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教授演講「明代東南沿海地區的衛所和軍戶:國家制度與日常政治」紀要

 
講題: 明代東南沿海地區的衛所和軍戶:國家制度與日常政治
主講人: 宋怡明教授 (Prof. Michael A. Szonyi)(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
主持人: 羅士傑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 2013 年 11 月 7 日(四)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盧正恒(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宋怡明教授演講「明代東南沿海地區的衛所和軍戶:國家制度與日常政治」紀要
 

  被視為「華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宋怡明教授目前休假,遂借此機會造訪臺灣。近年來宋教授關注明代衛所軍戶問題,且以之為正在撰寫的專書之探討對象。本次演講對宋教授而言有重要意義,因是首次在寫作期間透過一次演講,綜合各項問題意識以及現階段的想法做出報告,希望藉此機會與在場學者們交流,進而思考是否有未完善之處。曾求學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宋教授相當重視此次返回母校演講的機會,加上應主持人羅士傑教授之要求,本次演講將運用哈佛大學上課時的互動方式,講演中隨時可提問,也會不時拋出問題與現場聽眾交流。

  首先,宋教授闡述選擇衛所軍戶這一看似傳統的制度史為研究課題之原因。終明一世,衛所制度從未取消,影響著大明帝國治下超過 20% 的人口與 15% 的土地,因此不僅是重要的軍事制度,更與此制度下的老百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到了六百餘年後的今日仍然可藉由田野調查見到衛所軍戶所留下來的痕跡。以往的制度史多是探討衛所制度如何形成、效果是否彰顯等議題,此由上而下的觀點屬於舊制度史範疇。宋教授則認為「新制度史」該由下而上,從平民的觀點理解民眾如何與國家制度互動,主要的概念則是「日常政治」,認為百姓介於對抗與服從之間。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一書中,認為下層無勢力者可對抗上層權勢者所領導之社會;此外,法國學者 Michel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的實現》(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一書側重描述文化,目前的文化史著重於「文化的創造」,但實際上文化不僅僅是「被創造」,更是「被消費」的,因此我們應該要了解文化如何被創造以及如何被百姓利用與再利用。宋教授的研究建構於此二個理論上,加上長年研究軍戶的于志嘉教授等人的基礎,以日常政治為背景,藉由豐富的田野調查探討明代衛所制度與百姓之關係。

  宋教授利用三個取材自族譜、碑刻且富有故事性的例子來述說其論點,說明同為軍戶家族,在元末明初、明中葉、明末清初三個階段,「軍戶制度」和「老百姓」間如何互動。第一個故事發生於元末明初,福建漳浦地區的鄭氏家族被列入軍籍,因此家族需有一人從軍服役。族譜明載家族經過商議後,決定家中多數的財產由被抽派為軍的次子繼承,此與中國傳統財產均分的觀念大相逕庭。數年後,擔任軍職的次子年事已高,鄭家需再派一人接替從軍。由於財產已分配,為了讓即將繼承軍務者能夠獲得好處,此家族重新分配長、次、三、四房的順序,將極具意義的「長房」身份給予將要負擔義役的次子之二子。此例顯示傳統中國家族並非如刻板印象中的僵化,為了適應並履行對國家的義務,無論是財產或是祭祀、繼承的先後序位,均可適時調整。作為一個文本,宋教授認為族譜最重要的是當中「契約」的概念。例如鄭氏的族譜中,顯示出當時百姓如何將國家加諸於人民的軍事制度及義務「貨幣化」,將之變成經濟關係。宋教授又舉他例,如一王姓軍戶家族為了規避服役義務,找來和尚替家族服役,在家譜中詳述雙方如何訂立契約,並購置田產給予此和尚及其後代,以確保有人能持續替家族服役。另一種狀況是避免家族中人不願履行責任,因此購置一塊土地,把土地租賃給他人,獲取的收入則給予服役者。簡而言之,這些故事透露當時百姓對待義務的策略就是找出漏洞,並使之預算化、貨幣化以及合同化,透過這些方法將風險降到最低,與當時老百姓在經濟市場上的策略類似。至於何者為先,仍有待之後更多的研究才能夠證明。

  第二個故事則取材自一份特殊的族譜,來自泉州福全所的蔣氏家族。此家族一直擔任福全所千戶一職,在以往的認知中,身為軍官者理應嚴守本分,替國家驅逐威脅,宋教授卻在這份族譜中找到完全不同於一般認知的描述。該族譜明載嘉靖年間的千戶蔣繼實與海盜之間有著密切往來,自海盜處謀取利益。歷經多年的田野經驗和搜羅族譜,宋教授認為這是最與眾不同的族譜,可能只在族內互相傳閱,不打算公諸於世。蔣繼實一面是海軍,一面是海盜;一邊防衛海上活動,一邊控制海上貿易。由於軍戶家族僅需一人服役,且最初明代政府並未授與軍戶私有的土地,因此大多數的軍戶多會選擇從商來獲取利益,海洋地區尤為普遍。因為明朝實施嚴格的海禁政策,唯一能夠合法製造船隻、離岸下海者即是衛所,且在海上巡弋者同為衛所之人,因此當時衛所軍官或是軍戶家族能夠在海上貿易佔有先天的優勢。倭寇為明代在沿海廣設衛所的主因之一,現今的學界已經理解「倭寇」的組成中以中國人占多數,宋教授則進一步認為衛所家族、大明海軍或許又占這些中國人中的多數。

  最後的故事則來自福建漳州銅山所關帝廟中的關永茂碑記,發生於康熙初年。此地在經歷了遷界、復界以及鄭氏滅亡等事件後,清廷政府希望可以恢復沿海地區的秩序,於是希冀利用舊有的明代制度將社會重新組織,以利收稅。然而,清代的軍事制度中並沒有可以給衛所軍戶妥善安置之處,對於漳州的銅山所軍戶後代來說顯得相當困擾,因為舊的軍戶制度並不適用於新帝國。此時發現臨近州縣有聯合雜姓成立一偽戶名,用以向新政府換取應有的義務和權利。因此銅山軍戶後代便援引此例,聲稱關公為其始祖,結合諸姓立一戶名為「關永茂」,向政府購置一荒廢之戶口以報稅,成為大清的編戶齊民之一,這也是明代軍戶在改朝換代之後與國家制度的一種互動方式。斯科特有另一本著作《不被統治的藝術:高地東南亞一段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當中曾提出老百姓有辦法讓國家沒辦法發現其存在,但關永茂的例子卻是希望國家可以看到他們。宋教授舉了另一個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的類似例子:曾有一藍姓畲族因為無法成為帝國的一份子,導致田產時常被巧取豪奪,卻因為無戶籍而無法報官,致使娶親困難,因而希望能夠成為國家的組成之一,維護既有的權利。由於歷史多數是由上層人物所撰寫,但宋教授認為底層人 (subaltern) 似乎在一定的情況下,仍可以透過廟宇、儀式等方式和現在歷史學家對話。

  綜合三個故事,宋教授希望透過跨學科的方式來說明其觀點。經濟學中有一名為「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的理論時常發生在經濟改革中的國家,即利用國家的制度來獲得對自己有利的事物。例如林培瑞 (Perry Link) 在《解析中文:韻律,隱喻與政治》(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中,有一例即可清楚闡述「制度套利」的概念:一人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期間,為了換取較高級的房子,向主管單位詢問中央的知識份子政策能否落實,透過此說法欲換取利益。此外,亦常有政府部門將土地以低價售予親信,再以高價賣出,透過符合國家制度的手段賺取利益。而「制度套利」之所以能夠出現在明代,宋教授歸結出幾個可能性:一是管轄權的重疊,可以運用一個制度在另一制度下獲得好處。二是政府的管理依靠文件,可透過文件利用國家的語言來處理事情。三是軍戶的身份和秩序管理,明代是依身份處理問題的國家,有了某種身份就可以做出對自己有利,但並不一定對國家有利的選擇。最後一點則是陽奉陰違,宋教授認為這樣的狀況不僅出現在沿海軍戶,「玩國家」的現象可能出現在明代各衛所,甚至不是明代獨有,或許各地區、各時代都有類似的狀況,這也是目前宋教授最主要思考的問題。總結時,宋教授表示希望利用日常政治來重新理解明代歷史,更深一層意義則是重新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

  講演結束後,宋教授和與會的學生、教授討論交換意見。臺大歷史系的宋家復教授首先詢問由於宋教授所列舉的三個軍戶家族,均是由外地移防該地,並在該地建立村落的歷史,似乎像是現今美軍在日本駐軍後建立村落一樣的概念,如此一來這樣的例子是否有何特別或是值得討探之處?此外,對於宋教授在演講中將這些軍戶視為 subaltern 這一概念有所疑惑,因為 subaltern 理應包括社會底層的人及被壓迫者,此次演講中的明代中國似乎不是一個 state 的概念,而所謂的軍戶也非 household 的概念。宋教授回應衛所軍戶在地方往往是屬於「文化島嶼」,與周圍的村落文化有一定的差異,是否有地方化的現象值得再商榷。且不該忘記 subaltern 這一概念最初的定義其實就是士兵,並不是將軍戶完全視為 subaltern,因為中國真正的 subaltern 或許連族譜都沒有,雖然嚴格來說,所謂的 subaltern 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參與相關的討論。然而,宋教授仍希望透過田野調查,能夠儘量了解「底層」民眾能夠透過任何方式與歷史學家進行的對話,包括儀式、家廟、族譜等方式。宋教授提及在演講中使用「國家」這一語彙,純粹是「歷史時間錯置」,因為沒有其他更適合的詞彙。當時 state 和 household 的概念尚未形成,僅有里甲的觀念,但由於沒有其他詞彙可以描述,因此只能運用 state 等現代詞彙,實際上當時軍戶知道除了里甲之外,仍有一個「國家」存在。

  緊接著,由臺大人類學系的林瑋嬪教授發問。從人類學的角度觀察,林教授原先以為宋教授要用三個故事來重新理解並創造文化,例如第二個故事提到倭寇並非真正的倭寇,卻突然用「制度套利」理論作結,並未達到「文化再創造」的目的。且一開始宋教授似乎欲建構新的明代歷史圖像,但在最後套用了一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此舉是否合適?宋教授認為對於「倭寇多為中國人」這樣一個再創造,其實並非獨創,而是當時當地人的認知,是從地方的觀點出發,而非從國家政府的角度去認識,希望建立的明代新圖象就奠基於這些有趣的故事中。與會學者詢問是否可將「制度套利」概念拿掉?宋教授表示拿掉此理論,結論仍可成立。歷史學和人類學不同,歷史學可以只給故事而不用給予理論,但是只用三個故事卻無法達到宋教授真正的目的:現在中國史仍屬於西方學界的邊緣地區,希望能讓中國史不再邊緣化。

  每一個學者都會有意識地想解決一個問題,宋教授感興趣的是在任何一個時間,國家和百姓之間的互動,以及國家的限制與定義。至於倭寇問題是否為中央所知悉,宋教授認為明代其實有著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狀況存在,致使問題解決不了;但戚繼光所統領的客兵卻因為不屬於該地,所以能夠客觀地解決複雜的問題。有提問者問到運用斯科特的核心概念為主軸之一的用意何在?宋教授則重申,運用此理論並非述說軍戶要推翻衛所制度,關鍵在於制度建立後,在制度內生活的人們會用各種方式與之互動,試圖從中牟利,利用特權來占盡便宜。在這個例子當中,弱者的武器並不是為了推翻國家而使用,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玩國家」。明代有很強的制度一貫性,制度卻不符合實際的狀況,根本無法明確實行。有學者認為「玩制度」普世存在,根據黃仁宇對四川屯田數與實際田畝數量間差距的研究指出,衛所制度幾乎不可行。宋教授對黃仁宇的觀點持懷疑態度,當中的數字正確與否仍可以深入探討。國祚初立時,朱元璋的野心或許超過了其他朝代的開國君主,制度一旦建立,就會有人開始「玩國家」,但宋教授認為玩制度的出現不代表制度失敗或不存在。以往學者經常主張朱元璋所建立的制度到正德年間已經崩潰,宋教授則認為明代其實一直有制度存在,只是較之其他朝代,明代比較不容易做出調整。

  此次演講就在聽眾爆滿會場以及熱烈的討論聲中圓滿落幕,會中許多議題因時間不足的關係,無法逐一完整回答,宋教授也深表遺憾。結束前,由羅教授總結這場演講,本擬略微提及關於「華南學派」和「歷史人類學」等問題,礙於時間有限,無法有所討論,將留待隔日的圓桌會議繼續進行,應是此次演講最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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