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勉治教授演講「熊賜履在早期康熙朝廷的『文治』觀」紀要

　　2013 年 6 月 21 日，張勉治教授蒞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講演，題目為「熊賜履在早期康熙朝廷的『文治』觀」。張教授著有 A Court on Horseback[1] 與〈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與文武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等書、文[2]，對清代皇帝出巡的歷史，及其政治與社會意義均有深入的研究。本次講演，張教授透過對熊賜履倡議「文治」，試圖恢復經筵、日講與起居注官三項制度的研究，探討康熙朝廷早期皇帝與官僚的協商及談判過程；對朝中滿人與漢人的關係、尚文與尚武的觀念，以及滿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碰撞，均做出精闢的分析。

　　熊賜履於順治十五年 (1658) 舉進士，康熙帝即位時年紀尚輕，熊賜履便以年長顧問與指導者的身分，為康熙提供政治諮詢，並倡議「文治」。康熙除去權臣鰲拜之後，熊賜履的政治地位上升。由於熊氏宗奉程朱理學，他冀望恢復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三項制度，讓漢人官員時常在皇帝與太子身邊發揮影響力，增長他們的儒學知識，將年輕的皇帝培育成為理想的儒家聖王。這便是熊賜履的「文治」藍圖。

　　張教授展示一幅《康熙皇帝著文士服圖》，圖中康熙年紀約莫二十至三十歲間，手執毛筆，端坐案前，案上擺設書冊、紙張、筆擱，均為文房用具，呈現文士形象。此外，康熙確實恢復了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三項制度，一般認為是熊賜履的一大勝利，以及康熙受到漢人知識文化的影響；張教授則認為，熊賜履的權力實際上在這次事件中被皇帝架空，他並沒有成為康熙真正的親信，而康熙的尚武態度，亦不能僅以單純的文士形象總括。

　　首先，兩人的衝突發生在康熙的兩次巡行。出巡是年輕皇帝的決定，背後所隱含的動機可能出自於孝莊太皇太后的授意，以及準備平定即將爆發的三藩之亂。熊賜履反對出巡，造成君臣之間意見相左。康熙七年 (1668) 十月，熊賜履反對康熙離開北京，進行軍事演練。雖然他後來願意接受康熙巡行的決定，但是要求皇帝恢復經筵與日講制度，帶有條件交換的意味。康熙九年 (1670) 十二月，康熙二度出巡，熊賜履再度反對。康熙便不帶翰林學士出巡，熊賜履自然被排除在外，與皇帝的關係漸行漸遠。

　　其次，康熙恢復內閣制度，用索額圖、明珠掌管內閣，一般以為是仿效漢制，張教授卻認為這是康熙藉以孤立熊賜履的手段。索額圖與明珠都是滿人，為「文武全才」、「文武並重」的理想典型，且受到孝莊太皇太后與康熙的信任。即便他們並非學問家或理學家，卻合乎滿人的尚武精神，此與熊賜履的「文治」理念並不一致。

　　康熙十年 (1671) 八月，熊賜履以母病辭歸，獲准。熊賜履離開朝廷後，其翰林院掌院學士職位，隨即由折庫納、傅達禮接任。折庫納和傅達禮都是滿人，他們能夠讀寫，也能夠騎射，雖非學問精深的文士，但符合「文武全才」的理想官員形象。同時，由折庫納任用的漢人官員孫在豐，亦是能讀寫，能騎射的「文武才」。相傳在一次狩獵活動中，康熙把御用的弓箭交給孫在豐，孫在豐射中一鹿，便得到皇帝的稱讚。此事頗可見出康熙尚武的意向。

　　另外，熊賜履一走，康熙即建立起居注官，並讓傅達禮掌起居注官與機密。熊賜履建議恢復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三項制度，目的是讓漢人官員接近皇帝，發揮影響力；然而，康熙並未任用熊賜履所垂青的漢人官員，更隔絕了熊賜履試圖影響皇帝的管道，並實際上架空他的權力。由此可見，熊賜履等漢人官員並非康熙心中的最佳臣僚，而三項制度的恢復也不代表理學與漢文化的勝利。

　　熊賜履雖然私底下曾經撰寫文章，談論經筵、日講制度的意義及其正確運行方式，並且在京城官員之間流通，試圖爭取支持者，但是這篇文章並未公開進呈康熙。熊賜履或許認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已經足夠，因此用各種方式對康熙施展壓力，卻高估了自己對皇帝的影響力，導致最後與皇帝的關係日漸疏遠。康熙曾經詢問傅達禮，熊賜履是否經常和他討論理學？傅達禮回答是，並說熊賜履經常談論「知行合一」之說。對康熙而言，熊賜履可能是一位講話直接，想法理想化的理學家官僚，卻從未視之為真正的親信。

　　藉由張教授的分析，我們得以觀察到康熙朝中複雜的政治折衝關係，展現宮廷內皇帝與臣僚權力協商的具體進程，極為精彩。關鍵在於皇帝採取何種行動穩固自己的權力，他既招攬漢人士大夫效力，又任用自己的滿人親信；同時，在推行「文治」的表象中，又保有一定程度的尚武傾向。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三項制度的恢復，在其表面意義的背後，存在著更複雜精密的政治操作。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均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俾能精準的詮釋其意義。張教授認為，他的研究並非要推翻前人對康熙朝「文治」形象的論點，而是欲指出朝廷中權力運作的實際情形，補充吾人對清代早期政治歷史的了解。

^[1]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2]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