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民教授演講「應俗的“禮文”：明代禮俗互動視野下的四六啟」紀要

　　苗民教授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現為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關懷為宋代以降的駢文文獻整理與批評，著重於文學思潮與士人心態、社會禮俗的綜合研究。本次演講由禮俗互動角度切入，結合明代中後期四六啟寫作風氣大盛的背景，闡發此一充滿格套因襲而為人詬病的文體，在當時社會文化脈絡的功能與意義。

　　四六啟是用四六體寫作，以相互稱頌、交際應酬為主要用途的書劄。從相關文獻可知，萬曆後四六啟便成為四六選本比重最大的選錄文類，並為書肆大量刊刻，反映了四六啟寫作風氣下社會大眾對範本的強烈需求。同時，不少士人也對此現象提出疑慮，認為重駢麗用典的四六取代樸質的古文，一方面枉費精神，另一方面則開啟陳陳相因的惡習，淪為虛浮淺薄的格套。然而，雖然批評之聲不絕，四六啟寫作的流行仍有增無減。事實上，從整個四六文類寫作的層面看，作為私人書信的四六啟書寫風氣與作為廟堂公文的制告表箋以四六寫作的趨勢相呼應。早在嘉靖、隆慶、萬曆朝即有多起官員上書，請求禁止以四六體寫作公文，君王也給了肯定的回覆，然而成效甚微。至萬曆朝後，此趨勢便延伸到社會私領域的書信往來，形成四六啟的流行。

　　私人書信與廟堂公文為何形成此同步發展趨勢？苗民教授透過梳理文體源流，指出二者在強調身分意識上的共同性，並以「禮文」統攝之。首先，苗教授提出《文心雕龍》中即有〈奏啟〉一類，用以言事、謝恩，並重視尊卑禮節在形式上的反映。然而，此處的「啟」專指以君王為對象的上行公文，與明代用於士紳、僚屬交際的四六啟有明顯的差異。《文心雕龍》與四六啟關係更密切的當屬〈書記〉所載之「箋記」。〈書記〉將同樣功能承擔的文體，依應用層級區分。「箋記」一類介乎「表」、「書」之間，是一種凸顯禮儀的交際性文體，注重書寫者的身分及相應禮儀。降至唐代，一方面隨著嘉禮的豐富與形式拓展，相應的表、狀、箋、啟等應用文體有了更進一步的分類細化。同時，在世族逐漸沒落的過程中，強調身分意識與貴族涵養，規範交際禮儀準則的「書儀」也在此時出現。這些對雙方尊卑禮儀的重視與要求，皆為後世四六啟所承繼。

　　到了宋代，司馬光在《書儀》中將「啟」從作為「公文」的「表」、「箋」移出，並明確劃入非正式的禮儀交際文書（「私書」）。即使排除對象差異，這些文體在結構和功能上仍有極大的相似性，它們皆應禮制的需求而生，並著重於儀式性特徵的凸顯。因此，苗教授將之統稱為「禮文」，以此解釋明代中期之後，屬於公文的廟堂四六表箋與屬於私書的四六啟，相互呼應的興盛風氣。

　　苗教授除了進行文體源流爬梳、整理，並從時人對四六啟的評價，勾勒此一文類在人際互動實踐中扮演的角色。如鐘惺〈四六新函序〉即云：「雙聲疊韻，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連珠，爰立其端嚴之體。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遺，禮文之不可廢者也。故誥、表、箋、啟，至今用之。」在複雜的社會網絡中，人情維繫需要更頻繁的互動作為一種保證，四六啟就是用來穩固人際關係的媒介。對廣泛而頻繁的交際應酬而言，得體、不失禮的功能，遠比內容形式創新的審美要求更為人看重。因此導致陳陳相因，空具「禮儀」而缺乏「禮義」的弊病。

　　過去研究對此類「禮儀」與「禮義」分離的文化現象討論，往往由社會史角度切入，從明代中後期雅俗互動及農工商對士大夫文化資本的模仿解釋。然而，苗教授認為，即便四六啟沒有為農工商階層模仿剽襲，疲於應付社交功能而導致的「中情淺薄」、「根本虛浮」等弊病，恐怕依然無法避免。雖然失去了「禮義」，但這種模式化和套襲化，並不必然降低儀式性的交際效果，天平兩端的權衡輕重有更微妙而值得探究的關係。藉由四六啟的研究，苗教授希望反省傳統單純由道德義理角度否定形式化禮儀在社會習俗層面價值的論述。並指出在日益擴大的社會交際應酬要求，缺乏誠意的四六啟雖是「禮之偽」，但卻是社會文化層面「情之偽」不得不然的現實反應。同時，四六啟確實在一次次禮文的實踐中，穩固人際關係秩序，並且承擔社會契約關係的象徵功能。對於文化社會學而言，這是同樣應該正視的價值。

　　對於苗教授的演講，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以散體尺牘與四六啟間的功能及寫作群體差別提出進一步討論。苗教授指出，明代萬曆中後期確實出現如山人群體等，彼此有足夠認同感，不在乎禮俗，依然以散體尺牘互動的例子。人際交往中，散體尺牘真情流露的功能，絕非四六啟能完全取代。然而，四六啟也提醒我們「客套」在人際交往中真實且不容忽視的意義。

　　文哲所楊治平博士由物質文化角度指出，演講對四六啟的討論著重在文本形式上講究尊卑高下的身分意識。禮文作為四六啟的整體展現，在物質層面（如用紙、遞交方式等）是否也有相應的禮儀規範？苗教授對此，則以用牋、套疊等，作為簡要說明。文哲所訪問學人中國西南大學文學院黃湘金教授，就取材角度認為小說材料或許也反映四六啟在社會中的寫作、流通現象。苗教授表示，因目前研究主要關懷在士人階層禮儀與禮義分離的問題，是以未納入這部分材料，但確實是豐富的資源。臺大歷史所碩士生詹前倬，則對於反對四六啟的人背後可能共享的特質提出疑問。苗教授表示，雖然當時反對聲浪遍及上下層士人，乃至四六啟選本的編者，但大多數人仍在社會禮俗風尚的要求下參與其中。既是被迫追隨者，同時也推動助長了這樣的風氣。

　　文哲所博士候選人邱怡瑄以《四六燦花》為例，開啟延伸討論，指出四六選本往往充滿與軍事相關的函劄。四六啟與軍事武備的特殊關係應如何理解？苗教授認為這現象可由兩方面解釋，首先《四六燦花》為數不少的軍事類選文是賀番王一類四六啟，相較於可輕鬆寫作的敵體之文，上承番王的文章模式化的情況較低，更重視才情彰顯，因此在偏重審美娛情的選本中脫穎而出。此外，部分選文也特別在評點中說明，選文用意在強調文人應該關注邊患問題。

　　演講最後，主持人廖教授總結，指出古人的審美感受及實踐場域與今日審美標準的差異，使我們往往以文學史框架，研究過去文學現象時，面臨隔靴搔癢、扞格不入的困境，苗教授從禮文的觀點切入，為我們開啟了不同的視野，值得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