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正恒教授演講「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帝國環球旅行的太平洋調查與繪製」紀要

　　盧正恒教授以長年投入「新清海洋史」(New Qing “maritime” History) 的研究視角，試圖重構清帝國對海洋的認識與治理框架。除了從清帝國視角理解其對海洋的認識外，也企圖採用過去較為罕見的外文材料，配合比較帝國史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的角度來反向認識清代周圍海域的樣貌。此研究即希望藉由對俄羅斯船長亞當．約翰．馮．克魯森施藤 (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Крузенште́рн, 1770-1846) 於 1803-1806 年間環球航行的觀察，開展對帝國知識實作與空間治理的深層分析，以突破過去將歐亞帝國的疆域發展侷限在歐亞大陸的片面想像。本次講題圍繞 19 世紀初俄羅斯帝國的太平洋調查與海上地圖繪製展開，從太平洋民族誌、自然史實驗結果與海圖等材料，探索近世海洋史中太平洋所扮演的角色，並在比較帝國史的脈絡下橫向豐富同時期清帝國對海洋知識的建構。

　　克魯森施藤早年曾先後加入俄羅斯皇家海軍和英國皇家海軍，生平經歷過俄瑞「大北方海戰」、馬戛爾尼使團等歷史事件，早年足跡已遍布波羅的海、印度洋、太平洋與中國南海。而這趟俄國海上征程有多重目標：一方面，此時俄國已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堪察加半島與彼岸的阿拉斯加，對於薩哈林、韃靼地區、甚至蝦夷地也都有其潛在擴張期許，克魯森施藤奉命將先前漂流至俄羅斯的日本人遣返，並派遣大使藉此與日本幕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代表沙皇在澳門與清朝建立直接的海上貿易管道，避開嘉慶皇帝即位後，閉關並陷入停滯的恰克圖貿易通道。對俄羅斯而言，清朝貿易的重要性並不僅限於毛皮輸出，而是更廣泛地關係到俄國在歐亞大陸東西貿易中的轉口貿易地位。一旦傳統通道封閉，建立新的航線即成為刻不容緩的帝國戰略。除此之外，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1777-1825) 也期望更廣泛地探索太平洋及北美洲沿岸，獲得潛在的殖民地。因此，這趟航行不僅關乎地理探測、外交觸角的延伸與商業貿易的布建，更連帶引發後續對地圖知識的再生產以及南太平洋與東亞邊界認識的重繪。

　　此航行名義上由亞歷山大一世下令出航，實則為掌控北美貿易的「莫斯科北美公司」主導。克魯森施藤所率領的兩艘艦艇——主艦 Nadezhda 號與副艦 Neva 號均配置了當時最尖端的科學設備與學者群，包括天文學家霍納 (Johann Caspar Horner, 1774-1834) 、博物學家朗斯道夫 (Georg von Langsdorff, 1774-1852) 以及日後深入亞馬遜探險的提勒修斯 (Wilhelm Gottlieb Tilesius, 1769-1857)。他們不僅肩負地圖測繪任務，更意在重建帝國對太平洋世界的認知，三位學者的登船，亦是科學革命及啟蒙時代科技人才培育成果的體現。兩艘船於 1803 年，在哥本哈根駐留一段時間後再次出航，繞過南美洲後前往努庫希瓦島、華盛頓島（即今日吉里巴斯）等地，並在夏威夷群島分道揚鑣。克魯森施藤率領的主艦朝向堪察加半島前進，，再前往日本；副艦則則駛向阿拉斯加等北美殖民地，為莫斯科北美公司處理原住民衝突。最終兩艘船於 1805 年在克魯森施藤離開臺灣抵達澳門後會合。

　　在南太平洋努庫西瓦島的停留期間，克魯森施藤展現出兼具人群意識與分類學的眼光。他初時將當地居民與西印度群島的原住民 (Indians) 類比，但隨著時間推移，他開始質疑這種膚淺的類比，並逐步建立起以服飾、儀式與語言為基礎的民族分類法。這種對「島民」的細緻描繪與分類，實為當時歐洲帝國知識建構的典型實踐，也反映出地理與人種知識間的深度連結。航行途中，自豪於所攜帶的「現代化」、「精準」測量工具，克魯森施藤極富野心地對於海圖與地理資訊的批判尤為顯著。他強烈質疑庫克 (James Cook, 1728-1779)、佩魯斯 (La Pérouse, 1741-1788)、達爾林普爾 (Alexander Dalrymple, 1737-1808) 等前人所繪地圖的準確性，認為許多前人所描繪的「島嶼」實為虛構的島嶼 (imaginary islands)。在台灣，蘭嶼航線的繪製過程中，他更嘗試以現代測量工具矯正前人之誤，尤其是在穿越蘭嶼與七星岩水域時，標註詳細水深與礁岩方位，堪稱 19 世紀初俄羅斯海圖製作的技術高峰。他的測繪不僅是近世知識的實踐，更有助於俄羅斯帝國建立北美至澳門的毛皮貿易航線。

　　作為一名探險家，克魯森施藤並不滿足於完成沙皇及公司交代的任務，他更期望完成過去探險者未能達成的成就，例如法國航海家拉佩魯斯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unt of La Pérouse, 1741-1788) 過去積極尋找具體位置眾說紛紜的亞松森島 (Ascension Island)，克魯森施藤曾經也打算親自尋找亞松森島的下落，只是最後受限於須於 1805 年到達澳門的現實因素，他不得不向現實妥協，放棄尋找亞森松島，自己駛向冷角 (Cape Frio)。而克魯森施藤作為第一位自堪察加半島南下，穿越台灣東南海域的俄國船長，他對臺灣的書寫記錄亦值得注意。他標示出七星岩、蘭嶼與南方島礁的精準座標，指出多數前人海圖的錯誤，更重要的是，他的輿圖對於後來著名的英國水文圖師霍斯伯格 (James Horsburgh, 1762-1836) 於 1823 年出版的著名海圖 Chart of China C Sheet II 有顯著影響。兩人所繪地圖不僅在地名、航線、甚至山脈標示上近乎一致，此一現象，顯示出知識在帝國間的流動與挪用。

　　與此同時，清帝國在面對太平洋的臺灣東北海域亦有類似的空間擴張與知識再建歷程。在 19世紀初「乾嘉變革」——中央政府為彌補財政缺口將部分權力外放至地方政府之脈絡下，蛤仔難地區也隨之逐步納入清帝國統治。除了以吳沙 (1731-1799) 為首的開墾者，地方官員亦積極參與蛤仔難地圖繪製、地名命名重新劃界的過程，新的空間被民間、在地官員分別畫製出各種地圖。例如王得祿 (1770-1842) 於 1807 年率軍攻打海盜朱濆 (1749-1808)，親赴蘇澳並繪製〈蘇澳圖〉，記下「此港 (蘇澳港) 直通烏石港」、「小山潮長不見」等具體地形資訊，這些都構成了清帝國對噶瑪蘭南端的初步海洋認識。而繪圖者在蘇澳附近畫出大量船隻與島嶼，也顯示出當時地方軍政系統開始將此區納入治理網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蘇澳圖》、《呈噶瑪蘭圖》等方志圖像中，出現明顯有別於現代漢文的地名，如「新猴猴山」、「花碰嶼」、「萬水朝東」和「草埔嶼」等，這些地名突顯清帝國面臨海盜和邊疆防患危機時亟需獲取實地地理知識，〈蘇澳圖〉上「嘉慶十二年王 （得祿） 總戎泊舟於此」之語亦是清代台灣史地成就的雙重體現。

　　這些地方圖像將海洋視為延伸治理之內海，而非地理未知的外洋。相較之下，克魯森施藤的遠洋視角，則更貼近地圖學式的太平洋世界建構。兩者雖無直接交流，卻於同一時間、地點展開了平行的空間較量，對太平洋邊界進行各自的製圖與治理實踐。對俄羅斯帝國而言，臺灣南端航路與澳門之間的連線是攸關北美毛皮貿易命脈的新路徑；對清帝國而言，噶瑪蘭則是支撐福建糧食短缺與反制海盜的關鍵區域。兩者皆將東北亞邊陲視為迫切需要治理與重新命名的「未竟之地」。

　　總結而言，克魯森施藤的環球航行不僅重塑了俄羅斯對太平洋世界的認識，也促成了帝國對遠東的空間與知識佈局。他所開創的南下航路成為後來俄羅斯、英國與清帝國互動的地理基礎。而同一時期清帝國內部在噶瑪蘭地區的地圖製作與海洋治理實踐，也可被視為帝國版圖實質擴張的證明。這場環球航行最終留下的不只是日誌與圖像，而是對東亞空間認知方式的深刻轉變。克魯森施藤的知識行動不僅是地理探險的成果，更是帝國在全球知識市場上宣示主權的具體實作。他透過親身測繪、圖資比對與對既有海圖的批判，奠定了 19 世紀前期俄羅斯對太平洋與東亞海域的地理想像。在他留下的史料與日記中，我們不僅可見一位海軍將領的專業，也可見一位博物學者與民族誌觀察者的複合角色。而其經歷過馬戛爾尼使團、見證清俄貿易轉折之歷史背景，更使他成為理解 19 世紀初中俄日三角海域互動的關鍵人物。

　　俄羅斯的首度環球旅行，是在國內經濟困境和渴求新知的雙重背景下造就的產物，不僅成功讓俄羅斯帝國步入「海洋帝國」的行列，亦促使日後的日本進行對「蝦夷地」及北方諸島的探勘，刺激各國重新認識太平洋。盧正恒教授最後總結，林滿紅、馬特松田 (Matt K. Matsuda) 等研究者提醒我們拋下殖民史觀，理解太平洋在人類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早近代時期，對探險者亦將臺灣視作太平洋的一環，可見海洋史對臺人而言不應是遙遠而陌生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