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族群與社群的研究反思」學術研討會紀要

　　中研院史語所為慶祝成立九十週年，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目的皆在學術上反思過去及展望未來，「民族、族群與社群的研究反思」學術研討會即為其中之一。本次研討會有兩大議題，一為近代國族主義下的學術探索與社會現實，二是原住民與少數民族——概念、學術、政策與現實。

議題一：近代國族主義下的學術探索與社會現實

發表人：王柯教授（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研究科）
論　題：近代中日兩國的民族西來說與血緣民族主義思想
發表人：吉開將人教授（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
論　題：史料考證與「民族、族群」研究：學術史、思想史以及非漢族精英研究
發表人：孔令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陳寅恪與內亞史研究——兼論語文學的未來展望
發表人：胡其瑞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典藏意義
發表人：謝曉輝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從邊緣看中華帝國晚期文化的一體性與多元性——來自湘西土司地區的觀察
發表人：蕭阿勤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論　題：東亞的領土民族主義衝突：釣魚臺、民間社會與離散社群

　　王柯教授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曾經歷兩階段的錘鍊，一為對於「亡種」的恐懼，另一則是對於「亡國」的恐懼。這兩者並存下的結果，即對內易有民族歧視，對外則易有屈辱感。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同時存有上述兩種面向，一來是因為清末強調「滿漢之別」的「血緣民族主義」盛行一時，二來則是接受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近代關於漢文明與漢民族起源「西來說」的風潮，可說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深受日本影響的例證。中國接受西來說的學者多有留學日本的背景，最早的提倡者梁啟超即為一例。中、日的「西來說」具有不少相似處，而其流行之重要原因，在於兩國知識分子皆希望藉此突顯本民族的偉大。

　　吉開將人教授的報告亦與「漢族西來說」有關。吉開將人教授表示「漢族西來／苗族先住說」實為一套完整概念，該學說不僅對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影響深遠，亦在民國後半期為中國西南地區的非漢族精英，提供自認是「土著民族」並且深受壓迫的學術依據，進而促使他們產生強烈的族群認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探討苗族精英如何建構自身歷史與族群認同時，應將這些精英身處之社會實況與國家制度、政策等問題納入考慮，而非僅透過他們的部分「話語」進行某種「學術史」討論。吉開將人教授根據自身的研究經驗，強調關於民族（族群）的研究，未必要完全立足於田野調查，史語所因藏有「史語所檔案」、「傅斯年檔案」等豐富具有特色的史料，以及許多珍貴的近代文獻，無疑可以針對此議題發展自身研究特色。

　　孔令偉指出十八世紀以降，歐洲學術界開始通過語文學 (philology) 方法，在研究東方古代歷史與文化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面對西方語文學的新興挑戰，出身於乾嘉學術的羅振玉與王國維，不僅沒有採取保守抵制態度，反而鼓勵中國年輕學者學習語文學以解讀多語種新史料。陳寅恪留學海外時，即遍學梵、藏、蒙、滿文，返國後不僅積極嘗試在清華、北京大學等學府培養內亞史與語文學人才，亦在進入史語所工作後，集中精力研究滿、蒙、藏文等多語種史料與清史。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期間，透過建構外文二手文獻、保全與研究中國境內新發現之各類非漢語文史料，以及提攜年輕學人等事，用心推動史語所的內亞史與語文學研究。然而由於陳寅恪在日後戰亂的流離歲月中，遺失大量重要書籍與手稿，導致其研究方向不得不轉至隋唐史。陳寅恪當年未竟之志業，相信仍值得後輩學人持續努力。

　　胡其瑞博士表示 1920 至 1940 年代，以中研院為主體的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先後進入中國邊疆地區展開多次民族調查工作。他們透過當時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與設備，為這些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與體質特徵留下紀錄。由於近代中國邊疆地區常為帝國主義的角逐場域，這些知識分子投身於邊疆地區的田野調查，大多帶有建立「國族認同」與再造「中國邊緣」的使命。史語所這段期間的田調成果，大致可分為照片、文書、文物與影片四大類別，這些成果日後也隨著史語所不斷遷徙，最終來到臺灣。綜觀這些珍貴的資料，或許可以從反映國族意識下的民族調查、調查者在中央與邊疆間的「中介者」角色，以及重建這些調查資料來歷脈絡等面向，不斷進行深刻的反思。

　　謝曉輝教授試圖以湘西地區的土家族為例，探討一個區域或是民族文化的「一體性」與「多元性」問題。湘西地區於宋代還被認為是「族類複雜」，為何自清末開始被視為某個單一民族（漢族或土家族）的所在地？湘西地區土家族聚居的土著，直到 1957 年才被識別為土家族，在此之前則被認為屬於漢族。原因在於早年的調查發現當地居民除了少數老人外多是說漢語，以及研究者難以找到一種共通族源學說。當地一直存有兩種聲音，認為自己屬於土家族者，常會強調姑表婚、「土王」崇拜與「擺手舞」等風俗習慣，有些人則認為自己是漢族成員。該現象恰能反映當地土司與王朝國家間的微妙互動，表面上看似「漢化」（例如學習漢文、編族譜與修祠堂）的土司，亦會將一些「正統」禮儀體系刻意轉化與調整，「土王廟」與土王崇拜便是很好的例子。

　　蕭阿勤教授認為關於國家間的領土爭端研究，不應忽略民間社會扮演的角色。自七零年代初以來，釣魚臺主權爭議與臺灣的保釣運動綿延四十餘年，行動者除了政府外，民意代表、知識分子和漁民等人亦參與其中。民間保釣運動並非單一同質，例如海外保釣運動可再分為「支持中共、推動統一」的左派（左統）、「支持國府、革新保臺」的右派（愛盟）與追求「民主臺灣、社會啟蒙」的「第三條路線」。不過無論派系為何，受到中日建交與文革發生等事件影響，海外保釣運動日益沈寂。直到 2000 年以後，七零年代的保釣人士由於大多反對「臺獨」與「臺灣民族主義」，又為中國的崛起感到振奮，加上他們此時已進入容易懷舊的老人生命階段，於是紛紛重新投入保釣運動中。不過時至今日，如何超越昔日的「領土民族主義」，提出重視環境保育、資源永續分享的「新保釣運動」，尚待眾人一同深思。

議題二：原住民與少數民族——概念、學術、政策與現實

發表人：丹增金巴教授（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
論　題：Are ethnic intellectuals also dying as a social category?: A Glimpse of the Transforming Landscape of Intellectuals and Ethnicity in China
發表人：黃淑莉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　題：誰的石門坎？在開放背景下的公益接觸與再現實踐
發表人：蔡偉傑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當代蒙古反中情結的歷史批評
發表人：鹿智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百慮實存一致？試論近年「滿洲漢化」議題的發展與意義
 

 　　丹增金巴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漢人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社會類別 (social category) 已逐漸瀕臨死亡，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亦是如此嗎？丹增金巴教授選擇以四川藏族分支嘉絨族 (Gyalrong) 的知識分子 Tsanlha Ngawang，以及甘肅裕固族 (Yugur) 的知識分子 Temür 為例進行探討。Tsanlha Ngawang 與 Temür 兩人均有鑑於本民族的文化與認同日益消逝，所以透過許多方法積極著手搶救。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常被視為一種「內部他者」，嘉絨與裕固族群由於都位居藏文化圈邊緣，且被認為漢化程度較高，所以 Tsanlha Ngawang 與 Temür 的故事可說是來自邊緣的邊緣。本研究不僅屬於案例考察，亦為非漢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定義，以及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方法如何結合等議題提供一些反思。

　　黃淑莉教授指出石門坎地區雖然位居「邊緣」，但在某些脈絡下卻被形塑成「中心」，例如「苗族文化復興基地」、「民初苗族知識分子集散地」，甚至是整個苗族的「地理中心」。這些「中心」論述的成因，與石門坎是中國西南地區苗族大規模改宗運動的起源地有關。1905 年傳教士伯格里決定將傳教中心搬入石門坎這個小村落，此舉無論對石門坎還是教會向中國非漢族群的傳教活動而言都影響深遠。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這段期間，許多關於石門坎的書寫是為了幫其平反，苗族知識分子開始追憶石門坎昔日的教育與醫療發展，平反內容於 1990 年以後甚至擴展至基督教。近年有不少民間「公益事業」進入石門坎，並採取與官方合作的立場，不過由於官方自 2007 年開始完整接手觀光旅遊發展計畫，上述「項目」隨之戛然而止，其相關活動也轉變為「基金會模式」與「志願者模式」。

　　蔡偉傑博士表示「新納粹主義」近十年來在蒙古國逐漸興起，這些新納粹極端組織大多自認為愛國主義者，強調蒙古族群的純淨，厭惡國內的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在《仇中情緒：焦慮、暴力與蒙古認同的形成》一書中，作者 Franck Billé 強調蒙古人的「反中情節」雖有其歷史淵源，但最終可能是蘇聯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針對中國進行負面宣傳所導致的結果。不過若以清代蒙古史上漢人移民後裔為哲布尊丹巴大沙畢吸納，進而轉為蒙籍並被蒙古社會所接受，與清代蒙古史家拉喜彭斯克與尹湛納希透過中國「正統史觀」將蒙古視為中國整體一部分，並藉此批評漢人歷史書寫之謬誤兩件事為例，足見當代蒙古民族主義極端分子的仇中論述，或是蒙古社會主義時期 (1921-1990) 關於中國的負面宣傳，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

　　鹿智鈞指出關於滿洲漢化與否的論爭，目前似乎已有一些交集。研究者大多同意滿洲群體事實上既受漢文化影響，又維持部分族群特徵，並且理解這兩者的比重會因身分、地域或是階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研究者近年為求更進一步，不約而同地嘗試藉由「儒教化」、「士人化」、「文明化」、與「中國化」等概念突破過往的討論侷限。不過即使研究者於問題分析策略方面看似出現新共識，但在概念的選擇與關注面向上仍有不少歧異；某方面來說，新概念的提出又難免與其他同樣複雜的問題（例如何為中國）相連結，由此可見此議題尚存繼續深究的空間。族群研究的複雜性始終備受學界矚目，其中關於方法論的一些反思，對於「滿洲漢化」議題而言應頗具參考價值。日後如何在既有基礎上發掘更多史料，並嘗試與族群理論相互對話，當是研究者持續努力的重要課題。

　　發表結束後，隨即進入綜合討論時間。與會學者的討論內容主要聚焦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帝國治理與族群關係的關聯性，以及網際網路對於當代各種認同的影響等面向。最後，王明珂教授特別提醒研究者，這些年在網路的推波助瀾下，我們彷彿又回到昔日村寨時期的人際互動模式，一種新興的「網路村寨」儼然成形，而研究者過往探討村寨社會所得之知識，或許對思考當代的網路社群議題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