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鴻教授

 
撰寫人: 何幸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專訪朱鴻教授
 

  上一世紀七、八年代以降,臺灣歷史學界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下,研究重心逐漸轉向社會史乃至文化史,原本處於中心位置的政治史反淪為邊陲,不再受到研究生與新秀學者的青睞。不過,隨著這些新主流領域研究的深化,學者越發注意到潛藏於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權力關係與政治意涵,制度與政治層面的分析變成此類研究欲求深化、突破時的一個重要方向。大約與此同時,為了擺脫近三十年來強敵環伺、趨於衰微的處境,政治史學者也嘗試透過研究方法及視角的調整,為該領域找尋新的發展方向,進而提出「新政治史」、「動態制度史」等概念,將「人」的因素、「變遷」的概念,以及來自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不同領域的觀點與成果,納入自身的研究當中。[1] 這些發展都預示著政治史研究的再度抬頭,及其將蛻變成的新樣貌。

  在政治史研究這將近三十年的跌宕起伏中,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固然面臨了成為「非主流」的境遇,但這樣的境遇,也往往成為他們拓展視野、結合其他領域以豐富自身研究的機遇。他們在政治史方面的深厚素養,亦能為其跨領域的研究,提供獨到的觀察視角和分析資源。本期專訪的主角朱鴻教授,便是一位長期投入明代政治史研究,並結合其他取徑視角,為該領域注入更多活力與可能性的學者。

  在學術訓練方面,朱鴻教授可說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師大人,他的學士、碩士、博士學業,都是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及研究所完成,於 1978 年取得碩士學位後進入該系任教,至今已將近四十年。從碩士到博士時期,朱教授都以明代的皇帝及其政局作為研究主題;他的博士論文《明成祖與永樂政治》更為其日後探討明代前期政治,以及往宮廷史、陵寢研究發展的方向奠下基礎。不過,這四十多年的學術之路,對朱教授來說,其實是一段無心插柳柳成蔭,充滿偶然、機緣與樂趣的意外旅程。

與明代政治史的因緣際會

  朱鴻教授回憶道,師大歷史研究所的成立,正好是在他唸大學的時候,畢業之後是否要繼續念研究所,成為當時同學之間的一個話題。而朱教授也是在這個時期,認識了他日後的業師——李國祁教授。當時師大歷史所的成立,李教授盡了很大的心力,後來也成為該所的第二任所長。由於朱教授大學時在李教授的課堂上有不錯的表現,有些同學便猜測,他是否就會這麼進入研究所,繼續跟著李教授學習。不過,真正讓朱教授決定報考研究所的契機,其實是他從師大畢業、至省立板橋高中(現在的國立板橋高中)實習的經歷。朱教授在此次實習中取得了高分,但這反而讓他覺得,擔任中學老師似乎缺少了一點挑戰性,他覺得自己或許需要一些刺激,便決定改走別條路,報考了研究所。

  如同考進研究所一樣,朱鴻教授選擇明代政治史作為其研究領域,進而投入嘉靖大禮議與永樂朝政治的研究,也都完全不在他原先的設想之中。朱教授說,起初很多人都以為他會研究中國近代史,而他也確實一度有此想法;但後來又覺得,當時不論是李國祁教授,還是中研院研究近代史的老師們,個個都是極為出色的學者,自己恐怕很難超越,於是便轉而研究明史。原本李國祁教授是希望朱教授能研究明代宦官的問題,不過朱教授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注意到明世宗(1507-1567,1521-1567 在位)晚年避居西苑、少再接見外朝臣僚,卻未曾引發嚴重的宦禍,這似乎與傳統政治史研究中「皇帝若與朝臣疏遠便易有宦禍」的成說不同。這個發現最終成為他以「大禮議與嘉靖初期的政治」作為碩論題目的契機。

  進入博士班之後,朱教授又再度面臨學位論文選題的問題。由於他在碩士階段研究明世宗時,常遇到與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相關的問題,並在處理明太祖(1328-1398,1368-1398 在位)誅夷功臣的問題時,發現成祖亦在當中扮演了角色,最後便在上述背景下,以明成祖作為博士論文的主角。

 
史蹟文物考察團攝於明十三陵石牌坊前(2005 年 7 月 13 日拍攝)

從政治史到陵寢研究

  由於朱教授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是研究明代的皇帝,且又都與政治有關,因此便被貼上了「研究明代政治,而且是研究皇帝」的標籤。朱教授說,他後來發現,這個標籤其實很要命,因為當時臺灣受到西方史學,特別是年鑑學派的影響,開始反對政治史和人物研究,相關研究在史學界亦不再是主流。不過,對明成祖的研究,卻也為朱教授開啟了連結其他領域的路徑。成祖遷都北京、建陵天壽山,這些日後對明代政局影響深遠的措施,讓投入成祖研究的朱教授很自然地接觸到都城和陵寢的問題。而讓他得以深入明代陵寢世界的契機,則是他在法國進行博士後研究的隔年,參加了於西安舉辦的國際明史會議。在該次會議上,朱教授結識了任職北京昌平十三陵文物科的何寶善先生。透過何先生,朱教授遂有機會較細緻地考察明十三陵,從中慢慢積累對於明代陵寢課題的認識。他對此一領域的興趣,也隨著與何先生友誼的加深而增長。

  然而,朱教授並未就此開始從事陵寢的研究,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像何寶善先生那樣在十三陵工作,可以就近做考察、看文物,不會受到太多限制。從朱教授的著作目錄中也可看出,他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主要都在研究仁宣時期乃至正統初年的政治問題。最後,又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機緣,讓他正式投入了明代陵寢的研究。有一年,朱教授接受公共電視臺一部介紹故宮國寶節目的訪問,在準備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前人對於其中一件藏品〈明人出警入蹕圖〉的研究可能有些問題。朱教授考察《明實錄》等文字史料,並以明陵的發掘材料為佐證,指出該圖所描繪的,不是明世宗,而是明神宗(1563-1620,1572-1620 在位)的謁陵行程。[2] 他的這項發現,現已普遍為學界所接受。

  朱教授表示,他從來沒想過,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竟能有機會處理一個由圖像反映出的重要問題,甚至對該圖像進行重新鑑定。而他之所以能夠發現前人對〈明人出警入蹕圖〉的解讀有誤,主要還是有賴其老本行,亦即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經驗。處理完這個問題之後,朱教授越發覺得,明代皇帝的謁陵活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他後來更將探討的對象擴及清代人士,特別是明遺民。清初文人對於明陵的拜謁與書寫活動,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意涵與認同問題,朱教授在分析此類謁陵文人的心態之後,亦將其關於明陵的著述納入研究,甚至撰寫了幾篇探討明十三陵意義的文章。至此,朱教授的學術之路已然走出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研究,以陵寢研究為切入點,開展出對明清政治文化與易代之際文人心態的討論。在這段期間,除了何寶善先生,他又認識了另一位研究明陵的大家——胡漢生先生。與這些專家的交流,對其從事相關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助益。


史蹟文物考察團北京故宮內合照(2014 年 7 月 16 日拍攝)

北京故宮與明清宮廷史研究

  有關明代陵寢的一系列研究,及與北京故宮、十三陵等單位學者建立的深厚情誼,亦為朱鴻教授參與明代宮廷史的研究搭起了橋樑。

  2003 年,北京故宮的院長鄭欣淼提出了「故宮學」的概念,並大力予以推動,從而帶動了明清宮廷史的研究。隨著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故宮學刊》的創辦,北京故宮成為此一研究領域的重鎮。為了解決固有研究偏重清代而對明代了解較少的問題,他們除了頻繁召開學術會議,亦積極招攬研究明代宮廷史的學者,趙中男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該機構任職,朱鴻教授也自 2009 年起成為其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這幾年參與相關會議及學術活動的經驗,也讓朱教授感覺到:北京故宮近十一、二年來對「故宮學」的推動,已逐漸讓宮廷史成為明代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原本沒有太多交集的歷史學者與陵寢研究專家,兩者之間的關係也隨著交流的越發頻繁,變得密不可分。

「明清古蹟與文物」課程的開設

  明代宮廷史是一個包含層面頗廣的領域,朱鴻教授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都城營建」和「宮廷器物」兩個方面。而他之所以投身相關研究,除了研究明代陵寢的經歷,亦來自其教學歷程中的一個機緣。

  十多年前,臺北的鴻禧美術館曾出錢資助景德鎮的御窯廠發掘,還策劃了明代初期(洪武、永樂時期)的瓷器展,展出其所收藏的明瓷精品。當時的策展人認為,談瓷器不該再像過去的藝術史或文物研究那樣,只探討藝術價值,而應將瓷器本身的歷史呈現出來,至少對瓷器的主人要有所了解。明代宮廷瓷器在永樂朝以降都標有年號,反映其燒造與皇帝之間的關係,亦使後者成為研究明宮瓷器不可忽略的一個面向。以研究明代皇帝成名的朱教授,便在文化大學吳智和教授的居中牽線下,應邀參加了鴻禧美術館舉辦的學術會議。

  此次會議給朱教授帶來很大的刺激,發覺自己即使研究永樂至正統初期的政治已有多年,但對於該段時期於皇帝意志下產生的宮廷器物,卻少有接觸。不太懂得運用文物來從事研究,這似乎也是目前臺灣歷史學者的通病之一。在上述刺激下,朱教授開始與鴻禧美術館建立良好的互動,透過他們的幫助,走進明代文物的世界。當時正在系上開設明清史課程的他,亦帶著學生到鴻禧美術館參觀,後來更在學生的建議下,開設了「明清古蹟與文物」的課程。

  此一課程的開設,亦反映出朱教授在一己學術領域之外,不斷開拓視野、學習新知的一面。由於寫作博士論文時曾處理到國都的問題,他在博士班畢業後,又旁聽了莊申慶教授在師大開設的有關中國都城史,以及徐泓教授在臺大城鄉所開設的「中國城市史專題」課程,並從而建立起對於都城相關議題的認識,這些知識和他對明代研究、瓷器的了解一樣,都成為其開設「明清古蹟與文物」課程的基礎。朱教授回憶道,在教學的過程中,他自己也不斷在學習。除了獲益於從事相關研究的學友,他當時也積極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於寒暑假舉辦的研習營,以及一些相關領域專家的演講,從中觀摩教學、汲取新知。


史蹟文物考察團於河南嵩山少林寺合影留念(2010 年 8 月 20 日拍攝)

「史蹟文物考察營」的成形與回顧

  朱鴻教授在師大歷史系最為學生津津樂道的,應是每年寒暑假帶領學生到中國大陸進行史蹟文物考察的活動。這個活動已經持續了十年,至今已有二十次的考察行程,是許多師大歷史系學生的共同回憶。此一考察活動的產生,亦與「明清古蹟與文物」的課程有關。朱教授在課堂上一些學生的建議下,開始思考帶領學生至北京實地考察的可能性。後來因陪昔日任教省立板橋高級中學時的學生及其母親、阿姨前往北京探親,進一步結識了中國大陸「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臺聯」)的會長(學生的舅舅),並在其協助下,嘗試辦理了一次在北京的考察活動。由於參與的學生非常積極認真,全國臺聯便與朱教授商量,將師大歷史系學生的史蹟文物考察,納入將於 2004 起擴大辦理的夏令營企畫中。這個營隊後來逐漸發展為每年寒暑假都會舉辦一次的固定活動,造福了許多學生。由於費用便宜、行程豐富,學生的反應非常熱烈,每回宣布活動消息後不久,報名人數便告額滿,常常不得已用抽籤決定參加人選。

  回顧這十年來共二十次的考察活動,朱教授覺得,這樣的行程無論對學生或是帶隊老師而言,都有頗正向的意義。對學生來說,他們可以直接看到課堂或書面資料中提及的古蹟文物,感受自然也會不同;而對他而言,這也是前往各地考察、到處看看的好機會。當然,帶隊考察確實無法像自己單獨行動那樣,能夠較深入且不受干擾地觀覽史蹟文物,但是看到學生表現得很認真,他心裡也會覺得甚為快慰、值得。朱教授也提到,在這些考察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因此等過一兩年退休之後,他也計畫將這二十次考察的點點滴滴都寫下來,搭配拍到的照片,以保存、紀念這些特殊的回憶。

以政治史為核心的研究關懷

  朱鴻教授這些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往往予人縱橫遊走於明代政治史、宮廷史與陵寢研究之間的印象。但朱教授表示,即使近年因為一些機緣巧合,他開始投入明代陵寢和宮廷史的研究,甚至處理到一些圖像的問題,他的核心關懷仍然是老本行——政治史。他等於是藉此擴大了運用史料的範圍,除了文字材料之外,亦利用文物甚至古蹟來詮釋歷史,進而從中獲得許多樂趣。

  將政治史、宮廷史和陵寢研究三者結合起來,有什麼好處?朱教授笑稱,他過去研究明世宗、明成祖,有時候會感覺很痛苦,但一旦將關注範圍擴大到文字之外的史料,便可能從中發掘出這些皇帝其他不同的面向。他曾利用蟋蟀罐、御製繪畫等宮廷文物,來探討明宣宗(1399-1435,1425-1435 在位)於政治領域外的另類樣貌,[3] 及其反映於藝術品上的政治與文化企圖。[4] 朱教授認為,透過不同材料建立起的多重面向,可以幫助研究者更了解一個歷史人物,從而去解答一些過去難以解答的問題。當然他也強調,非文字的史料固然重要,但並不意味文字材料就不再重要、不再需要下功夫,他說:「就是應該要多方面地運用史料,你的研究才會做得更好。」

  朱教授認為,研究古蹟、文物還有一個好處:「這些東西都是藝術品,你看著它們的時候,心裡會覺得非常舒服,做學問才會多一點樂趣。」他覺得所謂的考察,其實也往往伴隨著旅遊的成分,不僅可以增廣見聞,亦能放鬆心情,從而發掘更多觀察、思考問題的角度。朱教授也指出,現在很多學生做研究不喜歡考察,他認為這種心態應該改變,如此將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晚近以來,無論是北京故宮推動的明清宮廷史研究,還是歐美或臺灣的藝術史學界,都越發注意宮廷、藩府工藝品的生產背景,及其蘊藏的政治意圖。[5] 朱教授在回顧近幾年與中國大陸學界的交流時,便提到:「以前從事藝術和文物研究的學者,和歷史研究者之間沒什麼交集,但現在交集越來越多了。我認為大家不僅應該多看一點他們的研究,甚至應該和他們結為朋友。」他亦以其陵寢研究多得益於與何寶善、胡漢生等人的交流為例,指出跨領域的廣結善緣,不僅可以增加研究的視角,也能夠取得很多額外的資源與幫助。

  對朱教授而言,他這種結合明代政治史、宮廷史與陵寢研究的學術關懷,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突破現有研究框架的嘗試,而不過是對其「本行研究」——明代政治史持續挖掘與深化的產物。「今天我們在學術界,常會聽到『某人是做政治史的』、『某人是做經濟史的』、『某人是做宗教史的』之類的說法,但其實研究到後來都是沒有辦法區分的。」朱教授如是說:「你去處理一個政治史的問題,也可能會需要用到非政治史範疇的材料或方法,所以應該盡量開拓自己的視野。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恆,一定能有所成就。」現行的學術訓練與學科劃分,將歷史研究分割為許多細碎的領域,學者們也多由本身的興趣與關懷出發,致力於各自領域的鑽研,在專精的同時,卻似乎忽略了只有當這種種面向全部都整合在一起時,才能夠拼湊、構築出他們所探討的個人、群體或時代。朱教授這番話,在今日高度專業化的學術圈內,格外值得深思。


朱鴻教授與採訪者何幸真同學合影(2015 年 8 月 31 日拍攝)

給年輕研究者的建議

  由於朱鴻教授自己的學術歷程,充滿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機緣巧合,因此對於有志於學術的青年學子,他提供了如下的建言:「你做研究,不必刻意要求自己『必須』怎麼樣。當然,有些人做研究時會為自己建立一個目標,再按部就班地去達成,這樣也很好。但是,也可以隨心。只是不管你做什麼,都要認真。只要你功夫到了,功不唐捐。」在朱教授看來,學術實力的積累,自然能夠成為日後拓展研究視角、求取研究突破時,一枚指引方向的南針。

  朱教授認為,近年來學術資源的數位化,正意味著年輕人時代的來臨。他自謙對於年輕研究者查找資料的效率甘拜下風,但也以國外一些擅長利用各種程式或資訊工具整理資料、繪製圖表的學者,如包弼德 (Peter K. Bol)、妹尾達彥為例,鼓勵年輕研究者應積極學習數位研究工具的使用。

  大體而言,朱教授對於目前臺灣歷史系研究生的學術訓練,抱持著相當肯定的態度。他認為今日年輕學子所受到的訓練,比起他們當年,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予其磨練與發揮的機會,必定能有很好的表現。朱教授至今仍對當年師長讓他進入系上任教、提供他磨練和積累的機會,非常感念;因此他也決定過兩年退休之後不再接任教職,讓年輕人能夠有更多機會。至於退休之後的空閒時間,他打算繼續研究過去沒有機會處理,或者因時間不夠而沒能處理好的一些問題。由於近年明代藩王的相關議題,逐漸受到歐美與臺灣學者的重視,朱教授也計畫在退休後,將過去已考察或尚未考察的藩王墓,全都再走一遍,以嘗試開展關於藩王墓的研究。

[1]臺灣學界「新政治史」的概念由宋史學者黃寬重提出,是從中國大陸宋史學界鄧小南等學者提出的「活的制度史」發展而來。除了關注政局、制度的變遷及其背後複雜的人事權力關係,黃氏也提出諸如政治文化、理念與制度的實踐、結合社會或學術層面等研究方向上的建議。「動態制度史」與前述「活的制度史」是類似的概念,邱澎生曾將此種研究方向詮釋為超越靜態描寫、呈顯「遊戲規則」的實際操作與不斷演化。參見黃寬重,〈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綜論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中國史研究》,2009:4,頁 5-16;邱澎生,〈「動態制度史」研究如何可能?——評介《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明代研究通訊》,6(2003. 12),頁 129-142。
[2]詳見朱鴻,〈「明人出警入蹕圖」本事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2:1(2004. 9),頁 183-213。
[3]朱鴻,〈論明宣宗的另面樣貌〉,《明清論叢》,1(1999. 12),頁 245-253。
[4]朱鴻,〈鑒宣和之迷惑:明宣宗的藝術志趣〉,《明史研究專刊》,17(2013),頁 37-55。
[5]如國立清華大學的馬雅貞教授,便一直致力於研究清代宮廷圖像對帝國意象的形塑。而 2014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由柯律格 (Craig Clunas) 和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 共同籌辦、於大英博物館舉行的「明:宮廷與交流 (1400-1450) 」(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研討會,不僅有針對宮廷人物或器物進行研究、討論其政治內涵與歷史意義的場次,也有不少分散於各個場次、析論御製或藩府器物於非藝術層面意義的論文。該研討會概況可參見戰蓓蓓,〈2014 年大英博物館國際會議報導〉,《明代研究》,23(2014. 12),頁 16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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