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敏洙教授演講「實物為本、多源互證：從丙子胡亂期朝鮮賄賂事件看《清太宗實錄》的改修軌跡」紀要

　　演講伊始，朴敏洙教授說明以丙子胡亂期朝鮮賂銀案為研究樣本之緣由：其一在於台灣、韓國、中國、日本皆有完整保存之史料；其二是賂銀案涉及朝鮮與清朝敏感的雙向關係，透過研究文獻改修軌跡，得以探究編修者的政治考量與態度變化。

　　朴教授以文獻考古學為研究方法，建立實物為本、多源互證的分析框架。先將史料分為三種等級，一級為實物文書；二級為檔案文獻；三級為編纂史料。接下來再對比史料之間的差異，並觀察《清太宗實錄》（以下簡稱為《實錄》）三次改修之變化與文本變異背後的政治動機。

　　透過對比朝鮮外交文書史料集《同文彙考》與清朝內閣大庫檔案，朴教授首先還原了由清皇太極 (1592-1643) 對朝鮮仁祖 (1595-1649) 下達、由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實物國書《皇帝勅朝鮮王諭》全文。接著，朴教授透過《承政院日記》、《朝鮮仁祖實錄》、《瀋陽狀啓》等史料記載，以多源互證的方式，對丙子胡亂期間賂銀事件的完整脈絡進行了極為具體而詳實的復原。考慮到與會學者可能對朝鮮方史料較為陌生，朴教授特別針對每一類史料的性質與價值進行了細緻的說明：《承政院日記》作為即時記錄保留了決策過程的原貌；《朝鮮仁祖實錄》為編纂史料追求敘事的簡潔性；《瀋陽狀啓》提供了現場觀察的直接性。

　　此種史料特性的差異，以及朝鮮方史料所呈現的賂銀事件完整面貌，恰好為理解《清太宗實錄》在順治、康熙、乾隆三朝改修過程中的文本變遷軌跡，以及各版本間修改動機與政治考量的變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對照基準與歷史脈絡。　　　　　　　　

　　朴教授以還原後的實物國書《皇帝勅朝鮮王諭》（以下簡稱《勅諭》）為基礎，進入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比較《實錄》三個版本如何修改同一份勅諭。為了讓與會學者一眼就能看出變化，朴教授特別設計了一套「文本修改紅綠燈系統」：綠燈表示「請通行」，指那些異體字換成另一種寫法、同義詞替換或表達順序調整等不影響意思的小修小改；紅燈表示「請注意」，這些是新增或修改後意義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部分；黃色下劃線則是「請回去」，表示編修者取消了前人的修改，又恢復到原來版本的文字。

　　比較過後，朴教授發現《勅諭》與順治初纂本的差異不大，多數文句修改是為了使得主語明確、語氣更加穩定，因而經過簡單的技術性潤色。其次，從順治初纂本到康熙重修本，文句出現轉變，不僅抬高清朝皇權神聖性、重新定位朝鮮王的政治身分，更把物質酬謝的賄賂轉而詮釋為盡道德義務。同時，點明朝鮮王應注重的政治倫理、傳遞清朝對朝鮮賄賂不屑一顧的態度。第三，從康熙重修本到乾隆三修本，清朝淡化了征服行為的暴力色彩，將對朝鮮的軍事行動詮釋為遵天意、秉正義的表現，使征伐帶有文明化意涵。

　　除了比較三個《實錄》版本內《勅諭》的差異，朴教授還發現同一份《勅諭》在同一年、不同時間點重複出現。各版本的《實錄》皆於崇德二年 (1637) 十月二十五日，大清皇帝皇太極的第二次萬壽節記載中，完整引用了朝鮮國王的謝恩表文，而在表文內，又引用了同年六月四日的《勅諭》。朴教授觀察到，《實錄》內少有逐字並全文引用的情況，而第二次萬壽節記載如此詳盡，是由於朝鮮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朝鮮自丙子胡亂以來，首次以藩屬國身分參與重要儀式，具有示範價值與開創性的歷史意義。因此，清朝對朝鮮表文的重視，不僅是為了永久保留歷史細節，更是再次確認三田渡降禮後朝鮮的臣屬地位。

　　朴教授接著比對乾隆三修本崇德二年 (1637) 十月二十五日與六月四日的《勅諭》記載，發現兩個文本幾乎完全一致，僅有五處不影響文意的修改。而矛盾點在於，朝鮮國王在謝恩表文內引用《勅諭》時，不可能知道乾隆三修本如何修改《勅諭》內容。據此，朴教授推斷乾隆三修本的編修者在援引十月二十五日的記載時，並未參考實物國書的《勅諭》，僅將經過多次修改的六月四日《勅諭》全文複製，以達到文本內的一致性。

　　接著，朴教授以《勅諭》交叉比對朝鮮《同文彙考》、清《朝鮮國來書簿》，發覺實物國書《勅諭》六月四日的內容，與朝鮮《同文彙考》僅部分節錄的十月二十五日朝鮮表文開頭與結尾及清《朝鮮國來書簿》十月二十五日所收錄的內文一致。換言之，無論朝鮮或清朝的外交文書彙編共同證明，朝鮮國王於十月二十五日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實物國書《勅諭》，而《實錄》乾隆三修本則經過全面性的修改。

　　為了深入研究《實錄》乾隆三修本引用的矛盾現象，朴教授再次對比各版本《實錄》六月四日與十月二十五日的記載。在順治初纂本中，六月四日與十月二十五日的記載已出現差異；康熙重修本中，六月四日的記載經過大幅改修，與《勅諭》原文已有明顯差異，但十月二十五日的記載卻幾乎完全與《勅諭》一致，文本內部仍舊不協調；乾隆三修本則強化文本一致性，令六月四日與十月二十五日記載幾乎完全相同，卻也與《勅諭》原文相差極大。

　　接著，朴教授爬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順治初纂《實錄》滿文本中，六月四日與十月二十五日的記載，卻發覺滿文本記載完全一致。於是，朴教授又對比順治滿文本與順治漢文本之間的文句，發現順治漢文本中的六月四日記載同於《勅諭》的表達，十月二十五日的內文則是忠實翻譯順治滿文本的結果。換言之，順治初纂本文本內部差異的根源，出在滿漢文翻譯的過程。朴教授表示，若要繼續完善此研究，仍需參考《實錄》康熙重修滿文本及乾隆三修滿文本。然而，由於史料調取不易，僅能暫時作結。

　　朴教授針對歷史事件的釐清提出兩大原則，第一為優先考慮第一手史料，以此確立研究基礎為實物國書《勅諭》；第二為多源互證，以多樣史料文獻相互印證、互相校正，並突破單一史料《實錄》的侷限。在此兩大原則之下，朴教授認為，透過丙子胡亂期朝鮮賄賂事件看《實錄》改修軌跡，可發現：一、順治初纂《實錄》滿漢文本已初見差異，漢文本經過文字潤色也開始與《勅諭》不同；二、康熙重修《實錄》滿漢文本同樣有差異，漢文本則回歸於《勅諭》原文；三、乾隆三修《實錄》滿漢文本兼顧翻譯準確與一致性，使得帝國歷史紀錄達到統一；四、不應盲目信任滿文史料，在朝鮮與清朝的文書往來的過程中，原始文本為漢文，譯本為滿文，因此原本與譯本之間的關係應更深入探究。

　　綜合討論中，與會學者們皆積極提問。針對《勅諭》該算作第一手史料或是翻譯成品？漢文與滿文文獻之間應以誰為重？如果細節文字無傷大雅，為何《實錄》需要經過多次編修？康熙重修《實錄》漢文本參考《勅諭》的程序？以及同個版本的《實錄》是否由同一群編修官負責？在豐富熱烈地回答後，以關於史料收藏與共同交流、精確掌握史料變化之重要性作為結尾。朴教授特別重申，希望未來臺灣與韓國能有更多「史料」交流與學術交流，讓大家能像享受 K-drama、K-pop 一樣，在明清時代的歷史研究中找到更多樂趣與感動，圓滿結束此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