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跨越海洋的交換」專題紀要

 
撰寫人: 吳佩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專任助理)
 
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跨越海洋的交換」專題紀要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於 6 月 20 日至 22 日隆重召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亦參與其中,於 6 月 20 日舉辦「跨越海洋的交換」研討會,分為「東亞海域中的交流媒介」、「東亞海域中的人員移動」、「東亞海域中的商品」三個主題邀集臺、日、中、歐等地八位學者發表新近研究心得。



  第一場次為「東亞海域中的交流媒介」的探討,由中研院人社中心辛德蘭教授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首先由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中島樂章 (Gakusho Nakajima) 教授發表〈十七世紀初九州中部海港與閩南海商網絡——肥後地域之明人墓與唐人町——〉一文,他以福建漳州灣北岸海澄縣三都與日本九州肥後之間的貿易為例,利用日本、中國及歐美史料,並參照肥後國(現今熊本縣)的三座明人墓碑與碑文,以及對熊本等地的「唐人町」遺址考察,另透過對肥後領主加藤清正與華人海商的貿易關係及政治交涉等分析,試圖描繪出十七世紀初移居於肥後地域的閩南海商及東亞海域中福建海商的交易網絡。海澄縣三都的海滄港為漳州灣走私貿易據點之一,僅次於其對岸的月港,十六世紀中期開始發展「通番」貿易。十七世紀初,眾多華人海商渡海至日本九州地區並於當地定居,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為閩商郭濵沂,他也前往肥後貿易。許多福建商人以漳州灣為基地,往來於東亞、東南亞海域,並透過同宗、同鄉等血緣與地緣關係漸次形成貿易網絡,存於三都青礁慈濟宮的「吧國緣主碑記」(1697 年)亦記載漳州灣北岸地域與巴達維亞華僑之間的交流關係。中島教授從唐人町及唐人墓研究切入,並於中國商人原居地進行田野考察,對深化海上華人貿易活動與海洋貿易網絡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接著,中研院人社中心劉序楓教授發表〈清代的中日貿易與唐通事〉,他以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長崎唐通事語言訓練教材《譯家必備》,以及中國商人致通事的書信,如《清人書狀》、《尺牘抄》等史料為基礎,探討唐通事的職務內容,並討論通事在跨國貿易與文化交流之間扮演的角色。「唐通事」及「荷蘭通詞」之職,為日本幕府為了貿易實務及溝通翻譯需求而設立的官職,其中唐通事主要是由在幕府鎖國前居留日本的中國人及其子孫世襲擔任,職掌有翻譯、貿易、外交、維持秩序等方面。唐通事職位種類隨著時代的推移不斷地變化,職務從唐船貿易至管理船員水手事務皆須處理,他們不單是語言溝通的翻譯者,更是貿易業務仲介者,並擁有相當程度的貿易裁量權,亦協助日本政府探聽海外新訊。劉教授紮實的史料研究功夫深獲在場學者讚賞,本研究亦揭示了許多值得進一步深究的議題,如貿易商人集團的構成與商人之間彼此的競爭關係(如回扣問題)等。

  第三篇論文為日本天理大學國際文化學部藤田明良 (Akiyoshi Fujita) 教授以日語發表的論文〈《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永樂朝的海外出使——日本天理大學所藏永樂十二年版和永樂十八年版的介紹與考察〉,由劉序楓教授即席口譯。明代永樂朝海外出使頻繁,以鄭和最為知名,藤田教授考察此時期出使所攜帶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版本,並比對天理大學所藏的永樂十二年、十八年兩種版本,期望補充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同一版模之《天妃經》中缺損脫落的部分。藤田教授詳細比對兩個版本,發現永樂十二年版的佛教色彩較重,兩種版本在天妃形象、文字形式、排版格式等地方也有諸多差異,可見是完全不同的版模,臺灣學者李麗涼亦提出相似觀點(〈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藤田教授又指出《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刊行背景與當時海外出使人員的佛教、道教及媽祖信仰有相當大的關聯。

  第二場的主題為「東亞海域中的人員移動」,主持人是中研院人社中心劉石吉教授。成功大學歷史系鄭永常教授發表〈港市與華人:晚明東亞貿易商埠形成之華人元素〉一文,該文分析晚明時期 (1567-1644) 華人移民在東亞各新興海港城市開埠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及意涵,以及華人貿易的管理方式。鄭教授詳細說明十六世紀以降東亞海港城市的興起背景,與當時歐人東來、晚明中國海洋政策的種種影響,而華人移民及其發達的貿易網絡是東亞海港城市興起的關鍵因素。

  第二篇論文是中研院人社中心湯熙勇教授發表的〈海漂民之跨境移動與異域文化之接觸——以海漂臺灣的日本人琉球人及朝鮮人為中心〉。該文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琉球、朝鮮、日本的海漂民(海難人員)海漂臺灣所留下的漂流記錄,以及臺灣官民接觸海漂民的文獻記載入手,使用文獻學研究方法,分析跨境移動經驗,反映出以臺灣為主體,與東北亞地區的跨界交流及互動連結。由於清廷政策限制,臺灣無法與東北亞相鄰國度直接交流,而使意外來訪的海漂民不僅突破地理上的國界限制,亦跨越政治制度與政策限制,呈現臺灣位於東亞海域的關鍵位置與多元歷史。

  緊接著是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聶德寧教授發表〈十九世紀中葉巴達維亞的華人新客移民——以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檔案資料為中心的分析〉。他以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歷史文獻檔案為依據,分析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後)荷印巴達維亞地區華人新客的移民方式、來源及背景,並考察華人公館的權限與職能,藉此分析荷印吧城政府對華人新客移民的政策演變,並探究此一時期吧城華人社會的變遷。聶教授認為,東印度公司時期吧城華人社會的人口組成以移入的新客為主,華人公館為荷印政府授權管理華人內部事務的半自治機構,擁有管理華人新客移民的職責,亦能對政府當局的移民政策建言獻策。不過,在 1830 年至 1850 年間荷印政府逐漸管制並限縮華人新客移入、定居的政策趨勢下,大多擔負協調的責任。而此時期荷印政府對華人新客定居吧城的種種限制措施,導致新客移入人口減少,華人人口長期緩慢增長的結果亦使得中國與爪哇間的貿易成長趨緩。

  第三場次討論主題為「東亞海域中的商品」,由廣州中山大學 Paul A.Van Dyke(范岱克)教授與中研院人社中心辛德蘭教授分別發表關於西米 (sago) 及長崎華商泰益號之米與海產品貿易的研究成果。主持人為中研院人社中心張彬村教授。

  范岱克教授關注包裝材料 (packing material) 在近代貿易史中的重要性,他發表 “Packing for Success: Sago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一文,以十八世紀歐洲市場重要商品西米(又稱西榖米、番米、沙孤米、西米糊、西米粉及西米椰子等)為例,利用船運出口貨物統計數據等史料,討論這個以往少被注意的東亞特殊貿易商品。船運貿易十分重視包裝材料的選擇,選到對的包裝材料能增加商船運載量,並保護貨物在長途運輸過程中不受損害,錯誤的包裝材料則易導致貨物受損。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貿易時,使用西米做為包裝空心瓷器 (hollow porcelain) 的材料,類似現代保麗龍的功用。由於西米粉較重,與貨物一齊放置貨倉,還具有壓載作用 (ballast),可以穩定貨船。西米是東南亞當地生長的作物與貿易輸出商品之一,通常先輸出至中國後,再與瓷器一起運銷歐洲,但在東南亞與中國並無太高的商品價值。在歐洲,西米不但常利用來做包裝材料,也可用作增稠劑 (thickener),更有醫療效用,被視為一種治療海員壞血病的藥物,具有很高的交易價值。范岱克教授認為西米是東亞貿易中的特殊商品,它的經濟效益與其他傳統貿易商品不同。這項新穎有趣的研究獲得在場聽眾一致好評。

  最後一篇論文為辛德蘭教授的〈長崎華商泰益號創業期間的仲介貿易:以米與海產品交換為例 (1901-1907)〉。泰益號為金門籍出身的陳國樑、陳世望父子於 1901 年於日本長崎創立的貿易商號,經營海產及棉花等南北貨批發銷售,貿易網絡遍及中、日、臺與東南亞,經營時間自 1862 年至 1940 年,長達八十年之久。這篇長達 32 頁的論文是辛教授對泰益號研究的最新成果,她仔細分析泰益號創業時期的商業文書與相關資料,針對其中臺灣米與長崎海產貿易商品的交換與貿易經營模式進行探討,以實際數據及史料,釐清了不少先前東亞貿易網絡與華商研究中解釋不清之處。論文中使用了大量文書資料,顯示出泰益號仲介買賣米及海產品的實況與商號規模。泰益號的商業網絡與發展,是臺、日雙方物流經濟系統連結過程之展現,其仲介米與海產品貿易之興衰,亦反映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之實況。今年年初,中研院臺史所獲長崎華商泰益號後人捐贈數萬件文書資料,辛教授鼓勵年輕學者投入泰益號研究,拓展並深化華僑文化、宗族、華商貿易等研究領域。

  海洋史研究一直是中研院人文社會領域持續發展的研究重點之一,此次研討會對東亞地區港埠發展、商品貿易、文化交流、移民研究等議題均有涉及,不但結合在地研究的觀點,並展現海洋亞洲的視野,討論極為精彩且深入。各研究主題除了呈現海洋史研究的多元性外,亦突顯了近代早期的臺灣在海洋東亞的地位,及有系統地將海洋中國史觀與世界發展脈絡相連結。總結時,多位與會教授均發言表示,期望未來能有更多學者共同參與研究,一同深掘海洋史這塊值得探究的廣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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