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偉教授演講「大人文國與歐羅巴想像：《野叟曝言》管窺」紀要

　　商偉教授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本次演講係以《野叟曝言》為對象，探究小說的情節主題與敘述特性。過去對《野叟曝言》的研究，多囿於自傳性的心理學詮釋，或因強調作者自戀和妄誕的「夢囈」，而忽略了小說的敘事特性及其歷史語境。商教授認為，針對小說末三十回的情節敘述，若從文學性與歷史性的角度加以詮釋，有助於凸顯小說與當代語境的連結，並闡明小說中帝國擴張與當代政治現實的對應關係；尤其是與聖母崇拜有關的壽宴情節，展現了帝國版圖擴張與儒教理念征服的「全球想像」。因此，小說也涉及乾隆全盛時期一些極為重要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問題。

　　細讀文本，小說末三十回係以水夫人百歲壽誕慶典為骨幹，詳述皇帝、皇妃與外國國王及使節前往賀壽、減免天下稅賦等情節。敘述固然誇張，素材仍來自當下語境，尤其是乾隆帝為其母崇慶皇太后舉辦的六十、七十和八十壽辰的千秋節盛典。有關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俱在，如《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圖卷》就有「萬國來朝」的場景。

　　壽宴上演的戲曲《聖母百壽記》，尤其值得注意。百齣戲曲中，前 94 齣的內容為文素臣人生經歷的回顧，亦即小說此前部分的戲劇化重現；戲曲表演形式與宮廷大戲相類，舞台構置則與清宮的大戲臺近似。此外，每齣戲的演出過程與尾聲，不時加入觀眾對事件真偽虛實的評論，可說是以小說敘述的形式完成了戲曲評點的一次綜合表演。《聖母百壽記》的第 95 至 100 齣，事涉虛構，並採用了將來時態，只是在演出過程中才逐一兌現為現實。商教授舉〈骨肉奇逢〉一齣為例，該齣敘述文素臣之子文施的海外歷險，在三次演出的過程中，先後與歐羅巴大人文國使臣的報告、大人文國王景日京的海外來信、文施海外歸來後的自述等事件相互交織連綴，共同構成了小說對大人文國的歐羅巴想像。

　　在乾隆時代的視野中，歐羅巴的大西洋國已不再是鄭和下「西洋」的所在，其中包括熱而瑪尼國——即德國，及意大里亞諸國。商教授著意指出了大人文國海上霸業的宗教性質，即景日京前往歐羅巴建立大人文國的目的，在於以儒教征服海外異域。具體來看，《野叟曝言》有意強調海上擴張的非武力手段與非政治目的，而聚焦於儒教理念如何在異國成功傳播，深入人心，並以「兵不血刃」的征服方式凸顯儒教力量；影響所至，遂使歐羅巴居民棄天主教，而心悅誠服地皈依儒教。商教授認為小說中有關大人文國的敘述，正好反映了文素臣剪滅佛老的努力，以及建構儒教王國的理想。在與天主教和佛教的對抗敘述中，程朱理學獲得了某種宗教屬性；其排他性，也同樣見於對陸王心學不容妥協的拒斥。如此敘述，若參照歷史，不免暗含了對乾隆皇帝的批評。清廷雖恢復了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但作為一個版圖與日俱增的帝國，其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共存的格局，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實際上，乾隆本身對佛教及喇嘛教的熱忱，就遠不只是一個統治術的姿態或策略而已。《野叟曝言》對太上皇信奉佛老的敘述，因此不無暗諷之意。綜言之，小說對歐羅巴文化與宗教征服的想像，正是建立在清帝國急遽擴張的版圖現實之上，同時又對帝國內部文化宗教的多元性，表示出憂慮和不安。

　　商教授還指出，小說所描述的帝國全球霸業，不僅採取了非武力和非軍事化的途徑，其動力和目的也沒有指向海上貿易。由此可見，小說所呈現的乾隆帝國全球想像與西方帝國主義海上擴張的根本分野；後者，以爭奪自然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為目的，前者則是以程朱理學為核心的儒教信仰，維繫其烏托邦的帝國想像。

　　商教授最後提醒我們注意，小說中對文施的歐羅巴歷險和海外婚姻的描述，凸顯了血緣家族關係的重要性，甚至成為封建制令人錯愕的時代誤置和超限衍生。大人文國的構建，並非單純依賴儒教的信仰，也求助於血緣和宗法關係；二者相互配合，成就了文素臣儒教帝國的烏托邦想像。

　　演講結束後，現場提問十分踴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賴毓芝教授指出，小說敘述細節與乾隆朝《職貢圖》十分相近，因此好奇作者背景為何。商教授回應說，夏敬渠受業於楊名時，而楊名時師事李光地，此外又為高斌父子的幕友，從學術與政治等脈絡來看，都有著宮廷的淵源，並且與怡親王過從甚密。賴教授進一步詢問小說的出版情況。商教授指出，《野叟曝言》首次刊行於光緒七年 (1881) ，但此前已在民間以稿本形式流傳，申報館屢次徵求未果。但小說刊出後，影響十分可觀，到了抗戰時期，甚至改編成戲曲，一時轟動上海。

　　中國文哲研究所的訪問學人雷勤風提問，《野叟曝言》在小說形式上是否有所創新？商教授認為，小說敘述每每事涉荒誕，卻又不斷加以解釋、並使之合理化，這一無法克服的衝動和鍥而不捨的努力，構成了中國小說史上的罕見奇觀。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教授提及，小說在臺灣曾改編為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原文中複雜的價值觀轉化成簡單的正邪對立，而從布袋戲的生產與禁制來看，則與當時國語推行和文化復興政策有關，脫離不了文化正統觀、政治意識型態等問題。

　　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魏綵瑩提問，王德威教授針對晚清小說的討論，認為梁啟超政治小說中的萬國來朝、經學家廖平的學說，都表現出外部歷史現實對小說創作的影響，《野叟曝言》是否也顯示了同一現象，促使夏敬渠凸顯中國中心論？商教授認為，從《野叟曝言》到晚清政治幻想小說，其間自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不過，這部小說雖出版於 19 世紀，但完成於乾隆朝，其核心關懷仍是宗教，並且以滅佛為主軸，這與 19 世紀政治幻想小說分屬不同的範疇，二者的核心關注及其語境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此外，晚清時期的全球想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富國強兵、船堅炮利等命題，並且貫穿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和焦慮感，與《野叟曝言》的大人文國帝國敘述，不可同日而語。

　　針對小說中的聖母崇拜，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正華教授提問，作者對宮廷的認識，除了透過人際網絡，是否有其他可能的管道？清廷的禁教政策對小說中的聖母形象有何影響？商教授認為，崇慶皇太后的生辰慶典在當時已成為公共節慶和全國性事件，確實具有面向民間的特徵。聖母的概念較為寬泛，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似乎與天主教的傳播不無關係。儘管有朝廷的禁令，有關聖母瑪利亞的文字和圖像已在民間廣為傳播。文哲所研究員劉苑如教授提問，小說中的聖母崇拜，除與天主教、基督教有關外，是否也可能涵括佛教中的聖母形象，如觀音、鬼子母？商教授認為不無可能，的確也有與其他宗教較勁抗衡的意思。不過，小說中的聖母敘述完全是在儒家的血親關係內展開，與佛教出家修行的方式有所不同。

　　文哲所訪問學員王賀提問，小說的異域想像能否與《鏡花緣》相比較？小說鈔本與不同版本間有無差異？商教授回答說，《鏡花緣》的異域想像以《山海經》一類文本為依據，偏向仙境的超升，而《野叟曝言》在處理海外征服和儒家文化等主題上，更接近清初的《水滸後傳》。《野叟曝言》的版本雖然複雜，但以鈔本流傳並非乾隆朝文人章回小說的特例，而且現行版本似乎也不存在後來偽作的情況。賴毓芝教授緊接著提問，18 世紀文人章回小說的寫作動機應如何看待？商教授認為，乾隆朝的印刷出版業已經趨向專門化、地區化，致使有成就的文人作者游離於商業出版外，其小說作品因此具有更為明顯的文人化特徵，而可以完全不顧及市場需求和大眾的趣味。文哲所所長胡曉真教授最後總結指出，小說中的聖母崇拜放在宗教脈絡中解釋，呈現了有別於前人研究的視野；而帝國想像也不只見於最後三十回，其中寫到征苗等歷史事件，與清代的現實語境緊密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