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Finlay 教授演講「觀畫:亨利.貝爾坦與十八世紀法國的中國圖像」紀要

 
講題: 觀畫:亨利.貝爾坦與十八世紀法國的中國圖像 (“See the Paintings”
Henri Bertin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18th-Century France)
主講人: Dr. John Finlay(近代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主持人: 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6 年 7 月 25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游量凱(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John Finlay 教授演講「觀畫:亨利.貝爾坦與十八世紀法國的中國圖像」紀要
 

  John Finlay 博士現為法國近代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主要研究十八世紀中法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此次演講以十八世紀法國內政部長亨利.貝爾坦 (Henri-Léonard Bertin, 1702-1792) 與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往來的圖像以及隨附的文字為例,來探討十八世紀晚期法國如何認識中國圖像。

  Finlay 博士指出,此時期法國認識的中國圖像一來是經過耶穌會士的選擇,二來在許多方面又受制於歐洲人的成見,因此所接觸的中國圖像及相關文字並不完整,而且流通也僅限於一批少數對中國相當好奇的人。儘管如此,此時期在法國的出版仍記錄了中法之間精彩的交流互動。Finlay 博士指出,即使貝爾坦及一批在他身邊的狂熱收藏家可以獲得罕見精選的中國物件,文字與圖像才是當時主要的知識傳播途徑。在耶穌會士寄給貝爾坦的文件中,經常包含中國歷史文本的翻譯或編譯、北京時事的長篇描述、中國的技術發展以及其他主題。

  在圖像方面,Finlay 博士列舉數例說明耶穌會士如何透過圖像來傳播中國的知識。許多耶穌會士寄送給貝爾坦的圖畫都是以冊頁裝訂,他至少擁有五本名為「中國花瓶」的收藏冊,其中包含常見與罕見的器皿圖畫。貝爾坦在 1777 年收到一本名為《中國古花瓶暨各種瓷器》(Vases anciens, et diverses porcelaines de Chine) 的冊頁,內有五十三件花瓶、數件玉雕及瓷器(部分佚失)的圖畫。耶穌會士在此冊頁中寫到,寄送所有的中國古器皿過於困難,此批選件圖像可能是這些器物首次在歐洲現身的資訊。文中還提到中國古器皿以金或銅製成,不過也有瑪瑙、玉石及其他有色石等等石材。

  在《中國古花瓶暨各種瓷器》中,耶穌會士還寫到「專家學者、藝術家、自然學家」可能會對這些器皿有各自的問題,對此他們精心準備了一本有編號和中文名稱的圖錄清單,以便於他們回答特定的疑問。文中亦提供古制瓷器製作的細節,並相信自漢代以來的中國器皿製作技術即可仿製多色石材(如瑪瑙)的質地。耶穌會士表示,貝爾坦已在法國依照古代中國模型訂製出瓷器,頗受法國宮廷喜愛;且認為此製作技術將會成為法國瓷器產業的優勢。

  Finlay 博士進一步指出,貝爾坦在 1774 年的書信中表示很遺憾沒有人可以解讀這些花瓶的使用方式,他認為答案就在隨冊頁附上的中文字中。不過貝爾坦亦在信中提到他已經在皇家工坊訂製了二件此類花瓶,並在法國宮廷受到好評,法國國王甚至將之作為孫子的禮物。此類花瓶被貝爾坦稱為「日本花瓶」(Vase Japon)。Finlay 博士在描繪清宮古銅器收藏的圖錄《欽定西清古鑑》中找到一件古銅器的形制,剛好吻合另一件法國塞夫爾製造廠 (Sèvre manufactory) 於 1774 年製作的「日本花瓶」,而此時貝爾坦正好任職於負責製作法國皇家瓷器的塞夫爾製造廠。Finlay 博士認為此類「日本花瓶」體現了塞夫爾製造廠生產純正中國器物的早期嘗試,為十九世紀之前相當罕見的作法。

  Finlay 博士的研究顯示,貝爾坦相當廣泛地學習中國的知識與技術,更曾贊助兩名在法國的中國基督徒回到中國學習。貝爾坦先讓他們在法國接受圖畫、工藝和科學技術的訓練,希望兩人可以從中國帶回精確有用的資訊。即使兩人返回法國時,並未發揮貝爾坦所預期的成效,他們仍在 1765 至 1766 年間促成貝爾坦與北京耶穌會士最有效率的通信,造就了後來在 1776 至 1814 年間出版多達十七冊的《中國雜記》(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為了說明法國人如何以圖像瞭解中國的技術,Finlay博士舉出收錄在《中國溫室及其花卉》(Serres chaudes des Chinois et fleurs qu’ils y conservent) 中的一幅描繪中國溫室的彩圖為例。此冊頁的五幅畫中有三幅以中文標示為「花兒窖子」,畫中詳盡描繪從室外到室內的結構,是在法國未曾見過的溫室建築。Finlay 博士認為此畫冊顯示,貝爾坦相信法國可以透過從中國學習精密的技術知識來改善自身。在 1778 年出版的第三冊《中國雜記》中,收錄了介紹中國溫室技術的長篇文章。雖然文中沒有插圖,Finlay 博士分析出文字的細節吻合上述畫冊的描繪。

  在十八世紀早期歐洲,中國建築的知識也廣受歡迎,最著名者即為圓明園及清宮園林的描繪。最早關於圓明園的資訊來自傳教士畫家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 的書信,書信內容曾經出版並大幅影響當時歐洲的花園設計。Finlay 博士亦追溯流傳到法國的清宮園林圖像,如乾隆委製的冊頁《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被製成木刻版畫,其中一幅《杏花春館》用於法國出版的《中國皇帝眾多的宮殿和寺廟》(Différents palais et templ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1745),此版畫成為貝爾坦收藏的一幅繪畫的圖像來源。他一共藏有四幅具有清宮園林圖源的繪畫,其中取材自《杏花春館》的圖畫改變最大,不僅建築被重新安排,山石背景也以誇張變形的手法來表現。這種改變的意義尚不清楚。

  除了園林建築的圖像與文字之外,孔子的形象與生平此時早已引發歐洲人的諸多好奇。1687 年於巴黎出版的《中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內容包含孔子的簡短生平及圖像,並翻譯了《大學》、《中庸》和最重要的《論語》。該書在歐洲廣泛流通,直到十八世紀熱潮不退,孔子被視為歐洲統治者及官員值得學習的對象。而在貝爾坦所出版的《中國雜記》中,亦有孔子的肖像插圖以及《大學》、《中庸》的翻譯。

  Finlay 博士接著探討孔子事蹟圖像。1786 年出版的第十二冊《中國雜記》中,提供詳盡的孔子生平資訊。其中一幅鐫刻描繪孔子在完成六部經典後接受上天的祝福,畫中顯示孔子跪在壇前感謝「上帝」(原文為 Chang-ty),而天上則傳下光芒,照耀在壇上的六部經典。Finlay 博士指出,從傳教士錢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的自傳可以知道,孔子的生平和著作被挑選出來翻譯,作為歐洲統治者及官員的學習榜樣。

  Finlay 博士在列舉諸多精彩的案例之後,總結指出,貝爾坦的中國圖像收藏是為了提供精確、實用的資訊,雖然只有一部分人可以接觸到他的收藏,主要的知識傳播仍有賴圖文的出版。貝爾坦特別重視圖像或是圖文結合,因為可以提供純粹文字所不能傳達的知識。然而,貝爾坦所收藏的中國圖像仍是零碎、不完整的,在許多方面仍顯示出歐洲人的偏見與成見,其中不乏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士所欲散播的特定道德訊息。

  演講後討論熱烈,此處略舉其要。有學者問到這批圖像的影響力究竟如何?Finlay 博士表示難以斷定,至少從印刷出版來看,雖然不知道《中國雜記》的總出版量,但可知在歐洲各地如巴黎、聖彼得堡、倫敦均有副本,亦有英文譯本。而皇家圖書館中的藏書是開放的,可以查到十八世紀晚期法國中國藝術品交易商查閱《中國雜記》的紀錄。但是 Finlay 博士提醒,這些可以接觸到《中國雜記》的人士,都是各國在社會頂端的菁英,對十八世紀多數法國人而言影響不大。

  有學者好奇貝爾坦是否能區辨收藏圖像的優劣?他和耶穌會士之間是否會討論風格問題?對此 Finlay 博士表示,在書信中查不到貝爾坦對品質的特別要求,他極有可能接受傳教士送來的各種物件。而耶穌會士大多將圖像視為一種圖解,少談風格問題。在貝爾坦的圖像收藏中,大多是宮廷風格,未必是最成熟的風格表現。不過其中有些界畫看似為歐洲繪畫,其實是由中國畫家所繪,表現出歐洲人難以捕捉的建築細節。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