常首當其衝，作為水陸要衝的島嶼經常易手，在許多歷史因素交織下，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立場，並造成許多人文和生態變遷。17 世紀，臺灣的鹿皮貿易也深受國際政局影響。原本主導出口鹿皮的大宗，為受泰王僱用的日本武士傭兵，因政變而失勢，遂使荷治臺灣得以搶佔對日鹿皮輸出市場。鄭教授最後總結指出，17 世紀前後與臺灣島嶼有所牽連的人們，雖非出於自覺或彼此認同的單一群體，卻對日後在島上命運逐漸交織的人群，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林玉茹教授發表其 2023 年專書《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中，如何從海洋和外界互動，理解清代臺灣地域社會的形塑。林教授提到，清代除了官方許可的條約港和五個正口之外，地方上的許多小口都與福建、東南亞等地有廣泛的連結，由此呈現出中央和地方的雙軌運作。不同港口有著不同的島外連結，形成不同層級和類型的港街。又從個別港街的「點」擴展成「面」，形構出如頂港、下港等稱呼的南北地域社會差異。今日臺灣許多地域差異，即是從清代演變而來。到了清末條約港的出現，則讓五大家族中，高雄陳家的陳中和 (1853-1930) 崛起，成為臺灣第一代跨國貿易者，在橫濱經營糖業等生意，並將洋行等國外貿易制度帶入臺灣。這群商人在臺灣建構不同於會館的「郊」等新的商貿制度和網絡，進而和新加坡、泰國、日本等地形成環東亞的語彙、組織與網絡。

　　現場與會學者提出豐富的提問與回饋。針對陳冠任教授和蘇聖雄教授關於軍事史的發表，雷祥麟教授（近史所）和李貞德教授（史語所）分別提問，美國在後續涉及不同部門考量的石油探勘時，如何形成較為整體的海洋策略，以及有無商業和政治力量交錯而成的影響。陳教授回應道，美國的樣貌是由軍方、國務院、石油公司和國際法的談判人員等內部許多交涉構成，無論是石油還是海洋法談判代表團，都會詢問海軍意見。至於與商業史之間的交會，則可從美國大兵在臺灣的經歷，看出其對不同地區商業貿易的影響。林玉茹教授則提問，日本天皇、內閣總理和軍方之間的權力分佈，是否也是盧溝橋事變中，日本開戰的另一個結構性因素。蘇聖雄教授同意地說道，目前許多既有研究已指出，天皇統帥權獨立和九一八事件中，少壯派軍人脫離內閣決策的行動，都是影響戰爭走向的重要原因。亦有與會學人關心，戰爭史研究和今日戰爭之間的連結；游智凱教授（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關心，是否有能看出當前臺海危機可能走向的結構性因素。蘇聖雄教授認為，戰爭史能反思和談的重要性，呼應陳冠任教授提到冷戰如同具被害妄想症的兩方，戰爭意識的提升，通常來自彼此敵對意識太強和談判不夠深入，因此應尋求冷靜下來而非不斷激起民憤。

　　關於鄭維中教授和林玉茹教授提到臺灣社會中的島嶼和海洋性質，與會學人好奇如何理解羅摩衍那傳說在不同區域的流傳。鄭維中教授提到，有人認為這個故事，和桃太郎故事情節有幾分相似，兩者皆反映出島嶼間的緊張關係，正是由多座島嶼組成的日本與東南亞在日常生活中所共同經歷的現象。另外，與會學人也好奇，清代臺灣商人的自我認同與意識，以及中國沿海商人與臺灣內部群體有何差異。林玉茹教授指出，當時福建商人具有原鄉主義，而台灣商人的自我意識，在19 世紀於橫濱與日本人和廣東人相遇時，就逐漸形成的來自臺灣的身分意識；但清代臺灣商人的自我認同，並非 1920 年代新發展的國族主義。當時陳中和除了運用華南和閩南語網絡外，透過日語和英語等多語言技能，抓住全球化的契機建立連結，不同於在日本仍多講中文的福建商人。另一方面，泰益號文書呈現的商業網絡，也可反省先前日本學者多持臺灣人如何學會日文、不依賴華商等觀點，進而看見其具有的中轉優勢並不因中日關係惡化消失。對於這些歷史演變，林玉茹教授也呼應李貞德教授關於商業史和政治史交會的問題，強調臺灣商人對於從清到日治政府法規、關稅等政策如何發展出不同應對方式，造成經濟力變化和南北勢力差異。

三、身體、信仰與社會

主持人：張珣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表人：張珣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高晨揚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 題：宗教環境學在亞洲的跨界對話
發表人：丁仁傑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副所長） 吳瑞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
論 題：顯道妙化：朱坤燦道長傳
發表人：吳孟軒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迷信」的全球史
發表人：巫毓荃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殖民時期台灣的民族精神醫學研究
時 間：2025 年 7 月 1 日（二）下午 14:00-16:30

　　張珣教授和高晨揚教授，分別針對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宗教環境學在亞洲的跨界對話》進行內容的分享和反思。首先，張珣教授從人類學理論的發展，來定位「宗教環境學」。傳統人類學對宗教與環境間的討論，有較為靜態的結構功能論，和採納生態與人文環境變遷的動態視角。到了 1980 年代，開始興起重視非人類動植物，甚至無形存有物的靈性生態學，以及受到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主義等思潮影響，講求用自身體會和天地間靈性溝通的新薩滿主義和新時代運動 (New Age Movement)。今日更走向批判的宗教環境學，以宗教為一種協調自然與文化間衝突的策略。此論文集奠基於上述思潮，並進一步從亞洲視角、本體論轉向、多物種民族誌，以及將宗教與靈性視為生態實踐的倫理資源等面向，對宗教與環境研究作出回應與貢獻。接著高晨揚教授提出編輯此書的三個反思，首先是比較哪個宗教世界觀更能回應環境危機的提問方式，宗教如何在特定脈絡中，生成出應對環境危機的實踐。其次，宗教倫理往往需要調適於社會條件、市場經濟和財團，當中抵抗能量不在於倡議或動員等政治行動，而是在日常生活靈性實踐中轉化個人狀態。最後，高教授建議，不應消弭諸多宗教各自的實踐和世界觀中無法溝通甚至相互牴觸的差異，應在對話中學習彼此聆聽和共同承擔責任。

　　丁仁傑教授介紹其 2025 年合著出版的《顯道妙化：朱堃燦道長傳》，這本書從道教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北臺灣最重要道士朱堃燦的生命史，分析道士在底層民間社會中的處境和發展。朱堃燦來自道士家族，繼承其父的技藝和人脈，書中也以社會網絡分析內部的小、中、大道士差異。道士教學時的管教向來十分嚴格，朱堃燦年輕時廣泛學習諸如南北管等各式技藝。儘管他的父親認為他未能完全掌握這些技藝，並認為道士只需專注於前場儀式即可，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些當年被視為「非必要」的技藝，如今卻成為重要的文化資產。道士生態也和市場變遷密切相關，1980 年代，各大廟宇祭典，造就了明星道士，卻也出現許多派系對峙。直到 90 年代有較多道士駐廟後，才因解決生計問題而轉向相互合作。書中還從地方儀式自足性、新移民社會的環境變數等角度，處理北部正一派的道法二門、只做喜事不做喪事等特殊傳統如何形成等課題。並期待未來能夠將既有研究整理成專書，從道教社會學觀點，分析道教的溝通模式與民間信仰的關係等樣貌的歷史演變。

　　吳孟軒教授發表目前正在進行的專書計畫，從晚近歐美巫術、占星術和神秘主義復興的現象破題，並奠基於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1903-1969) 以非理性思考和行為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物的觀點，反省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現代化理論，進而批判阿多諾從歐洲啟蒙內在矛盾出發的討論，論點過於西方中心。若將「迷信」放到全球歷史的脈絡中，如何界定「迷信」與科學和宗教，是 19 世紀末全球知識份子關注的核心議題。此議題往往用以支持帝國擴張和推動國家內部改革與現代化進程時，排除「落後因素」的重要政治手段。韋伯對迷信和宗教的看法，即是此全球史脈絡的產物，他認為禁慾型的新教和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更相近，並反駁 1893 年世界宗教議會 (Parliament of World’s Religions) 將所有宗教放到同一位階。此論另一對話對象為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42-1910)，其主張「原始宗教」和「非理性運動」等個人與神聖之間的接觸，同樣直得認真對待，拒絕如韋伯及其友人特勒爾奇 (Ernst Troeltsch, 1865-1923) 般明確區分宗教與科學、理性與神秘主義。不同看待「迷信」和宗教的方式，也影響他們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如威廉．詹姆斯批判美國在菲律賓企圖改造他人，韋伯則贊同德國侵佔波蘭，以在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因此吳孟軒教授總結道，韋伯的「世界的祛魅」不只是理論性的討論，更是和當時帝國主義連結的政治計畫。但如詹姆斯之例所顯示，「迷信」的持續存在，是股對抗帝國權力規訓力量的潛流，是不同知識和權威形式的角力場。

　　巫毓荃教授主講正在進行專書計畫的導論，他反省過往處理臺灣殖民精神醫學史時，以殖民壓迫和種族主義理解的侷限。巫教授從以下四個方面檢視殖民精神醫學發展的特點和普遍性。首先是「邊陲性」，精神醫學和殖民地精神病患照顧在醫學領域都處於邊陲位置，但精神醫學能在此將整個特定人群，納入研究對象，開發新的研究課題，這是主流知識不可或缺，甚至能動搖其架構的一環。再來是「拼裝性和歷史偶然性」，精神醫學介於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交界，混雜許多異質、無法整合的體系。殖民地的精神醫學有較高自由度和官方任務導向，遇到超出既有知識體系的氣候和風土時，也會轉向其他知識場域尋求可用的概念和技術，讓其知識和實作更加拼裝化。再者，精神醫學還具有「治理工具性和象徵性」，廣泛介入國家對「異常」和「偏差」的治理。雖然多數情況僅是影響力有限的象徵意義，但卻首開先例，在殖民地成為治理全體人口層次的工具，主動涉入各方面政策的討論規劃。最後，精神醫學有著「潛在的解放性」，殖民者可透過精神醫學的語言，表達對陌生風土的恐懼、殖民地生活的不滿、對母國繁華的羨慕嫉妒和批判殖民地治理。被殖民者也可透過精神醫學，表達無法以傳統詞彙言之的苦惱和對殖民統治的不滿。但這些解釋停留在醫療框架內，使得能達到的解放仍有一定侷限。

　　本場的提問和討論多圍繞「迷信」展開，尤其是不同群體、學科和時空對界定「迷信」方式的差異。陳冠任教授關心除了傳教士外，是否有更多不同界定和評判何為「迷信」的群體；高晨揚教授則提問，基督教是否在迷信論述中起到特殊作用。政大歷史系的陳秀芬教授進一步詢問，殖民地宗教術士和精神醫學之間的中心與邊陲關係為何，並將時間視野拉長，提到明代士人和醫生也常批評「信巫不信醫」的現象。吳孟軒教授回覆，除了傳教士外，地質學家也會以「迷信」形容反對開礦的人，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常被與非理性劃上等號，而這些文獻都共同成為韋伯批評儒教的資料來源。接著延續陳秀芬教授的問題，提到在歐洲史脈絡中，古羅馬時期便以「迷信」形容過度的信仰和拜神，但 19 世紀中後期的特殊性在於，迷信之論述開始與歐洲帝國權力結合。當時日本神道教也結合國家力量，以類似的方式定義民間宗教為迷信，就這方面而言和基督教無太大差異。巫毓荃教授也回應，精神醫學即使在精神疾病領域中也未必是主流，在學術上會遭遇不同人文學科挑戰，故必需強調唯一從自然科學角度研究民族的學科；在文化更多元的殖民地社會中，或許乩童等治療方式才是主流，這種邊陲處境不僅在殖民地，更是整個精神醫學的本質性結構。

　　與會學人也關心發表學者之間對話的可能性，包括「迷信」與精神醫學和靈性生態學之間的關係。巫毓荃教授提到，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精神醫學，從病理化的觀點看待迷信，認為過於執念和妄想的信仰，會演變成祈禱性精神病。這牽涉對種族、社會和文化位階的判斷，如當時臺灣的精神科醫師也討論過許多原住民「迷信」和心性發展構造的問題。張珣教授則認為，雖然過往人類學曾為殖民帝國幫兇，卻也在各殖民地所，累積許多能反省西方中心偏見的個案研究。Philippe Descola 就將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本體論，當作世界上四種不同本體論中的其中一種，在此反省下如靈性生態學和新薩滿主義等非歐洲中心立場所認為的迷信。並提醒「迷信」的學術史研究，需關注誰在貼上標籤、目的又是什麼，注意每個宗教和族群都有理性和迷信的面向，應避免過度同質化某一範疇。

四、知識建構、展示與傳播

主持人：李貞德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溫柔的淘汰？明清科舉與現代考試如何製造讓人接受的結果？
發表人：張谷銘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的歷史
發表人：戴麗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非文字途徑的認知、感知與知識形塑：以民國時期興起的考古學為例
發表人：鄭瑋寧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　題：邁向治理與世界構作的人類學：比較南島觀點
發表人：陳正國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什麼是思想史
時　間：2025 年 7 月 2 日（三）下午 14:00-16:30

　　本場次首先由徐兆安教授分享他在 2025 年出版專書 Reinventing Examination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Taiwan 後的反思。科舉史是有相當長遠和豐富研究傳統的課題，但既有關注社會流動的研究，往往侷限在考上之人的社會背景，關注文化意義的研究則對制度產生諸多混亂情形的「平庸常態」掌握不足。對制度本身討論的不足，容易使人誤以為，與明清科舉相較，現代考試制度僅是換課程內容、涉及更多人的科舉，因此徐兆安教授從三個面向討論明清科舉和現代考試制度的差異。首先「製作並呈現讓人接受的結果」，科舉考試的發還落卷雖然公開呈現試卷、等第和考官身分，但評語卻有許多參差不齊的混亂和模糊。現代考試則雖有看似精確的分數，批改者和考卷卻都是隱蔽的。人們對這種抽象且匿名分數的信任從何而來，是值得後續研究的課題。再來「如何把『人』帶入局」，如何透過制度讓更多人願意被考核。引誘參與科舉的獎賞散佈在社會各階層，使得少量的高功名得以影響廣大士人。現代考試則重視全民受教育概念，引入許多學歷資格的制度性要求，將更多人引入接受考核。第三是「考核者與被考核者的關係」，相比於科舉考試的考官必出身於科舉，現代考試在規則和知識的不斷變遷下，一直出現沒考過試的考試院官員、拿科舉功名的現代教育家和沒有博士學位的博士制度創立者等「第一代」。過往研究鮮少思考為何有些人可以考核他人，有些人需要被考的權力問題。最後，徐兆安教授以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所言的「溫柔的淘汰和接受的機制」作結，提醒科舉有溫柔的多面向，相對的現代考試要如何讓人接受一試定生死的歷史過程仍有待發掘。

　　張谷銘教授發表「博士論文」的出現及其全球史。中古時期，博論考試的口頭辯論形式，是天主教用以找出矛盾和錯誤的工具，也用於大學教授教學、考試和發表。近代早期則是辯論和論文並存，博論源於如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的《九十五條論綱》等公開辯論前做的文本準備，其中在新教日耳曼地區的重要性較高，並逐漸從簡單幾個論點走向結構完整的論著，從中古到近代早期的題目，都是由教授指定、學生辯護。最重要的轉折是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大學改革，在強調人的個別性和獨創性之浪漫主義浪潮下，學者工作從教書和辯論轉為要在人文和科學上有自身的全新創造，並透過寫作達到對人類永恆的貢獻，因此博論更加要求學生的個人獨創性和文本寫作。此制度傳播到世界各地並鑲嵌在不同社會文化，但接受程度不一。如已在現代早期發展出各自大學體系的歐美，並未輕易接受德國制度。穆斯林國家有自身以辯論為主的長遠的學校傳統，博論傳入得使其接受筆試和在伊斯蘭教義下協商出自身空間。因此，新式教育往往在與教義無太大衝突的領域，或是在國家面臨生存危機時，才得以扎根。日本在 1887 到 1920 年間的大部分博士，為文部大臣推薦和選舉產生，直到 1920 年後，論文才成為必要條件。中國則因傳統科舉影響，教育部和考試院都堅持由自身授予博士學位，得到 1980 年代才出現第一位博士。至於殖民地如臺灣先後經歷日本、國民政府和美國三個重要節點影響，在 1960 出現第一個博士周道濟 (1927-1994)。最後，張谷銘教授展望未來的博論發展，在自然科學強調共同創作，以及用已發表文章、影片或建立 database 等多樣形式取得學位的發展趨勢下，古典博論已逐漸消失。口頭答辯雖然已被美國許多大學取消，但在 ChatGPT 普及之後可能成為防弊工具。

　　戴麗娟教授探討民國時期，重視非文字材料的「動手動腳找東西」知識型變遷是如何被認知與感知。此變遷發生在博物館、實地調查和考古學三個領域，本場聚焦於考古學。其制度化先驅為蔡元培 (1868-1940) 建立的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喚起對古物研究的重視，也促成中瑞西北考察團和古物保管委員會，為後續清華國學研究院和史語所效法。當時「考古學」一詞的使用，相當廣泛且紛雜，有些人將其追溯至傳統的金石學，並企圖將金石學翻新和擴大為一門學科。但也有人認為，考古學不同於考證古物之處在於，需要有系統、有方法且以團隊和跨學科參與實地發掘。民國時期周口店和殷墟兩大發掘案，奠定此意義下的中國現代考古成就，形塑了現代考古學人才。如丁文江 (1887-1936) 對發掘工作的支持，以及鼓勵原先從事體質人類學的李濟 (1896-1979) 轉型參與田野考古，以至後續梁思永 (1904-1954) 成為第一個在西方接受考古學專業訓練，並建立許多考古方法和書寫體例規範。最後，戴麗娟教授回到今日 AI 造成的知識轉型問題，並展望道：研究過去的重大知識轉型可帶來一項啟發，人類在感知、實地觀察和整體思考能力上，仍有其獨特之處。

　　鄭瑋寧教授介紹 2023 年主編的論文集《邁向治理與世界構作的人類學：比較南島觀點》，從臺灣、東南亞和大洋洲的比較南島研究，探討當代原住民與國家之間的治理樣貌。此書主要關注三個主題，首先是「從治理的客體到主體」強調跳脫國家中心的多重行動者參與。鄭瑋寧教授進一步區分空間與人口、文化形式和經濟主體等不同種類的治理對象。這些治理方式，涉及國家對空間的重新分類和範疇化，並依據地域資源差異，施以不同治理技術。在許多文化遺產體制運作中，也會透過保護文化為由，安排法律、專家和公共領域來塑造權利和法律的主體。以及以統計資料和警政體系掌握人口資料，再透過如將族群頭目納入科層體制或公民電廠等方式打造經濟主體。第二個主題是「權力的感性與美學」，強調權力的有效性和承載權力的治理技術與形式密不可分。尤其是「計畫」(project) 乘載著許諾、治理和再現的意義，不僅是權力者認識被治理者的方式，被治理對象也可透過身體和生命感受權力和國家形式，進而認識和仿效成自身的文化和社會處境。如統治者可以仿效原住民的禮物交換，來確保能掠奪資源，原住民也能挪用這些權力形式來反對國家。因此權力的美感既能讓人民順服，也蘊含顛覆和革命的潛力。第三個主題是「世界構作 (worlding) 的重新概念化」，書中並非訴諸特定宇宙觀或是單一的文化、國族解釋框架來對抗統治權力，而是聚焦於異質實踐的組裝，關注當下的實踐和對未來的希望。

　　陳正國教授分享 2024 年專書《什麼是思想史》的部分內容。書中除了溯源西方思想史，也納入中文世界經驗的特點。英語世界的思想史源於 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結合二戰前許多遷入紐約地區的猶太人，開啟「觀念史」制度化的先河，可謂德國精神史在美國轉化後形成的產物。至於英國的發展脈絡，陳正國教授提醒除了以撒．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和昆丁．史金納 (Quentin Skinner) 等著名學者外，不應忽視還有許多因沒提出方法論問題而不被注意的學者。英文世界的思想史，尤其重視政治和經濟思想史，不同於政治史和經濟史關注外在行為，思想史談論事件背後的長久因素。以美國獨立戰爭為例，抗稅運動之所以演變成獨立建國的原因，可從思想脈絡解釋。光榮革命加強國王不可在無議會同意下徵稅的英國政治傳統，也產生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和約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等政治理論家提出的契約論，認為統治者若無法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人民得以將其推翻。北美人民在此憲政思想下，拒絕在沒有議會的代表下被徵稅，湯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1737-1809) 的《常識》更進而視國王為貴族制的壓迫。文化史研究揭示《常識》的出版流傳之廣，也幫助我們更細緻地分析思想的傳播與影響。最後陳正國教授提到，跨境思想史之於認識東亞世界的重要性。相較於西方多以消極和積極自由，指涉自然權利或政治參與，胡適 (1891-1962) 將自由連結到容忍和雅量等概念，既受到重視個人修身的傳統儒家哲學影響，也有著西方談論宗教寬容的色彩，是個有意思的錯位轉化。

　　本場的提問與討論，多聚焦在當代博論形式的歷史淵源和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雷祥麟教授好奇，英美博論口試之間的差異，張谷銘教授認為，兩者差異在於學術訓練過程中，美國的學生往往和論文委員有頻繁的互動，後者也早已知道學生的水準。英國和歐陸則因為教授在過程中不會給予太多協助，也規定學生不能事先與口試委員溝通，論文口試是唯一正式的評估機會。學術訓練的方式，產生美國和英國博論口試不通過可能性低和高之間的差異。

　　現場與會學人也提出，對於知識權力的轉移與建立的研究有何種當代啟示，以及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官職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徐兆安教授從博士原出自學官名的語源出發，認為當代對於「求官」的負面形象，應有一段值得考察的長期歷史形塑過程。透過研究知識份子與各式考核之間的關係，能幫助了解權力的運作過程，從歷史脈絡探究各種不可名狀的權力，為在亂世中出仕提供參考，增進理解世界和互相溝通的能力。戴麗娟教授以其研究的民國時期學者為例，他們身處科舉廢除後，學位和仕途間缺乏制度性連結的時代，如蔡元培等更是排斥當官，但他們為了維繫研究團體和經費等運作，也善於和有權力者斡旋與保持良好關係。鄭瑋寧教授從人類學對自身與原住民之間權力位階關係的反省出發，提到目前有一種作法是學者和原住民合作，使其能夠自己發聲，另一種是在田野地已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學術界的情況下選擇退出。無論是哪種方式，又或是否要將知識轉化為政治資本，都端看每個人對生命意義的選擇，以及能否對得起自己和身處位置。陳正國教授則從知識份子在不同時代的流變出發，認為找尋不同時代對其的主流定義，是個有意思的歷史學和社會學問題，並期許當代研究者能夠善盡社會責任。

五、家、國與民族

主持人：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發表人：林正慧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從「客人」到「客家」：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發表人：陳偉智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從番到原住民族：民族學、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在臺灣, 1880-2020年代
發表人：劉文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　題：感覺亞美：壓迫與同化之間的種族彈性
發表人：黃自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超越認同看歷史：對「臺灣主權歸屬」解讀的新提議
時　間：2025 年 7 月 3 日（四）下午 14:00-16:00

　　本場次首先由林正慧教授主講客家身分的形塑過程。「客」他稱的出現，來自明清時期，大量客方言人群在流徙過程中，因經濟、語言問題與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頻繁發生衝突。為回應廣府的方志將客視為非漢人，客方言士紳也提出自身為中原衣冠舊族，使用語言為中原古音等論述正名源流。鴉片戰爭後，進入華南的傳教士開始以 Hakka 稱呼客方言人群，將客家人溯源為正統漢人；到了清末，此自稱已從邊緣反饋回中心客區，並在一次次受辱事件中強化，透過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學術、城市活動和革命建國的行動中向外發散。廣東以外產生許多以客為名的組織，讓離散的客家人有認同的媒介。然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並未參與此過程，日本一開始受到西方華南知識影響，將「客」對應廣東人、閩南方言對應福建人，忽略省籍和語言並非一對一對應，民間實際採取客人和福佬對稱的跨省方言認同。戰後臺灣的本省客方言人群，經歷從「廣東人」變成「客家人」的過程，開始與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接嫁其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尤其 1970 年代，在外交困境下，亟需海外客家人的援助，更加確定羅香林 (1906-1978) 的中原客家論述。但客家族群仍面臨處境劣勢和客語隱形化等問題，衍生出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和後續鍾肇政 (1925-2020) 提出從中原情節轉換為在地認同的客家人等倡議。

　　針對林正慧教授的演講，張谷銘教授和近史所康豹教授 (Paul R. Katz) 分別提問，客家人是否為從原住民轉變為漢人認同，以及如何區分祖籍群、方言群和族群等概念。林正慧教授回應道，無論是客家還是福佬人都應非純粹的漢族，而是在由北往南遷的過程中，和當地住民互動產生新的方言。祖籍和方言群之間，則在朱一貴事件中有較明確的分別，福建漳州人朱一貴 (1690-1722) 和廣東潮陽人的合作便是屬於跨越祖籍群的方言認同。但在多數情況下，都難以得知當時「閩人」、「粵人」等稱呼背後確切指涉的概念。

　　陳偉智教授探討日本殖民時期，族群分而治之的統治結構，對集體身分的影響。當時在統治上，以蕃界區分漢民族和原住民族，讓後者成為特殊統治的「蕃地」。更在長期地理、行政、法律、經濟和文化上，分而治之的族群政治下，強化其原住民、蕃人和部落認同，並以蕃童教育所培養傳統領導階層外的原住民菁英「先覺者」，形成跨越部落和族群邊界的「蕃族／高砂族」集體身分。在 1930 年代，又隨著理蕃行政改革和戰爭動員而形成集體認同。相對的平地社會則在 20 年代的反殖民運動中，形塑出超越先前以血緣、地緣和語言群體的「臺灣人」認同，此一「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概念，要到霧社事件後才將原住民納入其中。除了行政制度外，日治時期殖民地的人類學，也在知識上改變原住民。伊能嘉矩 (1867-1925) 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的族群分類知識和口述歷史研究，被總督府採用以推動原住民行政治理，並且內化為原住民先覺者的自稱。顯示原住民在遭遇國家後，出現從部落、族群再到跨族群身分等非國家意圖的轉變。這種集體意識，並非出現於 80 年代後的正名運動，而是在 50 年代，便已有林瑞昌 (1899-1954)、南志信 (1886-1958) 和高一生 (1908-1954) 等原住民先覺者提出「臺灣原住民」、「臺灣族」和原住民自治等新的身分認同，但其後來多在白色恐怖時遇難。從 80 年代正名運動開始，臺灣原住民更嘗試對外連結南島和國際原住民運動。

　　劉文教授發表其 2024 年專書 Feeling Asian American: Racial Flexibility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Oppression，從情動理論和心理學探討亞裔美國人（以下簡稱亞美）的政治和族群性建構。在歷史上曾出現兩類型的亞美形象，一是 19 世紀末的黃禍論述，一是 1960 年代出現的模範少數論述。兩種論述共享亞裔具有高度科技技術，及可能超越美國的恐懼，因此需對其進行控制的心態。亞美概念的出現，來自於 60 年代因為民權運動下，亞美社群的政治化和學術機構化、移民法修訂引入大批中產技術階層亞裔移民，以及第三世界去殖民的泛亞裔運動。但其內部有相當大的差異，也難以用種族、族裔和語言的「弱勢理論」理解，因此劉文教授提出，應將亞美理解為一種永遠無法被全面宣洩的種族情感模式，只有在特定事件和時間點，才會形成比較強烈的主體。如 Covid-19 爆發後，美國出現許多反亞裔的仇恨，抗爭者將此排斥連結到 19 世紀末的排華和二戰時監禁日裔，以連貫的種族傷害歷史，論證亞美身分認同的合理性，但中日韓裔在日常生活中也時常會有衝突。70 年代開始，心理學也參與將亞美創造為種族「真實」的過程，視其為有特定人格、世代創傷和性別不滿的人口，如亞美無法融入家人和西方價值兩邊的失落感、與白人女性互動時受挫的陽剛性，以及遭遇微歧視的特殊性等情感面向的課題。晚近在 Covid-19 和中美對抗局勢下，出現許多亞裔二代因難以融入美國，而轉向接納中國國族主義，將東方受害者的形象，投射到自身處境的新型亞美主體。最後劉文教授總結道，亞美性是一種情動策略和有著心理學科介入而打造的種族主體。批判種族理論需納入地緣政治視角，重視其政治效用的時空限制。

　　在提問與討論階段，康豹教授點出，此研究有與近史所研究中國心理學發展和臺灣文學家、藝術家之美國經驗的學人相互合作的潛力。許多提問也關心亞美內在的差異和流動性，李貞德教授和林正慧教授分別詢問東南亞裔、太平洋島民和抗爭活動內部亞美的異質性。劉文教授回應道，早期對亞美的心理學研究多關注華人和日本人，東南亞裔直到戰後的難民移民，才出現相關學術建置，當代東南亞裔也希望能在人口普查時，和其他平均薪資和教育程度更高的東亞人口脫鉤。

　　黃自進教授從國際關係的背景討論 1952 年中日和平條約的意義。此條約的名實不一，造成後續對臺灣主權歸屬的不同解讀和爭議，一來中華民國政府雖代表中國法統，合約實施範圍卻僅限臺澎金馬；二來條約將管轄權和主權分開，未明文交代主權移交對象。條文因需調和美國、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想法而充滿矛盾，美國一方面希望能在臺灣扶植被認為反攻無望的國民政府，所以條文效力僅限於臺灣。另一方面又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斷絕其他國家與中共建交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維持臺灣主權的未定，使美國得以持續參與介入臺海事務。中日和平條約除了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外，也有安定臺灣的實質作用。既有研究多將戰後初期臺灣的物價飆漲歸咎於官員貪污，但黃教授認為，更關鍵的因素是過往臺灣依附日本建構的經濟體系，在與日本脫軌後無法獨自生存。中日和平條約恢復與日本經貿關係，1950 年代美援也恢復臺灣對日本的農業供應，並從日本進口紡織機械造就紡織業自主和後來臺灣的經濟起步。中日和平條約的另一個意義在於，落實美國政府的亞太安全體系，接軌 1954 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完成 50 年代美國在亞太佈局的最後一塊藍圖。最後，黃教授以當時中華民國配合美國的冷戰策略，把臺灣塑造成代表所有中國人對民主的期盼，使其擁有一定影響力為例，提到今日仍面臨中國大陸威脅和尋求國際認同的處境，期許大家能思考臺灣除了地緣政治外，還有哪些能得到國際認同的價值。

　　在提問與討論階段，林文凱教授提到，當今臺灣經濟史研究頗能呼應演講中的論點，重新正視戰後初期，美援和與日本的聯繫為 60 年代工業化的基礎，中日和平條約和臺灣米糖輸入日本之間的政經關聯是值得注意的課題。林正慧教授希望黃自進教授能多加申論對臺灣當今處境的看法。黃自進教授期許臺灣能保留和中國對話的能力，尤其是近年習近平力倡要恢復漢唐文化、中國盛世，臺灣更不應放棄在中國文化上的影響力。臺灣若能夠作為典範的中國人，得到中國民眾的支持，便不必畏懼北京政府。

六、總結

　　在這四天的聯合發表會中，主題橫跨數位人文、地緣政治、臺灣的海洋性、信仰與宗教、知識建構與展示，以及族群認同與形塑。在「AI 與數位人文」的系列演講中，可見 AI 已能顯著提升辨識的精確程度，目前透過欄位化、人力校對、辨識史料的欄位版面等訓練，來更進一步達到史料全文數位化的目標。各主題場次雖然發表人各自回應著不同的課題脈絡，但在問題討論的過程中，仍可見幾個與會學人頻繁關注的課題。如軍事史和地緣政治發展與今日臺灣處境之間的關係；知識份子如何理解和調適自身與權力、政治之間的關係；「迷信」在不同學科、群體和時空中的界定方式，今天又應如何理解信仰和宗教；族群性如何在與不同人群、國家和知識互動過程中形塑等。

　　上述發表和討論，大多聚焦於近代史和當代課題，和明清史有許多對話空間。鄭維中教授和林玉茹教授的研究，都有助於從海洋交流的視角看待明清史，徐兆安教授和林正慧教授的發表都從明清研究出發，納入 20 世紀後的發展，以說明各時段彼此的特色，並為當代考試和族群認同議題，提供具歷史縱深的思考方向。陳偉智教授則展現從清領、日治到戰後「番」、「蕃族」和「原住民族」身分知識和認同的轉變。「身體、信仰與社會」場次中，許多針對科學與迷信／宗教的討論，正如陳秀芬教授的提問所示，有許多能和明清士人與卜筮星相之間關係相互比較，進一步從更長遠的歷史中，縱深探究迷信論述。「知識建構、展示與傳播」場次的發表內容，有助於我們反思今日熟悉的學術形式和知識生產，是在何種歷史脈絡和對知識的想像形成。戴麗娟教授提到，金石學和考古學之間的延續與斷裂、陳正國教授論及跨境思想史的視野，以及張谷銘教授和徐兆安教授都提到科舉和現代學術知識之間的關聯，都值得從明清史的角度提供更多歷史脈絡的梳理和對話。「AI 與數位人文」各場演講，展現處理期刊、宗教和政府檔案、戶口和古契約等史料的可能性，也有促進日後明清地方社會、經濟和觀念史等研究課題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