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駿教授演講「小城鎮裡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紀要

 
講題: 小城鎮裡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
主講人: 瞿駿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9 月 11 日(四)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3 室
撰寫人: 施厚羽(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瞿駿教授演講「小城鎮裡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紀要
 

  瞿駿教授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著有《辛亥前後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2009)。瞿教授認為現今對清末上海文化輻射研究的成果儘管豐碩,仍有不少可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本次講題「小城鎮裡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對江浙地方讀書人的文化輻射」,正是以學者較少觸及的輻射回應方為主軸,重點放在討論地方讀書人如何透過來自上海的新書報改變自身的觀念,並運用這些接收到的思想。

  太平天國以來,上海作為人力與資本的匯聚地,改變了周邊地域的文人生態。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清末的上海成為各式消息的源頭,如柳兆薰在日記中常出現「來自上海」、「從上海來」等描述。雖然訊息傳遞的速度和方式比起明末清初並未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但從上海來的消息往往較新且較準確,也就提供了地方讀書人判斷情勢的基準。其次,由上海出版或中轉的大量新式書報,成為文化輻射的重要媒介。但如何討論新書報對於江浙地區文人的影響?瞿教授認為可以從新出的資料,例如溫州張棡 (1860-1942)、孫詒讓 (1848-1908) 等人的日記和相關材料著手。

  本次演講即以張棡的日記為討論中心,並從接受者的感覺、心態來研究張氏對新學的接受狀況。地方讀書人閱讀上海書報的現象相當早,例如張棡從光緒十四年 (1888) 已經有閱讀《申報》的記錄。地方讀書人閱讀新書報的次數上升,並且閱讀態度嚴謹且細緻。尤其在較小的城鎮,書報取得不易,讀書人習慣於書報上圈點、批註、安排閱讀進度,甚至按照《皇朝經世文編》的篇目排序自行裁切、裝訂書刊。

  瞿教授總結了上海新書報對地方讀書人兩點主要影響:其一,閱讀新書報表現並延續了「天下士」的理想。透過閱讀新書報來關心國家及世界局勢等「時事」,使不同地域的讀書人得以相互溝通、形成網絡,同時也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認識,讓傳統「天下」的觀念變質;而「有沒有讀過新書報」,也成了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共同話題。其二,新書報改變了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受新學吸引的一批讀書人藉由讀新報結合成新的社群,並將該網絡拓展至鄰近地區,而這個社群部分程度脫離了傳統基於宗族、血緣為基礎的地方交際網絡。不過瞿教授也指出,雖然清末民初文明與公理在許多人的思維世界中取代了舊學,且「道分於二」的知識世界已經成形,但兩者之間尚保持聯繫,故存在著灰色地帶。

  接著,瞿教授分析來自上海的影響力,如何重構原來根植於地方的權力結構。首先,上海以其文化輻射提升讀書人在地方上的地位。江浙地區的讀書人透過閱讀新書報聯繫自身與國家、世界,但其根基仍在地域社會。科舉未廢之前,讀書人地位提升主要仰賴科舉考試,來自上海的考試用書因此廣受地方社會歡迎。光緒三十一年 (1905) 科舉廢除之後,上海文化輻射的力量更强,媒介轉換為新式書報。對讀書人而言,閱讀來自上海的新書報,成為提升地位的方式。然而其閱讀尚有層次之分,最直接者為讀新書報,只是價格不斐,並非所有讀書人皆能負荷,故次一層次為閱讀較便宜、方便的書報彙編。

  其次,「上海」成為爭奪地方權勢過程中,趨新的讀書人合理、正當化其行為的工具。例如張棡等人改聚星書院為學堂,並爭取攜地方公款赴滬購報。對於江浙讀書人而言,改書院為學堂主要目的是爭取地方公款的控制權,而「提公買書報」則是達成其目的的手段。從讀書人之間書信來看,這樣的手段是具有正當性的,因為從縣政府的角度來看,到上海買新書報同時有造就人才之效。

  瞿教授指出,目前許多研究雖然也使用報紙作為史料,但針對報紙中的告白、來函、來稿的研究則較薄弱。他認為梳理各告白背後的脈絡,常常可以從中發現一些關於爭奪地方權勢的有趣現象。因為清末以後,報紙的告白成為讀書人攻訐他人的新武器,雖然舊式的武器如流言、匿名揭帖、明倫堂集議等尚未完全消失,但主要使用者多為舊派人物;新派人物則較偏好「投上海報」來攻擊、反擊關於地方學務、公產、個人德行諸事務。因此,讀書人對於登報一事就顯得非常精打細算,例如溫州陳黼宸 (1859-1917) 與項崧對里安中學堂存廢問題的各式明槍暗箭,即是一例。

  最後瞿教授總結,清末大批江浙地方讀書人成為趨新人士,在學習新事物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武器比以前更多,然而卻使他們離安身立命越來越遠。如梁啟超〈過渡時代論〉(1901) 所言,這些人在時代過渡中,感到兩頭皆不到岸。透過研究地方讀書人對上海文化輻射的反應,能夠幫助我們解讀這些讀書人為何在清末民初變得壓力深重,又為何知識分子之間思想上的緊張、拉扯,會隨著時間一步步加重。這群地方讀書人之中只有少數能從基層上升為省級菁英,進而成為全國性菁英,例如黃炎培 (1878-1965)、柳亞子 (1887-1958) 等人。但隨著思潮嬗變,清末新派人物到了五四之後幾乎都成了舊派。從張棡日記中可以看出,面對思想的快速變化,他們其實苦於應對。如光緒年間汲汲吸取新學的張棡,到了五四之後,卻成為當時人眼中守舊之人。民國以來的快速變化使得地方讀書人與地方脫離關係,而基層社會成了「一個沒有土豪的世界」。如何建立機制讓知識分子和地方產生聯繫,仍舊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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