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的軍事動員與軍餉管理」工作坊研討會報導

 
網址連結: http://project.ncnu.edu.tw/hgsa/?p=170
地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118 會議室
撰寫人: 陳宣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明代中後期的軍事動員與軍餉管理」工作坊研討會報導
 

  2014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3 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舉辦「明代中後期的軍事動員與軍餉管理」工作坊,討論明代中後期至明末清初中國各地發生的變亂事件與軍事因應的關係,及其反映出的時代結構特徵。

  本次工作坊係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年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之成果。特別邀請中國明代軍事史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彭勇教授蒞臨暨南國際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與暨南大學歷史系唐立宗、文化大學歷史系連啟元、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華彥、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曾美芳等四位年輕學者,進行面對面的指導與對談。為深化工作坊討論之成效,還特別邀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汪前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梁志勝等教授與會,與暨大師生共同參與相關課題之研討與交流。

  彭勇教授在專題演講「明清易代的偶然與必然」中,論及明代滅亡的必然性,和清代入關的偶然性。彭勇教授指出,明代朝廷已經沒有能力解決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矛盾,諸如統治機構失靈、國家財政困難、土地兼併嚴重、軍隊敗壞、自然災害頻發等。大順政權由於李自成的軍隊快速腐敗、太過於輕敵,以及滿族過於強大等因素,也不能存續。不過,清朝統治亦有其偶然性。清朝入關前後,因為有不少漢人的投降與告密,使得滿人有機會入關;入關後,其統治的合法性問題、清朝惡政的影響,以及南明與反清復明勢力的存在,都使清朝的統治有其不確定性。提問時,邱仲麟教授提及另一個偶然因素作為補充說明。邱教授指出,當時鼠疫流行,北京城的兵丁死傷慘重,甚至五個兵丁守一城牆,李自成遂能輕易攻下北京城。若早一年或晚一年,可能不會那麼順利。

  會議第二天,為四位年輕學者分別報告及綜合研討。唐立宗以「明代浙江山區軍事鎮戌體系研究——以總捕都司為對象的考察」為題,討論明代中國南方由於礦盜、礦亂,及地方變遷等問題。嘉靖四十五年 (1566),官方為加強浙江山區防礦兵力,設置防礦總捕都司一職,專司防範礦徒猖亂,直到萬曆十五年 (1587),由於地方逐漸恢復平靜,為減少地方財政負擔,始將總捕都司改為總捕守備,但其軍事職官仍有其重要性。連啟元以「明代軍用馬匹的調度與管理——以《大明律》考察為中心」為題,主要從《大明律》論述關於明代軍用馬匹的調度與管理,並指出為避免造成軍用馬匹的損傷與死亡,影響國家軍事的戰力,分別以軍政、廄牧、郵驛等條例規範馬匹。凡私自買賣、私宰等,皆有懲處。由此可知馬匹在明代軍事用途的重要性。李華彥以「萬曆後期長城東三邊重要性與武官履歷」為題,從武官履歷進一步釐清晚明東三邊軍事活動的成敗問題。晚明由於滿人逐漸興起,東三邊重要性提高。從武官履歷來看長城東三邊的發展,有助於判斷造成明代晚期不足以應付北方動亂的要因,包括:武官素質、物資缺乏、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曾美芳論題為「崇禎己巳之變期間戶部的薊鎮糧餉調度」,指出明季戶部的財政運作崩潰的原因在於:己巳之變期間,北京周邊餉道淪陷,戶部失去對外聯繫管道,以致糧餉運送困難,各邊軍隊及援軍糧餉拖欠問題嚴重。因戰爭不斷增加的糧餉支出,終於壓垮了戶部的財政。

  與會學者針對上述四篇會議報告,進行熱烈的討論與補充建議。彭勇教授認為,從唐立宗總捕都司的個案,可以了解都司在浙江的防守及日常業務,看到明朝軍事防禦體系由衛所向鎮戍體制的變化,增進了我們對都司的了解。未來可以考慮從世襲武官到衛所軍政官考選,以及營兵制下的政治體制與武官兩者的交叉重疊等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李華彥從武官履歷探討長城東三邊的職能與行政效率,彭教授認為此觀點頗具新意,未來還可以多注意遼東史料如《明代遼東檔案彙編》等,對於理解遼東軍事發展過程,將有很大的幫助。梁志勝教授則認為,從明代武官世襲的制度層面出發,明代武官群體研究確實有其必要。關於連啟元的馬匹研究議題,有學者提出,除《大明律》外,明代初期的各項相關誥敕、命令、榜文等,應可納入一併討論,以便全面理解軍用馬匹管理情形。另外,若加上實際的判讀與案例分析,可以更加理解法律的精神理念與實際運作之間的差異。關於曾美芳的戶部財政研究議題,汪前進教授認為可再注意清代的具體情況,加以比較分析;唐立宗則建議,亦可注意南京戶部與北京戶部之間的調撥與因應關係。

  從工作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明代既有的軍事體系,在中晚明時期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制度逐漸出現問題,使得官方需要在制度上進行複雜的調整、調動,以及人員的調配。從武官制度、中央財政制度、糧餉調撥制度等等各種制度的討論,兼及人的角色作為,可以看到軍事史不是僅僅敘述打仗,而是多層次、多面向的歷史。此次會議集中於陸上的軍事調度、武官的制度變遷、軍事資源的分配等等,未來或許也可以延伸到海防、器物、戰略層面的課題等,進一步擴大交流的對象。或許邀請更多學者參與,將能更加豐富軍事史的相關內涵。

  整體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軍事史研究的難度在於:要先理解基本「制度」,才能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彭勇教授指出,做研究就是要有能夠互相答辯的對象,才會使得論題更加有趣。此一計畫能夠透過合作,集合議題相近的學術伙伴共同研討對話,頗為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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