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有信教授演講 “The Messenger of Zikawei (徐家匯): A Chinese Life in French Catholic Shanghai” 紀要

 
講題: The Messenger of Zikawei(徐家匯): A Chinese Life in French Catholic Shanghai
主講人: 顧有信教授 (Joachim Kurtz)(德國海德堡大學 Carl Jaspers Centre for Advanced Transcultural Studies)
主持人: 張谷銘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9 月 17 日(二)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純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顧有信教授演講 “The Messenger of Zikawei (徐家匯): A Chinese Life in French Catholic Shanghai” 紀要
 

  2013 年 9 月 17 日,顧有信教授 (Joachim Kurtz) 蒞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題目為「The Messenger of Zikawei(徐家匯): A Chinese Life in French Catholic Shanghai」。顧教授著有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Selbstbehauptungsdiskurse in Asien 等書[1],關注近現代中國、日本、歐洲之間文化和知識的交流,特別是在邏輯學、修辭學、政治理論和翻譯上,有深入的研究。此次演講,顧教授以上海徐家匯為例,試圖在有限的史料中,重建天主教學者李問漁 (1840-1911) 的一生。

  徐家匯是上海天主教發源地。1847 年耶穌會士來華,選中徐家匯作為江南傳教區的總部,在此建立教堂、修道院、藏書樓、氣象臺、印書館、孤兒院(育嬰堂)和徐匯中學等,形成完整的教會區,也是當時中國傳播西學最具規模的地點。有別於早期耶穌會士「由上而下」的傳教策略,這批十九世紀新到的傳教士致力於經營底層,廣收農家子弟和貧困者為信徒,其中包括流離失所的孤兒。耶穌會士一方面宣揚教義,一方面培養中國信徒,因戰亂而遷徙的孤兒院和印書館也終於在徐家匯南部的土山灣落成。

  住在土山灣孤兒院的孩子自小就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之後被送往學校和工藝廠,接受教育訓練。工藝廠的訓練,部分偏向實質的商業用途,比如木工、製鞋、鍍金和刺繡等,但在繪畫、雕刻和彩繪玻璃上,仍強調文化和宗教的陶養,西洋藝術也藉由這種師徒制得以傳承。印書館在蔡家灣和董家渡時,是以小規模方式,利用木板印刷術印製宗教手冊。到了土山灣以後,開始大規模出版宗教以外的刊物,特別是與科學相關者。加之,印書館採用銅版、珂羅版和三色版等制版技術,能夠印製更為精細的圖像與文字,質與量都有所突破,發行的區域不再限於江南的教會。[2]

  徐家匯著名天主教徒李問漁,便是在此一歷史背景下誕生。李問漁 10 歲到土山灣孤兒院,為徐匯公學初期學生,1862 年進入耶穌會,1906 年擔任震旦書院的院長。他不但是虔誠的信徒,也身兼神學家、哲學家、辦報人等多重身份,著作和譯著多達 70 部。作為浦東第一報人,也是相當多產的作者。關於他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如顧教授指出,要重建李問漁,僅能從現存稀少的材料——比如他向上帝懺悔的遺言——來了解這一人物,而這遠比不上他在神學和西學東傳史上的貢獻。

  歷史對李問漁的忽略,同樣表現在對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品的不重視。即便徐家匯耶穌會士在中國現代化扮演微小的角色,但是在整個中國近現代印刷史和西方知識的傳播上,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李問漁透過報刊和譯著的出版,在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知識,希望藉此啟迪民智。例如 1878 年,他創辦並主編《益聞錄》,1887 年再發行《聖心報》。在《益聞錄》中,李問漁所預設的讀者群不限於天主教徒,他以科學專題吸引廣泛的讀者。除了實用的地圖和地理知識外,數學、天文學、水力學、機械學等文章也被收錄。為了直接回答讀者的疑問,《益聞錄》又另闢「巧謎」 和「答問」等專欄。

  在顧教授分享的徐家匯歷史照片中,一張土山灣印書館的照片可見層層相疊的書架擺滿房間,這裡頭包括李問漁自己的著作。他的 70 部著作約莫分成兩類,一是世俗性的,二是神聖性的。世俗性的著作有 20 部,以科學、哲學和邏輯學占多數;神聖性的著作有 50 部,談論的主題包括禮拜儀式、懺悔、教義問答、聖徒傳等,例如,《煉獄略說》(1871)、《理窟》(1886)、《西學關鍵》(1889)、《答問錄存》(1890) 和《哲學提綱》(1909)。李問漁對天主教神學的掌握,以及拉丁文和法文的運用,使他能將基本教義翻譯成平民能懂的白話文,也能用艱深的哲學語言撰作。他將西方科學知識轉化為有用的資訊 (useful news),發表在報刊和著作中,同時也提升它們的銷售量。

  李問漁善用他的辯論技巧在傳教工作上。《答問錄存》中記載一段他與質疑天主教義者的答辯,對方認為中國有自己的信仰,何必信奉西方的教義?李則巧妙地答道,人們不稱佛教為南方教義,不稱儒教為北方教義,為何稱天主教為西方教義?天主教義來自上帝,不受四方約束,為真正的普世信仰。然而李問漁的機智在面臨政治議題時,卻遭逢了挫敗。1883 年,中法戰爭開始,原本政治中立的他被迫表明立場,因為親法的關係,連帶影響《益聞錄》等刊物的銷售量。在一片反法的聲浪中,李問漁重振旗鼓,出版更多與西學和時事有關的著作,企圖淡化人們對天主教的印象。這時救贖土山灣印書館的與其說是宗教,無寧說是科學。

  藉由顧教授的整理分析,重現十九世紀徐家匯一位中國天主教知識份子——李問漁的一生。他雖然不像晚明的李之藻、徐光啟與楊廷筠一樣,在朝中位居高位,不過他在地方上擔任重要的傳道者和翻譯家,搭起天主教與普羅大眾之間的橋樑。李問漁一生奉獻給徐家匯教區,研究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就傳記的形式來說,還需要更多層面的探討。李問漁這樣一位鮮少離開徐家匯,甚至未曾留過洋,卻能成為西學翻譯的中堅份子,應不是中國唯一的個案。就此探討教會在華的本土訓練,與留洋派嚴復等人的翻譯做一對比,將能拓展研究新的一頁。

  演講告一段落,與會的張谷銘教授與祝平一教授首先提出了問題與建議,如繪製地圖的技術和訓練學童的細節,以及如何尋找可用的資源,比方日記和其他天主教圖書館。孫慧敏教授點出1898 年是戊戌變法的革命年代,天主教會是否做出相應的對策?連玲玲教授認為刊物出版及銷售需要管道和廣告,這中間的媒介為何?呂妙芬教授則對李問漁的教師身分感興趣,因為他從1871 年開始執教鞭,受其影響的學生想必不在少數。顧教授一一回應這些問題,在他看來,有些需要更細緻的探討,其他則有待資料的挖掘。像是抄寫員、抄寫經典的選擇,在未來都會是很好的切入點。

[1]Joachim Kurtz,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Joachim Kurtz, I. Amelung, M. Koch, et al, eds., Selbstbehauptungsdiskurse in Asien: China–Japan–Korea (Munich: Iudicium, 2003). Joachim Kurtz, M. Lackner and I. Amelung,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

[2]Joachim Kurtz, “Messenger of the Sacred Heart: Li Wenyu (1840-1911) and the Jesuit Periodical Press in Late Qing Shanghai,” in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eds.,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rint and Publishing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rill 2010), pp. 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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