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日本大阪明清史研究夏合宿」報導

 
網址連結: 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main/mingqing/index.html
時間: 2013 年 8 月 7 日(三)至 2013 年 8 月 9 日(五)
地點: パナソニックリゾート大阪
撰寫人: 五味知子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
梁雯(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2013年「日本大阪明清史研究夏合宿」報導
 

  今年的明清史研究「夏合宿」由大阪大學的田口宏二郎副教授主辦,並在大阪大學的片山剛教授、大阪大學的研究生等學生團隊的合作下圓滿落幕。活動日期為 8 月 7 日到 9 日,在日本大阪府吹田市舉行,今年有超過一百多位學者、學生赴會。跟往年一樣,先由年輕學者報告,再召開研討會,並開放會場進行討論。

  第一天下午 3:00,會議正式開始。開幕時,先請片山剛教授和濱島敦俊教授致辭,再由大阪大學博士班、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多賀良寬主講〈近世越南的銀山開發和越南銀對中國的流入——探究東亞地區的銀流通圈中越南銀的意義〉。報告的摘要如下: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前半葉,從日本和馬尼拉向中國流入大量的白銀,十八世紀後這個情況逐漸減少。在中國,國際性的白銀流通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八世紀,在廣東從事貿易的歐美商人將大量的銀幣輸入中國。另一方面,以越南和緬甸為中心,東南亞大陸的銀礦開採也開始發展。東南亞大陸銀礦開採主要由華人主導,採礦業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內地的剩餘人口,由此發生了大規模的從華南向東南亞的國際勞動力移動。

  隨著十八世紀的銀礦開發,與緬甸 Bawdwin 銀山一樣具有巨大產量的還有越南北部的送星銀山。數萬華人勞工在此開採,很早就受到了中、越雙方政府的關注。為了占有優良的礦脈,送星銀山的華人勞工間也衝突不斷,尤其是發生在 1765 年和 1775 年的大規模械鬥事件對後來礦山開發的進展有深刻的影響。以前的研究認為送星銀山的開發在 1775 年的械鬥事件後開始衰退,但是從檔案史料看,一直到 1780 年代末期,銀山的開發還在繼續,大量的礦山勞工仍留在越南北部。以華人為主導的礦山開發和對中國的白銀流入持續到阮朝統治下的十九世紀。1822 年到訪越南的 John Crawfurd 曾描述當時每年從越南流向中國的白銀有 20 萬盎司,證明東南亞大陸的銀在十九世紀前半葉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20 年代以後,越南也和中國一樣,銀價高昂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明顯,如此大量的白銀流出讓阮朝也開始有危機感。阮朝的第二代君主明令帝(1820-1841 年在位)對白銀輸出接二連三地頒布禁令,並採取銀山直轄管制等措施,試圖以此解決國內白銀短缺的問題。十九世紀前半期,除了越南以外,泰國北部、老撾也開始向中國輸入銀,由此可見中國在道光年間發生的白銀問題和經濟危機給同時代的東南亞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合宿第二天的上午舉行年輕學者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報告。第二位報告者是東北大學專門研究員高橋亨氏,主講《明代內閣制度研究——以其職務形成過程為中心的分析》。該報告對明代帝王應臣僚們的要求而設立的內閣職務「經筵」和「東宮講讀」的成立過程進行分析,嘗試為內閣制度的歷史提供一個新的理解。在永樂年間設置的內閣過去只具有為皇帝起草詔書的功能,可是經過了英宗的魯莽行事而引起的土木之變後,景泰帝在位時便成立由內閣每天對皇帝進講,亦即「經筵」制度。分析當時的臣僚們上奏的內容,可知他們希求確立經筵制度,以此作為制約皇帝日常行動的手段。除此以外,天順時期還增設了對皇太子進行教導的「東宮講讀」,並由內閣掌管。在明代,皇帝無法處理政務時,可以由皇太子代替主持朝議,這也意味著對皇太子的教導是為了培植未來皇帝「視朝」而進行的一個經營策略。

  正統以後,臣僚們要求皇帝必須每天參與視朝和經筵,因此嘉靖以後,皇帝每天至少要完成的日課「朝講」――視朝和講讀――已經成為了一個習慣。掌管經筵和東宮講讀的內閣具有通過進講對皇帝的日常生活進行管理的職權,並擔負著不讓視朝斷絕的重大責任。如上所述,明代的臣僚們一直在摸索如何順利運行政府的體制,上述的內閣職權就是摸索的結果。進一步說,該研究對於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初的君主政體如何在中國歷史中發展與轉變,提供了一定的思考和暗示。

  第三位報告的年輕學者是北京大學博士班的大城洋介,主講《清國的琉球政策――以丁日昌的琉球認識為中心》。該報告通過考察日本政府廢琉置縣後,面對這一清琉朝貢冊封關係的危機時清國和琉球的動向,嘗試解讀兩國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時所產生的矛盾和糾葛。該報告對從日本政府廢琉置縣開始的 1874 年(該年同時也發生了臺灣事件)到 1880 年分島改約交涉之前的清國的琉球政策,特別是以丁日昌的琉球認識為中心進行了考察。丁日昌雖然上奏了幸地朝常帶來的琉球王尚泰的諮文,卻不承認和琉球之間的朝貢冊封關係;他擔心和日本之間的紛爭,建議幸地朝常回國。他還列舉了駐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後,發現琉球的隱蔽主義、琉球在臺灣事件中違背道德的行為、朝貢貿易中琉球人的不正當行為,以及因此讓清國所蒙受的損失。廢琉置縣後,雖然他對郭嵩燾依據萬國公法提出讓琉球保存「宗祀」的措施表示贊成,但同時也注意到切斷傳統的朝貢冊封關係後,中國應該迴避保護藩屬國的責任。此外,他還主張即使蒙受不得不放棄朝貢冊封關係的恥辱,也要迴避因為琉球問題而引起的紛爭,應該先圖自強再考慮奪回琉球。雖然當時丁日昌並沒有直接負責對日交涉,但是臺灣事件後,他在擔任福建巡撫、福州船政的過程中有很多接觸朝貢貿易資訊的機會,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海防不備的現狀和進行強化的必要性。

  合宿第二天下午,以「跨界的明清史」為題目進行討論,目的在於不止是將明清史研究與其他領域進行一次性的交流,而是將各領域間的差異放在共同的視野之內來進行對話。有三位學者在討論會中報告,分別是對日本的「外邦圖」進行研究的第一人、地理學專業的小林茂;將中國政治的諸原理進行地層學性的解析的政治學者西村成雄;以及將現代中國的地方財政和金融放在經濟學、歷史學等廣闊脈絡中進行定位的經濟學者梶谷懷氏。

  小林茂以「前殖民地時期東亞的傳統地圖和現代地圖」為題進行了報告。近代國家形成的同時,西歐國家也逐漸確立了由常設的機構運用近代測量技術製作出高精度地圖的體制,顯示當時的社會對於近代地圖的評價相當高。高精度的近代地圖被認為有助於行政、軍事活動、建設工程,亦是進行遠征和殖民地統治時不可或缺的工具,故而被逐步完善。近年來,結合歷史學、地圖學、地理學三者的視角,研究地圖的作成、運用,更進一步分析其被作為一種表像的功能越來越受到關注。近代地圖的製作以現地測量為前提,作成後的地圖不僅僅標示出可以掌握的空間狀態,成為近代國家活動的基礎,也是國家政治領域的象徵。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反過來審視東亞地區的近代地圖製作,可以清楚地發現它和西歐諸國的外交、軍事活動一起被運用於東亞地區,並成為支撐其在東亞地區占據優勢地位的一個手段。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歐諸國進行軍事活動的同時,也強制性地對東亞地區展開了地圖測量活動。而被作為測量對象的東亞各地卻很難理解西歐諸國的成果,即使想追趕西歐製作近代地圖的體制也難以得到發展,只能繼續著傳統的地圖製作。引用近代的測量技術、完善測量機構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要想製作出可以代替西歐製的近代地圖也需要非常複雜的過程,因此在東亞國家形成了近代地圖和傳統地圖錯綜交錯的局面。

  西村成雄的報告以「尋求重新認識中國的多元解讀密碼」為題,以 100 年,或者 25 年為週期來解讀中國的歷史發展。報告首先分析了中國從 1799 年開始,亦即乾隆皇帝死去後,約 200 年的歷史是從以中樞到周邊為軸的「天下性」到以民族國家為軸逐漸變化的過程,是一個混合性的政治空間。然後,將二十世紀的動向,以 25 年為週期進行分析,考察中國民族國家化的歷史發展。中國的民族國家化的推進過程在二十世紀的特徵可以總結為第一季度孫文階段的「主權在民」型的大總統制、議會制的導入及其挫折,和第二季度蔣介石階段被稱為「訓政體制」的「主權在民」的國家體制。當然,在此期間已經開始準備向「主權在民」的憲政進行轉移。盧溝橋事件中斷了 1936 年 5 月 5 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推行,可是這股要求憲政的政治潮流在 1945 年前後的國際與國內背景下,即使有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缺席,還是在 1946 年 12 月召開的憲法制定會議和國民大會上得以通過。報告者認為應該留意這些潛伏在二十世紀的暗潮所具有的洶湧而巨大的力量,二十世紀的現實性政治構造在大陸可以說是在依存了第二季度政治體制的進程中,接上第三季度的毛澤東階段的。在這一階段更加需要加強解讀社會(包括民族集團的領域)中需求或是抵抗政治正統性的多層次階級構造,和政治文化論的性質。第四季度是鄧小平階段,該階段中為加強其政治正統性所進行的新舉措則是積極的順應經濟全球化進程,並於2001 年加入 WTO,到此為止為中國二十世紀的進程劃上了句點。

  梶谷懷以「全球化和中國模式」為題進行了報告。他認為中國製造業的特徵在於中國自從在二十一世紀加入 WTO 後發揮了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首先,製造業領域供應鍊發生了 global imbalance 現象,即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和美國之間的國際收支不均衡越來越明顯,國際資金的流動性過剩、過高的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新興國來說,像冷戰時期那樣以稀少的資本(外幣)購入先進國家的技術的必要性相對來說降低了。通過分工體制中的技術革新,中國國內製造業向美國的輸出持續擴大,增加了通過「垂直分工」的技術革新而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性。當然,藉由 global imbalance,中國的國營製造業向美國持續擴大的輸出,也對通過「垂直分工」持續降低成本費用非常有利,可以說中國經濟正是乘著世界經濟的這一股順風達到其高速增長的。如此說來,新左派所主張的「中國模式」並不能為我們提出一個非傳統性的市場經濟模式,因為中國自始至終是藉著和全球化經濟相互依存,且保持其歷史特徵的情況下實現高度增長的。在與全球化經濟相互依存的同時,在激烈競爭中尋求生存的民間企業和享受獨佔性特殊利益的國家企業背道而馳,這一「國家資本主義」的特質也持續強化,這一點也足以使我們懷疑中國模式是一種走向「開發獨裁」過渡期的說法。於是,報告者提出第三種主張,他認為中國模式在根本上和開發主義性質不同,非常獨特,中國模式是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中必不可缺的構成要素之一,同時,也不得不面臨其獨有的困難。

  綜上所述,此次合宿總共 6 個學者發表文章,分別展現了各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會場的提問和綜合討論都十分充實,氛圍熱烈,而明年的明清史夏合宿由九州市立大學的堀地明教授和福岡大學的則松彰文教授聯合主辦,將在日本九州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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