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澤顯浩教授演講 「從《地球韻言》看晚清的地理認識」紀要

　　大澤顯浩教授任職於日本學習院大學，自求學京都大學時代以來，即致力於明清社會文化及學術史研究，對明清時代的教育（尤以蒙學書的研究為著，如《三字經》）、書籍出版、地理學等諸方面均多有涉獵。《地球韻言》乃是清末編纂而成的世界地理啟蒙書，故此次演講之內容，實為大澤教授對其長年關注議題所獲得的最新成果。

　　大澤教授首先討論清末以前「地球」一詞，以及地球儀在中國的流傳情況。如《元史．天文志》記載：「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為圓毬，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苦來亦阿兒子」(Kura-i-ard) 即波斯語中的地球儀，此應是最早出現在中國史籍的記錄。另一方面，「地球」一詞最初自利瑪竇介紹「大地球體說」後開始使用，而《明史．天文志》也記載利瑪竇製造「渾天儀、天球、地球等器」。其後熊明遇、黃宗羲乃至阮元等人，雖陸續使用「地球」一詞，但「大地球體說」直至清末均未成定說。

　　關於「地球」說在中國的傳播，十九世紀的歐洲傳教士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所編纂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西遊地球聞見略傳》等，收錄世界地理知識的雜誌或書籍，均有助於「地球」說的普及與定著。反觀當時漢人編纂的著作中，如魏源《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瀛環志略》兩本世界地志，雖已採錄「地球」之說，但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仍十分有限。

　　清末之前，世界地理的相關知識仍被歸類為兵學，並非所有讀書人所必備的學問。後至光緒年間，「地球」一詞雖逐漸為讀書人所知，但受限於科舉教育，讀書人獲取海外知識時，多半年歲已長，故仍不算是老少皆知的常識。相對於此，十九世紀末幾經重印的啟蒙書《地球韻言》，對於兒童乃至社會的實質影響，則更為重大。1890 年代出生的幾位著名知識分子，如馮友蘭、梁漱溟、錢穆、郭沫若、蕭公權、老舍、茅盾等人，都曾於自傳中提及童蒙時代在私塾或家中閱讀《地球韻言》的經驗。

　　《地球韻言》是江陵張士瀛所編纂的初等教育用世界地理讀本，共四卷二冊，並有多種版本傳世。最初的原本為光緒廿三年 (1897) 兩湖書院聚珍本。目前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實藤文庫藏有兩種：分別為光緒廿四年 (1898) 湖北鄂垣務急書館刊本，及光緒己亥年 (1899) 刊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另藏有光緒卅一年 (1905) 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全文可在該所的「東アジア学バーチャルミュージアム」網站上閱覽。

　　大澤教授指出，本書編者「江陵張士瀛公復」並無事蹟可考，恐為化名；而實際編者，應與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而且與當時在湖南興辦時務學堂、推展新式教育的梁啟超密切相關。本書內容除介紹世界地理知識之外，對十九世紀以降各國的領土、政治、民俗與歷史皆有記載，尤其對於列強君主、社會制度、科學發展，以及啟蒙思想等項均詳加著墨，旨在介紹西洋近代化的實際情況。

　　《地球韻言》採四言韻文形式，便於朗讀記誦，與傳統蒙學書的體裁相近，可說是「舊瓶裝新酒」的階段。自庚子後新政 (1901) 推行以降，清朝開設經濟特科，以策論取代八股考試，乃有許多介紹世界地理與時事的書籍陸續問世，彌補科舉教育的不足。為此，《地球韻言》也在各處普遍刊刻流傳，頗為暢銷，並於 1904 年達到高峰。然而，囿於韻文體裁本身的侷限，難以運用新詞彙來說明新觀念，不符合學校教育中共通的教科書規範。故隨著 1905 年廢除科舉，推行新式學校教育，使用白話文撰寫的教科書之後，《地球韻言》等童蒙書的流通程度也日漸降低。

　　透過《地球韻言》等地理書，大澤教授進一步討論清末的知識分子究竟如何理解「中國」。概略而言，清朝知識分子所指稱的「我朝」，範圍包括「中華」（關內十八省）、滿洲、蒙古、新疆等地。如道光年間《瀛環志略》的序文與凡例，均充分體現此一領土概念。相對於此，傳教士編纂的地理書則根據十九世紀西歐形成的民族國家概念，將中華與滿洲、蒙古、西藏並列，並不認同清朝內部的政治一體性。在清末對外戰爭失利、列強瓜分危機的窘況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順應西洋近代的「國家」概念，以維繫清朝政權之統治。

　　誠如梁啟超所批評，中國向來「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雖有對皇帝朝廷的忠義，卻缺乏明確的國家歸屬意識。清末的地理學即是在此趨勢下開展，《地球韻言》自不例外。〈中國〉一章以「中華立國，亞洲之東，廿二行省，一道同風」四句為始，其後又將廿二行省（即關內十八行省、東三省和新疆省）與內外蒙古、準回、西藏並列，並強調當下國勢與列強之進迫，希望藉由強調危機感提倡愛國意識。

　　清末的初等教育，不僅是為追求富國強兵而設，更重要的是透過將「我國」的國土疆域深植在兒童腦海中，以確保帝國統治之穩固，與國內文化、知識的同質與均一。《地球韻言》的編纂動機亦出於此，可視為變法派藉啟蒙教育來提倡其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在列強侵略的危機下，傳統的天下觀遭受近代國家概念的挑戰，「天下」的範圍被迫限定在一個國家之內。同時，中國也意識到自身的邊緣性，不再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無法對海外（周邊）置若罔聞。《地球韻言》即於此一脈絡下成書。

　　作為餘論，大澤教授另外提及江戶時代日本的世界地圖。相較於明清時代中國人對地球、地球儀等世界地理知識興致缺缺，日本卻對此大表歡迎。如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在日本文化界中蔚為時尚，不僅被收錄於《節用集》等通俗啟蒙書籍，平賀源內等知識分子亦受其影響，並有仿作之舉。而在清朝最初未獲重視的《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二書，在日本也備受矚目。

　　最後提問時間，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地球」概念已為讀書人所知，只是並未使用該詞。其知識體系可分為二：就「地圓」的概念而言，應屬子部天文算法類，明末清初諸子多有闡發；而「萬國」的概念則歸屬於史部輿地類，不僅依靠文字敘述，也依靠圖像而流傳。至於民間如何接觸西學知識，目前所知甚少，仍是亟待開發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