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思想史研究的瞻望與對話」學術座談會紀要

　　鄭宗義教授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當代新儒家及中西比較哲學。本次受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之邀，主講「明清思想史研究的瞻望與對話」座談會。主持人為王鴻泰教授；四位與談人則分別為林月惠教授、陳熙遠教授、張藝曦教授及何淑宜教授。在主持人短暫引言後，便由鄭教授主講，四位與談人再依上述順序分享心得，最後是與會來賓的提問與討論。

　　鄭教授的演講，前後可分作三部分：「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間的關係、對「明清研究」時代斷限的疑慮，及其個人學思歷程與未來展望。與談人及與會來賓的迴響，則集中於鄭教授演講之前二部分。

　　首先，就「明清研究」時代斷限來看，鄭教授提問：「明清」是一個斷代的觀念？還是一個性質的觀念？若依前者，則「明清」之確切上、下限為何？若言後者，而以「前近代」指稱「明清」，那麼「前近代」與「古代」間，又成為一個異質的改變。因此，像這樣的大論述，必須要有非常細緻的史學研究，否則將流於空洞。

　　其次，關於「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間的關係，鄭教授從「哲學」如何進入近現代思想世界，重建形而上學談起 [1]。鄭教授並結合自身問學歷程，談到他 2000 年出版博士論文時，雖仍使用引自徐復觀的「哲學思想史」一詞，表示希望結合「哲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進路。但 2009 年增訂版出版時，就與徐復觀只強調「思想史」的立場相異，而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哲學史」的清理工作 [2]。對此轉變，鄭教授認為，因為「思想史」的涵蓋範圍太大，政治、宗教、文學、經濟皆可有其「思想」；且從知識社會學來看，若由知識傳播、知識團隊、人脈、社會背景著手，也會變成一種「沒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更何況，要是只因「思想史」也牽涉到觀念，便去追蹤一個觀念的演變、轉變，這就變成一種「觀念史」的研究。儘管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界，「思想史」研究先從近現代史中脫出，再隨著北美史學研究，慢慢轉向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遂使「思想史」成為一個含混的觀念。但其好處，則是能讓許多專門領域在「思想史」的大範圍底下交錯，相互溝通。

　　鄭教授認為，「思想史」基本上是以歷史時空為脈絡，不只研究、說明「思想」之所以產生的背景，更關注此「思想」在歷史時空發生的影響力。至於「哲學史」，研究的是討論與回答哲學問題的發展過程。學者必須先從廣大的材料中，確定何為重要的哲學問題，然後在文獻中重組並解釋哲學家 (philosopher)、思想家如何回應與論辯這些哲學問題，並評估既有哲學解釋的有效性，以求更推進我們對哲學問題的思考和發展。因此，「思想史」是 doing history，而「哲學史」是 doing philosophy。鄭教授不同意「我們已不能再寫『哲學史』」之說。因為在「史」的意義上，「哲學史」不能只是一套一套理論間的內在邏輯推演，而應意識到這些哲學問題的思考背後，不只其來有自，更與當代時空交錯，並延續到將來。這樣的「哲學史」，才有歷史感。

　　對於鄭教授的分享，與談人的回應可分作兩類：林月惠教授與陳熙遠教授，重於觀點的對話；而張藝曦教授與何淑宜教授，在講述自身研究方向外，側重於問題的提出。

　　張教授提問：在研究晚明時，發現同時代文人社群與理學家社群間，幾乎不相聞問，反之亦然；且在「哲學史」上備受重視的劉宗周，在江西卻幾無影響力。這在「思想史」上，不知該如何書寫？而何教授雖將自己定位為社會史研究者，但也指出自己在閱讀「哲學史」討論時，似乎看不太到哲學如何看待社會層次問題。此外，何教授也提問：若從時代角度來看，在哲學上創發不多、但對社會具有影響的元代儒者，「哲學史」要如何安放他們的位置？

　　林教授在分享兩岸學者與自己對「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各種觀點或體會後，分別指出：首先，在學科分化下，無論是「思想史」研究者對史料的層層爬梳、詮釋，或「哲學史」研究者對理論概念的澄清、論證，都非常辛苦。因此，「明清研究」應可多元分工，互相協助，互補不足。但是，相較於已多得力於「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哲學史」研究者，「思想史」研究者是否也應有相應的對話或互動？此外，「明清」不只是一個靜態的時間斷限，更可作為一個動態平台，將眼光擴及耶穌會、伊斯蘭教或東亞各國脈絡，藉由「思想史」與「哲學史」互濟，避免「見林不見樹」或「見樹不見林」，拓展更大的研究空間。不過，陳熙遠教授則提醒：「哲學史」意義上的高峰對話固然重要，但是並未建立哲學體系的知識人或知識社群，也曾嘗試回應並處理重要哲學問題。此外，由於像天命道德等問題，不再與我們密切相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近現代的形而上學重建工作基本上是失敗的。其所謂「史」，只能在論述中憑空憑弔。所以 doing
philosophy，也必須用現代的語言，使其成為我們現代生活思考的媒介為宜。

　　除四位與談人外，現場與會來賓共有三位先生發言。首先，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陳正國指出，對於「哲學史」、「思想史」的討論，略有「哲學」與「思想」相混的疑慮。此外，陳教授復以鄭教授所從事的「明代心學」研究為例，指出「明代」為歷史，為時空的概念；「心學」則為「哲學」而超越時空。故其歷史化便表明其特色。由此審視「明清研究」，可說是在建構一個與其他時代不同的「明清」特色圖像。其次，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史甄陶以中文系訓練為背景，提出包括「哲學史」、「思想史」在內，中文系學生同樣都會處理學術史的問題。而中國學問的根柢，在於經學。若由經學傳播和發展脈絡來看，便會碰觸內部、外部問題。故就內部問題來說，學者對哲學問題的處理，實可能散見於經書注疏，反不易從語錄或論學書中找到相應的理解；若能明乎此，亦可對元代儒者替朱子學爭取與漢唐經注對話的努力，作出正面評價。復次，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志工蘇銘善則提問：明清思想與蓬勃發展的明清小說之間，有無關聯。

　　主講人鄭教授對以上的問題，回應如下：

　　對於林教授的觀察，鄭教授表示，由於學術工作重在相應理解，所以他個人不是很在乎自己的學術見解是否為思想史研究者所閱讀。此外，鄭教授認為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仍有當代意義。他雖對陳熙遠教授的評價有所保留，但希望有機會再作討論。對於與會學者的提問與分享，鄭教授指出，理學家內部或其與文學家之分合，若不用化約主義來處理，則應可歸於學科分途，以及彼此對議題理解或身分認同的歧異。至於如何定位哲學創發不多的學者，鄭教授認為「哲學史」非學案史，基本上不予處理。但若要由經典注疏中爬梳，鄭教授則提醒，就像勞思光擔憂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能力薄弱一樣，學者若是沒有切中哲學問題，或哲學訓練不足，恐怕還是難以看出其中細微的差別或變化。

　　鄭教授再度強調，哲學於各個具體時空的特殊展開或回應，皆可對另一具體時空的議題提供資源。至於明清小說與思想有何關係，鄭教授表示自己雖無深入研究，但就「哲學」如何落實到生活倫理、愛情、男女等層面來說，明清小說有許多豐富的材料可供探究。因此，若要關注儒家的愛情哲學，恐怕不能離開晚明小說；至於倫理問題的討論，「趙氏孤兒」則是最好的參考對象，可與儒家義理相互發揮。

^[1]參見鄭宗義：〈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收於沙培德、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69-109。

^[2]參見鄭宗義：〈增訂本自序〉及〈序論――寫在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皆收於氏著：《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