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雲畢力格教授演講「活佛、英雄與敗寇：滿蒙檔案與歷史建構中的噶爾丹」紀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烏雲畢力格教授，針對從滿蒙檔案所見的噶爾丹形象，進行專題演講。

　　在中國，一提到噶爾丹的名字，大多數人的印象會是殘暴、狡詐、死不悔改的準噶爾叛亂者，破壞中國國家統一的民族分裂分子。這樣的形象最早源自於清朝所編纂的方略，而其現代面貌，則是 1960 至 70 年代中蘇冷戰背景下的中國歷史學界描繪出來的。噶爾丹在蒙古人當中的形象，與此恰恰相反。在蒙古人眼中，噶爾丹跟清朝作戰，是為了維護準噶爾汗國的獨立與捍衛準噶爾人民的利益。清朝在擊敗準部之後對準噶爾人大肆屠殺，蒙古人普遍同情那些劫後餘生的準噶爾人，謳歌那些曾與抵抗征服者的人，視其為英雄。然而這些人當中並不乏嚴重違背衛拉特人民利益者，因此蒙古人描繪的噶爾丹形象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前蘇聯與前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界甚至把噶爾丹的形象塑造成一個反滿鬥士和蒙古獨立的捍衛者。雖然這也是冷戰時期反華意識的產物，但在美化蒙古人心中的噶爾丹形象上，卻起了推波助瀾之效。

　　噶爾丹在 17 世紀清朝與內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次演講試圖以噶爾丹致西藏佛教上層人士的信函，以及一封新發現的噶爾丹懺悔詩篇，分析其佛教修養與內心世界的某一面向。這也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噶爾丹以及 17 世紀西藏、蒙古與清朝三方的關係。

　　噶爾丹 (Γaldan, 1644-1697)，綽羅斯氏，17 世紀衛拉特四部盟主之一之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六子，其母尤姆被尊稱為尤姆阿噶（貴婦）。噶爾丹在出生後即被視為是西藏溫薩活佛（藏文 dben sa sprul sku）轉世。溫薩噶舉是後藏地區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重要傳承，源自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該傳承以相傳文殊及宗喀巴所說耳傳殊勝《變化函》（藏文 sprul pai glegs bam）為紐帶，並傳授宗喀巴顯密二宗各種精華。他在 1653 年初與達賴喇嘛會面，建立了聯繫。後來於 1656 年春赴札什倫布寺，師從四世班禪；後又前往拉薩隨五世達賴學習，並於 1663 年得達賴喇嘛授具足戒，正式成為佛門修行者。1666 年 11 月噶爾丹離開西藏返回準噶爾故地，達賴喇嘛為其灌頂，並讓他在準噶爾繼續傳教。

　　1670 年準噶爾發生內亂，噶爾丹長兄、準噶爾部長僧格為其異母兄弟所害。次年消息傳至拉薩，此時噶爾丹已經消滅僧格的部分敵人。達賴喇嘛在給噶爾丹的回信中，勸他還俗作洪台吉，掌管準部政教大權。1678 年他更授予噶爾丹「丹津博碩克圖汗」（意為持教具足天命汗）的稱號與印璽。

　　噶爾丹與藏傳佛教淵源甚深。1644 至 1672 年間，噶爾丹作為溫薩活佛足足有28 年，占了其有生之年一半以上的時光。他得到了良好的佛學教育，其思想觀念也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但是在清朝官方的記載中，僅僅留下他的陰暗面，對他作為虔誠佛教徒的一面略而不提。清朝留下的滿文檔案中，有幸保留了一些噶爾丹致西藏佛教上層人士的信函，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罕為人知的佛教徒形象。

　　這些信函是在噶爾丹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寫就的，收錄於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出版之《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冊。1696 年初夏，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隨後噶爾丹的軍隊在昭莫多（位於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東南方）遭清軍擊潰，其侄兒策妄阿拉布坦又占據了阿爾泰山以西的準噶爾故地。當時他面對眾叛親離的困頓情勢，被迫西走科布多，並於次年病故。

　　如前述在昭莫多之戰後，噶爾丹走投無路，因此將希望寄託在西藏達賴喇嘛與護法神的指導，以及佛法的無邊法力。因此於 1696 年 9 月派遣使節前往西藏，但是這些使節於 11 月遭清朝截獲，也因此他寫給西藏與青海僧俗首領的十四封信，落入了康熙皇帝手中。烏雲畢力格教授分析了其中他寫給達賴喇嘛、第巴、拉穆護法神師、哲蚌寺乃窮護法神師，以及麥提寺眾僧人的五封信件。給達賴喇嘛與第巴的信，內容大致相同。噶爾丹在信中以為達賴喇嘛仍舊在世，希望能夠儘早謁見他。寫給拉穆護法神師與哲蚌寺乃窮護法神師的信中，則是詢問駐牧何處為宜、為成就大事應誦唸何經為宜。在給麥提廟上師與格斯貴（藏文 dge bskos，意為掌堂師，負責維持寺中戒律）的信中，則希望該寺廟的僧人誦讀能護國退敵的《白傘蓋經》、消除天災人禍的《救度佛母經》，以及其他如《心經》、《緣悲贊》與《宗喀巴大師祈請文》等經文，另外要僧人為五世達賴唸誦延年益壽的《丹書克經》等。這些佛典都有其特殊功能，也反映了當時噶爾丹處於逆境，急於得到菩薩加持，以成就其大事，並回到達賴喇嘛身邊的心情。

　　另一份反映噶爾丹作為虔誠佛教徒的文書，則是噶爾丹的懺悔詩篇。該托忒文詩篇 2002 年，由中央民族大學葉爾達教授首次於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發現，並於 2013 年發表初步整理成果。關於原文的作者，葉爾達認為可能是噶爾丹本人，或是後來的某個僧人為噶爾丹所作。原文為藏文，托忒文譯者為清代厄魯特營鑲白旗人，譯成時間應為 18 世紀中葉後。譯者將原跋中的噶爾丹汗誤作噶爾丹巴勇士，後者為和碩特部人，卒於 1667 年。

　　烏雲畢力格教授基本上同意葉爾達教授的觀點，只是他更傾向認為作者就是噶爾丹本人。因為噶爾丹一方面精通佛學，且曾作為佛教高僧，又還俗從政、南征北戰，不願帶罪而死，因此在死前懺悔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噶爾丹自幼出家，學習藏文與佛學，寫一篇藏文懺悔文並不困難。最後，懺悔是當事人自己的行為，別人替自己懺悔並無意義。因此從這些推測來看，應該是噶爾丹本人所作。至於譯者將噶爾丹與創建西藏和碩特汗廷的噶爾丹巴弄混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厄魯特人對於本民族歷史人物記憶的模糊所致。

　　烏雲畢力格教授隨後將該文《噶爾丹汗懺悔六度大乘經文》重新譯為漢文，並詳加註解。揭示噶爾丹熟諳佛法，以標準大乘佛教菩薩行的六波羅蜜多要求，檢討自己的一生，並且誠心懺悔，希望得到其喇嘛上師的憐憫與拯救。

　　最後烏雲畢力格教授總結道，噶爾丹東侵喀爾喀蒙古與攻打清朝的行動背後，其實受到西藏格魯派領導階層決策的影響。只是噶爾丹這些作為的初衷，一方面是為了宗喀巴教法與達賴喇嘛的事業，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四衛拉特的利益。他的目標並非建立一個統一的蒙古國家，而是為了將喀爾喀蒙古置於自己的統治下，以便抵擋清朝西進。而這個戰略也是西藏格魯派上層所制定的。

　　在提問環節中，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蔡偉傑首先提問：為何當初在噶爾丹被認定為溫薩活佛轉世時，四世班禪喇嘛為格魯派的實際領袖，而非五世達賴喇嘛？另外他補充道，當時隨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的耶穌會士，對於噶爾丹也有類似於清廷官方的看法，但是增添了基督教的面向，認為康熙皇帝為基督教的保護者，而噶爾丹則是反對康熙的異教徒。烏雲畢力格教授指出，當時四世班禪年紀較長，也是五世達賴的老師，因此並非如一般所認為達賴地位一定高於班禪。至於耶穌會士的印象，應該是接受了清朝官方的看法，這也對於理解噶爾丹的多元形象有所幫助。

　　隨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釋道禮（倪管嬣）則提問：現代主流學界和西藏本身學界與佛教界，二者對於噶爾丹的評價是否全然不同？烏雲畢力格教授回答，基本上西藏學界的看法與主流學界看法一致，均認為是被清朝征伐的蠻族形象。雖然有歷世溫薩活佛的藏文傳記，但其中並未提及噶爾丹。就連烏雲畢力格教授造訪過、曾經屬於噶爾丹溫薩系統的西藏寺廟，對於噶爾丹的印象也是幾乎完全被遺忘的狀態。推測原因有二：一、噶爾丹的事蹟無意中遭到遺忘；二、噶爾丹在康熙朝時因為被討伐而惡名昭彰，所以當時寺院刻意不留下相關紀錄。

　　演講最後，在主持人陳熙遠教授巧妙引用金庸《鹿鼎記》中的噶爾丹形象和與會聽眾的熱烈掌聲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