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曼教授演講「1800 年前的東亞思想與科學思想史」紀要

　　此次演講，艾爾曼教授延續上一場的講旨，並聚焦於「中國是否真的沒有科學？」，重省過去研究者看待中國「科學史」時所忽略的面向。艾爾曼教授所稱的「科學」 (science)，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發展出的關於自然的知識與研究方法。這與中國所發展的「格致學」有內涵上的差別。

　　演講開始，艾爾曼教授首先提到，二十世紀初許多研究者認為中國沒有科學，如上一場演講中提到馮友蘭 (1895-1990)，認為中國沒有科學是導致中國後退的原因。但形成此種判斷的背景為何？艾爾曼教授首先說明，對於十九世紀以前，傳統中國社會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以及傳統「國家」扮演的角色 (Traditional Role of the State) 之理解，構成許多現代中國菁英對於「傳統中國社會、國家」狀態的詮釋，從而導致研究者認為「中國沒有科學」的解釋基礎。

　　傳統中國社會有「士農工商」的階序觀念。「士」為英才教育與制度 (meritocracy) 下的群體，掌握最多的文化資源，並且可能獲致政治權力。不過，農民、工匠 (artisans) 縱然默默無聞，也不屬於「讀書」階層，但他們在改良、創造器物、技術方面，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士」階層。商人雖然最不受重視，但到了明清時期，商業蓬勃發展，商人得以通過經濟資本，使自己與家族成員進一步晉升到「士」，社會位階的流動性也因此提升。但整體而言，儒家文化當中仍然視「士」為最高位階，凸顯出以道德、經術為主的文人理想與社會分級的樣貌。

　　在國家角色方面，中國在十六世紀後普遍為人所知的獨裁、官僚制度，以及復古的理想，成為歷史學者判斷中國沒有科學的依據。但是艾爾曼教授強調，固然中國自身並未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然而卻不能否定中國研究自然事物的學問。天文曆法（欽天監）、本草（太醫院）、算學等皆然。因此必須要回到中國當時的情境加以說明，而非以現代眼光對過去加以批判。

　　艾爾曼教授認為，中國的「自然之學」 (natural studies) 實有自己的一套見解。從朱熹 (1130-1200) 提出「格物窮理」之說後，這個本來具有形而上與內在性的理論觀念，逐漸在明、清轉化為對萬物的觀察 (investigation of things)。他們對於自然界的看法，立基在「陰陽」、「五行」的知識結構當中。「陰陽」是指自然界的萬物皆由陰與陽循環而產生，彼此次序井然配合；「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五種性質，相生、相剋而能與四時節氣、人體血氣循環相呼應。這個看法與西方「四元素」之說頗為相近，四元素指空氣 (air)、火 (fire)、土 (earth)、水 (water)，也呼應了四季、人的狀況等等。

　　艾爾曼教授將中國的自然之學，分為以觀念為主的「性質上的自然學」和以數字為主的「量化分析自然學」。前者涉及內丹（本草學、養生等與身體有關的學問）、中醫學（病症診斷、針灸）等內容。，後者包含算學（方程式、開根號、籌算）、曆法（日食、時間週期）、律呂之學（黃鐘、重量）與測量之學（勾股學）等。這些學問都可說是對自然萬物的測量、分析與認識。但也由於「陰陽五行」構成的知識結構根深蒂固於當時的文人心中，在傳統理論結構不容懷疑的情況下，「陰陽五行」成為看待自然萬物、分析世界的根本，而無法成為證明與分析的對象，這也導致了理論超越事實的難題。

　　十五、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即借用了當時中國稱自然之學的詞彙「格致學」，來翻譯許多拉丁文的著作，如湯若望 (A. Schall, 1591-1666) 翻譯德國礦冶學家 Georgius Agricola 的《坤輿格致》（De re metallica，論礦冶，1550 年出版）。

　　十七世紀中國出現的「乾嘉學派」，以經驗為根據，具有懷疑精神，探究古今之變，提出了許多說法批評宋代的程朱之學，並且發展出一套「考證方法」，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知識論」。同時，清代數學家梅轂成 (1681-1763) 對於西洋曆法的認識與說明，以及錢大昕 (1728-1804) 在〈贈談階平序〉提到的「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都表現出對探討自然、數算之學濃厚的興趣和認識。

　　最後，艾爾曼教授總結，指出 1800 年以前，西方「自然之學」與中國「格致學」彼此合作，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但自十九世紀中葉起，隨著歷史事件、時代環境的變化，「格致學」之稱開始有了思想上的轉變，這亦是下一場演講的主題。

　　演講結束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陳秀芬教授提問，用對傳統的理解重新詮釋詞彙是一個方式。宋明時期，「格致」的意義不斷在變化，但似乎主要都是表現在「知識」 (knowing) 方面，「實作」(doing) 方面反而較少看到。這是否是構成東、西方的格致學與科學最後走上不同方向的因素？艾爾曼教授回應，南宋已經有人利用「格物」來分析、說明中醫的問題，「格物致知」未必只有朱子一家之說，在當時也有許多思想家提出不同看法。傳教士後來便利用這個詞介紹西方的思想內容，如亞里斯多德之說也被歸入「格致學」。這也顯示當時人對「格物致知」的見解不僅止於內在心性的意義，也同時及於外在自然探索與觀察上。例如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凡例〉中也提到自己的著作具有「格物窮理」的貢獻，即是在這層背景中展現。艾爾曼教授表示此研究只是一個開頭，希望能有學者繼續深入研究這個課題。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藍美華教授提出兩個問題：一、「科學」是從日本來的詞，為什麼日本要選擇「科」這個字？二、教授提到波斯人與印度人，中國人曾經借鑑這兩個地方的知識與想法，也有認為他們的知識可能是從中國傳入再傳回來的說法，不知教授對此看法如何？艾爾曼教授回應，日本創造的許多詞彙，都是從中國擷取。宋代以後「科舉」制度相當發達，考試內容也十分多元，不僅只是八股文。日本非常推崇宋代，「科學」一詞可能就取自宋代的「科舉」。關於波斯與印度，這是很好的問題，但就所見資料，沒有看到具體提及「西學中源」之說，也沒有看到兩者之間合作的文獻。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季倫教授提問，Mark Elvin 寫過一本書，認為中國人口壓力非常大，無論科技如何發達，人的工資太過廉價，科技無法在中國實現。即使把西方科技引進中國，人口壓力還是會使工廠傾向利用廉價勞工而非發展更好的技術，這被稱為高度平衡陷阱，是中國現代化過程面臨的問題。而元、明手工藝作坊本來是以男性工匠為主，但後來因農村婦女價格低廉，反而成為主要勞動者；上海等城市也出現資本主義消費，卻沒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情況，不知道艾爾曼教授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艾爾曼教授回應，這個問題提到的「科技」是二十世紀的用法。Elvin 提出的「高度平衡陷阱」這個矛盾，是十九世紀才有，而不是王陽明時代的問題。Elvin 將勞動人口的矛盾現象用於解釋十七世紀的中國，時代太早了，中國雖然有這個問題，但那是較晚近的情況。此外，艾爾曼教授表示自己並未研究「科技」這個詞，「科技」是何時開始使用，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理學」有各式各樣的東西，「格致書院」是朱熹的理想，但它的教學不全是理學，而是包含各種科學、科技的內容。科技與科學的關係，以及這些概念的內涵變化，皆值得再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