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平一教授演講「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與數術」紀要

　　祝平一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歷史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西交通史、科技史，著有《漢代的相人術》、《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中國史新論：科技與中國社會分冊》等書。祝教授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亦曾多次獲邀至海外學府訪問，包括：韓國首爾大學、韓國高等研究院、德國 Erlangen-Nuremberg 大學等。本次演講係國家圖書館 2017 年秋季「神機妙算——術數、堪輿與傳統信仰」系列講座的第五場演講，講題為「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與數術」。

　　演講開始，祝教授首先說明，本次講題使用「數術」而非「術數」一詞，其原因在於在漢代以前「數術」才是指占卜、測算等技術的專有名詞，而「術數」實指治國之術。「數術」是基於一種「天人感應」的類比式思考，將人和物在時間與空間中定位，掌握其變動規律，以此預測人的未來及命運。然而，既然數術與時間、空間關係緊密，當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改變時，數術是否應隨之調整？調整內容為何？這便是祝教授此次演講欲探討的主要問題。

　　很多占星算命依賴曆書，用以得知個人的時空資料。但現今所使用的曆書在明清時期經過很大的更動。現在所謂的農曆，其實是西洋傳教士將技術引進中國，雖是西方技術，卻又必須合乎中國陰陽合一的系統，因此亦融合中國傳統，產生許多在天文計算上更為複雜的問題。祝教授說明，《漢書藝文志》中就有編訂數術相關內容，但這些技術都是屬於王官之學，內容包含：天文、曆譜、五行、龜卜、雜占等。班固認為占卜準確與否並非技術問題，占卜之人才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當時亦已開始出現對占卜的批判，如東漢王充認為占卜之事皆無用，惟一例外是「形法」。形法是根據其與生俱來的形像，具有無法改變的特徵，諸如相人，或相馬、相狗等。

　　明末傳教士來中國後，帶入地球是圓的的概念，地方的經緯度會影響時刻，因此更改了許多曆法的內容，如：天度、節氣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應是節氣的算法。明朝大統曆使用的平節氣（將一年平均分為二十四等分，每個分點定為一個節氣）；清初時傳教士利用幾何曆法，配合五星運作將其改為定節氣（將太陽在黃道上視運行速度每十五度定一節氣，一周三百六十度，共分二十四節氣），但改變了置閏規則，理論上也會改變人的時、空屬性。

　　由於卜算受曆法影響，當時有算家出版了《大清時憲書箋釋》。箋釋的體例多半用於注經，一般並未有人將其用以註解曆書。而撰寫此書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有人發現時刻、節氣因地而異。因此，此書主要是在表明每省的節氣時刻與晝夜長短會隨著地方不同而有差異，讓占卜者不會因此混淆。接著，祝教授將演講拉回西方之前的新教宗教改革。指出當時為了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會引發了一陣改革熱潮，從中誕生出最重要的集團——「耶穌會」。而後利瑪竇來到中國，發現中國正掀起一股曆法改革的聲浪。此議題源於中國相信天人感應，而明代中後期政治不彰，進而影響了中國人對曆法改革的需求。

　　雖然當時歐洲也流行各種占測之術，但在入華傳教士的眼裡，中國的占卜、數術一類皆屬於迷信（Superstition，過度、不當的方式敬神），與宗教（Religion，敬神）神學不同。並認為占卜與魔鬼的力量有關，占卜即使準，也是因為魔鬼的力量的介入，與中國天人感應的信仰不同。南懷仁在康熙八年 (1669) 重掌欽天監後，撰寫了《妄擇辯》、《妄占辯》、《望推吉凶辯》等書，用以駁斥中國的算命術，成為十七世紀最有系統批評占算的書。對於西方傳教士而言，理性是上帝賦予人的能力，禍福與行為有關，而命運掌握在上帝手中；若人類不知道該如何求得福分，可從閱讀傳教士撰寫的書籍開始，進而信教，便可得到福分。

　　最後，祝教授總結，在中國算命家的論述中，常常會談及德性與修養，但這類論述並非主流，真正著意的還是以算命的技術為主，但算命的技術正是傳教士們不懂的，他們也認為不需要懂，因此這類技術就被傳教士視為迷信；但在歐洲宮廷中，算命卻又非常流行。在中國長遠的占測傳統中，反對者與算命家的交鋒不曾止息，傳教士的加入不過是增添了幾許漣漪。現今這類占驗的紀錄，都是因為準確才被留下，不準通常不會留下紀錄。只是，數術之反對可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只要人對未來仍有疑問、懷疑，那麼數術就會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