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慧教授演講「清朝對日政策再考——以日琉情報之蒐集與運用為例」紀要

 
講題: 清朝對日政策再考——以日琉情報之蒐集與運用為例
主講人: 沈玉慧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5 月 22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胡頎(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沈玉慧教授演講「清朝對日政策再考——以日琉情報之蒐集與運用為例」紀要
 

  沈玉慧教授,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東洋史博士,現為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沈教授長期關注東亞各國使節相互往來情形及情報蒐集,並認為情報蒐集的過程固然重要,但如何運用及其帶來的影響也應有更詳盡的分析。以清朝中日情報蒐集為例,目前研究一般認為,相對於「鎖國」的日本積極透過華商、荷蘭、朝鮮及琉球蒐集中國情報,清朝更傾向僅在有特殊事件需求時才蒐集情報。然而,這不代表清朝對日本漠不關心,藉著勾勒「不蒐集」背後潛佈的迂曲情報網,沈教授試圖重新省視東亞各國的關係,並在此背景下重新理解清朝的對外政策。

  十七世紀中期江戶幕府實施鎖國政策,拒絕與清朝直接往來後,清朝對日的情報資料來源,便仰賴往來兩國的朝鮮使節和華商。清朝早在皇太極稱帝改號時,即數度表達希望朝鮮居間促成兩國往來,有意「開交鄰之道」;其後,也透過委託朝鮮送還日本漂流民的機會釋出重新交流的訊息,但日本始終視清朝為夷狄,拒絕交通。同時,夾在其中的朝鮮,為避免捲入麻煩也消極以對,一方面將通信使蒐集到的資料轉報清朝虛與委蛇,另一方面也藉此反覆暗示「倭情狡詐難測」,以維持遣使與日交流的正當性。因此,朝鮮使節便成為清朝獲得日本情報的重要途徑。如康熙五十八年 (1719),清朝要求朝鮮派往日本的使節於返國後赴清朝貢,並提供相關情報;雖無從知曉詳細內容,但合理推斷是緣於康熙五十五年 (1716) 的「信牌事件」。從此,直到清末,朝鮮在派遣赴日通信使前,先遣使向清朝通報,遂成為定例。

  除了透過朝鮮,清朝也曾直接派遣密使赴日。如康熙四十年 (1701) 即派遣杭州織造烏林莫爾森至長崎;惟因長崎對華商控管嚴密,終未獲得有用資訊。另一方面,雍正年間因東南沿海陸續奏報,有華商私載醫師、僧人、武將、軍馬等赴日,遂循李衛的奏議,令商民至長崎情蒐;不僅得到私載的相關資料,更獲得長崎貿易制度與風俗的豐富情報。有趣的是,此次的密探名單,與乾隆年間前往長崎調查洋銅專賣的華商有所重複。沈教授認為,這意味著清朝在雍正年間的日本情報蒐集過程,已建立特定的情報路徑。

  最後,還有華商根據自身經驗撰寫長崎貿易的相關著作,如汪鵬的《袖海編》;海關蒐集商人、官吏見聞的著作,如郁永河《海上紀略》、童華《長崎紀聞》和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這些作品,除了貿易相關情報外,還提供了江戶幕府禁教、鎖國及其與朝鮮、琉球關係等資訊,是清朝掌握日本動向的資源之一。

  透過清朝對日情報蒐集與運用的方式,可看出清朝對日本始終採取不衝突的外交方針;這是因為直到乾隆年間雲南銅礦產量穩定前,清朝主要仰賴日本銅產鑄造貨幣,所以盡可能避免直接衝突,以免影響兩國貿易。以前文提到的「信牌事件」來說,未得到長崎頒發信牌而不能貿易的船主,以信牌使用日本年號為由,控訴持有信牌的船主有違國典;但康熙將此一可能造成兩國情勢緊張的信牌,輕描淡寫地解釋為唐通事與華商的私人貿易憑證,允許照常通商。同樣地,委託商人私載事件雖嚴重違反「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禁令,但除了主事者遭懲外,雍正隔年仍應允日本購書及延請僧人的請求,未加追究。

  沈教授認為,這些情形一再反映,在過去的「亞洲朝貢體制」與「歐美條約體制」外,另具有一種彈性兼容的往來關係,這在清朝對日琉關係的處理上最為明顯。1609 年,琉球因薩摩藩入侵而同時成為中日屬國,但為了避免捲入衝突且能繼續作為貿易中介,對外隱瞞此事。然而,由於各國朝貢、冊封使節交流往來,加上漂流民提供的資訊,琉球與日本的關係早已是東亞諸國心照不宣的秘密。不僅《使琉球錄》隱約提及,連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亦有:「南薩峒馬(即薩摩藩),與琉球為界;琉球貢於薩峒馬,而薩峒馬貢於日本」的記載。有趣的是,沈教授比較文獻紀錄後發現,與《使琉球錄》、《海國見聞錄》等具有同樣參考資料來源的官方政書,如《大清一統治》、《清朝通典‧邊防典》、《清文獻通考》等,幾乎刻意略去有關琉球與薩摩藩關係的記載。事實上,正是這些沒有被記錄的部分,鮮明反映清朝對日本的熟悉和重視。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指出,沈教授將重點放在與過去研究的對話,以此強調清朝並非不重視日本。然而,若放在更大的歷史框架來看,相較於明朝對日本各方面表現的研究興趣,清朝的確是中日關係的低谷。另外,從沈教授的演講可以看出,清朝赴日蒐集情報的人員很多是非正式華商,或像烏林莫爾森這類近於皇室私屬的人員。正式與非正式、體制內與體制外,甚至是清朝的滿漢關係,這些若能有系統的爬梳架構,相信會有更多發現。目前可見的清朝官方對日情報蒐集資料雖然不多,但透過東渡的黃檗僧人留下的文獻,或許可以開展不一樣的可能。

  與會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華語中心主任任天豪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孫欲容,都對沈教授「清朝是否關心日本」一題的主詞——「清朝」所指為何,提出討論。任教授主要著眼於清朝對日資料蒐集,從中央到地方的轉折點。孫欲容則認為不同層級的人,會基於不同需求而蒐集不同資料;從民間商人往來的頻繁程度來看,資訊應該很豐富,但這些未必會反映在可見的史料上。恐怕只有比較這兩者的差別和轉換過程,才能說明清朝對日並未漠不關心。

  沈教授表示由於材料有限,暫時無法清楚構建中央和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差距。但從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最早由皇太極直接致書朝鮮國王,希望恢復對日關係,到後期利用朝鮮使節、密使、華商、漂流民,清朝不斷嘗試各種可能管道,接近抗拒交通的日本,並且建立多線的情報網。在這個層面上,清朝對日本還是保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也蒐集相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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