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音教授演講「海賊系譜：一個研究的反省」紀要

　　翁佳音教授專長為十六、十七世紀的臺灣及東亞海域史，本次演講內容延續其〈複數海賊王—鄭芝龍與他的前後輩〉一文，進一步檢討近代初期臺灣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翁教授認為，海賊的問題特別能同時結合荷蘭統治時期、西班牙統治時期與明代的歷史，展現出寬闊的時空向度。我們不該過於強調「斷代」，而應跳脫朝代或政權的斷限，以「長期結構史」的視野來理解歷史。因此提到海賊，不能僅關注鄭成功、鄭芝龍、蔡牽等人，而應從長期結構出發來挖掘這四百年來，各海賊與其地域的連帶關係。

　　翁教授口中的「海賊史」，即現在所說的「海洋史」，因為「海洋」 (hái-iûnn) 在閩南語其實主要是指海賊。閩南語與當代中文用法往往不完全一致，如閩南語的「山」不一定是山，而是陸地；「洋」則有時是指平原。由是，基於研究討論需要選擇一個觀察角度之原則，翁教授強調自己是站在漳州、潮州、同安人為核心的閩語系集團立場，討論穿梭於結構中的人。

　　「海賊」即縱橫七洋的法外之徒。十六世紀的漳州、潮州、同安人活躍於東亞海域，其足跡範圍包括韓國濟州島、日本、中國沿海、菲律賓，以及越南、泰國等地，比一般想像的廣，因此各地發生的事件往往不能獨立看待。一般研究者過份依賴外文資料重建歷史，在中文資料下的功夫反而太少，導致所了解的往往只是外文資料與外國歷史中的臺灣或「海洋史」。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寫出臺灣人、本地人自己的臺灣故事。年輕學者以中文為母語，反而對中文漢語語音與意義透露的線索疏於考慮，如噶瑪蘭、唭哩岸等地名，雖是漢字，但若以語音（拉丁字母）標示，會發現菲律賓也有類似地名 (Cabalan, Iligan)。這有助於思考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長時間海上人物往來，可能會把故鄉的地名帶到臺灣來。

　　翁教授說明所謂「複數的海賊王」，乃是為了強調以往談海賊往往只看到鄭芝龍、鄭成功和鄭經，彷彿這一家人統帥了中國沿海，實際上並非如此。同一時代的廈門鄭聯、鄭彩與南安鄭成功分屬不同宗族，其交惡淵源，也許是背後的地理或族群結構因素。位於九龍江口的廈門島、同安縣之「泉州」海上勢力，向來與南安及以北的「泉州」人較為疏遠，前者反而與漳州較為親近。在「閩南人」內部，亦是各自拉幫結派。臺灣北部 1850 年代發生的「頂下郊拼」，即是頂郊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與下郊同安人之間的械鬥，亦即南安人與同安人雖同屬泉州府，但未必融洽的展現。臺灣並非特例，其時的菲律賓也有這個現象。明清之際有不少反政府的各府縣海賊勢力，可惜從過去至今的研究者大多為了行文方便，把他們都歸類到了鄭氏一方。

　　其次，廣東沿海長期以來也有其地方勢力，且與越南有所往來。三藩之亂中廣東平南王驅離附近的海上勢力，其中楊彥迪先加入鄭經，後來去了越南和柬埔寨。此前林道乾撤退也大致依循此一路線，其後他到了泰國北大年，甚至當了北大年的官員。清代末期臺灣從泰國進口米和木材，木材其實來自緬甸。今日中、越之間的北部灣、越南中南部到柬埔寨，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都有海賊出沒。研究者若能不被朝代分斷或有名的少數人物所侷限，注意到整個東亞海域有其結構與傳統，歷史就會透顯出極有趣的一面。

　　翁教授另舉一例結構的應用，透過文獻可知清代的移民一般在臺南、鹿港等「正口」入臺，但在正港之外，如新竹一帶，直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文紀錄仍可見到海賊或走私活動，許多人由此偷渡進出臺灣。這顯然不是突然或偶然的現象，而與千百年來的潮汐、風向有關，這類環境結構當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處理文獻上未記載的「非合法」移民及其入臺途徑。葡萄牙人來亞洲時，為何選擇果亞、斯里蘭卡，正是因為長期以來這些貿易點 (trading post) 就已經存在。即使研究範圍不大，也不能忘記自然條件、文化慣性這類跨時代、跨政權的少變動地理結構。

　　翁教授提醒，在面對原始史料時更要小心陷阱。曾經有人提問，鄭芝龍是講荷語、西班牙語還是馬來語？有學者便引用當時的德文史料，認為鄭芝龍是通曉多國語言的天才，但實際閱讀就知道此原始史料也是聽聞，不見得可靠。此外，當時日文文獻中的「一官」，不見得是一個特定的人，當時有很多人都叫一官，年齡不一。在沒有足夠文獻可以證明的情況下，同樣得透過結構來推測。目前已有很多學者指出，在十六至十九世紀前期，東亞海域共通的語言不是英文，而是葡萄牙文，澳門城內有很多中國籍的通譯 (Jurubasa)，是葡萄牙人在澳門成立的聖保祿學院所培養出來的葡萄牙語翻譯（包括日本人與中國人）。荷蘭人來臺時，也帶來一些與澳門有關的通譯。從這個結構來說，來自澳門的鄭芝龍使用葡萄牙文的可能性比較大。

　　翁教授進一步指出，在歐洲人來東亞之前，基本上還是以華人為主的貿易體系，因此研究者處理外文史料前，應該先對中文材料下功夫。以鄭芝龍為例，他崛起後，曾向船隻收取「報水」，有些現代學者把報水解釋成類似黑道規費，不見得正確，而且這也不是鄭芝龍的創舉。透過中文材料可知，最遲在十六世紀，地方海上勢力、「倭寇」，甚至是官方就有收取「報水」的傳統。鄭芝龍也到過柬埔寨做貿易，但在此之前越南中南部與柬埔寨的海賊活動亦已行之有年，鄭芝龍的諸多行為基本上還是受結構影響。

　　翁教授認為漳、潮人是東亞海洋史上的主結構、主要人物，值得學者一起來檢視。十六世紀中葉中國在漳州、潮州新設了海澄、澄海兩個縣，這固然來自朝廷跟倭寇對抗的背景，但這個區域本身的歷史更值得注意。從海澄到澄海一帶，行政區域雖然分屬閩、粵兩省，但這個漳州和潮州結合的區域始終有其一體性。以往潮州人的角色常被忽略，如林道乾就是潮州澄海人。學界如果把蔡牽、鄭芝龍、鄭成功暫放到一邊，林道乾、林鳳等人的身影就會浮現出來。林鳳是潮州饒平人，與林道乾一樣講潮州話。清代《彰化縣志》曾提及林道乾至彰化，此乃因彰化員林即饒平人的大本營。由此可知，臺灣最初的海盜乃是潮州系統的人，其後顏思齊是漳州海澄人，再其後的鄭芝龍則是南安人。

　　荷蘭人在與鄭芝龍合作前，是與廈門的李旦、許心素接觸聯繫，李、許二人與大商人林亨萬（他不是通事）都是同安人。如前所述，討論廈門、同安人時必須特別注意，這裡在行政上雖屬泉州，但與泉州三邑人並不相親，而是與漳州人較親近。透過荷蘭與日本文獻就會發現，荷蘭人先與親漳州的廈門同安人合作，但在鄭芝龍上臺後的 1630 至 80 年代，由於安海幫最為興盛，荷蘭人才不得不與安海一帶的南安人合作；當鄭經的勢力消亡，巴達維亞和日本的港口相關文獻就較少看到安海人的紀錄了。安海幫或泉州幫的興盛主要是依賴鄭芝龍的崛起，但他們並不是東亞海域的主結構，主結構仍是潮人與漳人的活動。潮、漳人往北，有浙江大陳島的鳳尾幫；往南，就到了海南、雷州半島、越南的北部灣內，已有學者提到是閩語系的海賊在此活動。前面曾提及十七世紀後半葉以「鄭氏部將」著名的楊彥迪就是這一帶的海上勢力。

　　十八世紀末越南西山黨之亂產生艇匪，接著有鳳尾幫、水澳幫、蔡牽幫，以及講粵語的張保仔。但是粵人（講廣府話的廣東人）在海上始終不是主結構，張保仔跟安海幫一樣都是主結構之外碰撞出的插曲。翁教授提醒，臺灣研究應該要盡可能納入語言系統的研究。

　　談到十九世紀出現的粵盜，翁教授認為與蔡牽同期的朱濆其實不是粵盜，而是貨真價實的漳州人，與潮州關係緊密。換句話說，當時在蔡牽的同安船勢力之外，還有來自潮州的紅頭船勢力，帶動廣東的鄭一、張保仔，形成十九世紀東亞的大動亂。這個動亂也許不像十七世紀鄭芝龍那樣引人注目，但是透過語言、潮汐、風向等結構，我們可以看到十六世紀以來從日本到泰國沿海一個以閩南華人為主，與荷蘭、西班牙、英國相遇的歷史，這也許有助於構造出臺灣的世界觀。

　　與談時，許雪姬教授肯定所謂的從臺灣出發，並不是只研究臺灣，翁教授的研究提醒我們關注以漳州、潮州、同安人為核心的閩語系集團，可以讓我們的研究範圍從濟州島一路擴及越南、甚至泰國。許教授也提問，被叫做「海賊」的人可能在不同脈絡被視為「海商」，海賊與海商這兩個概念該如何區分，不同的的概念如何幫助我們了解這群人？海盜中的女性是什麼情況？例如李若文教授曾指出蔡牽之妻在蔡牽海盜集團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船上的社會結構又是什麼樣子？顯然在海賊船上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最後是關於張保，許教授在家鄉澎湖的北寮看過一塊嘉慶二十四年 (1819) 護理澎湖水師副將蕭德華所立之「溥博如天」匾，蕭德華護理之後的澎湖水師副將正任官就是張保，唯其任期只有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到隔年二月間短短的三個月，翻查檔案後才知道，此乃因時任江南道監察御史的林則徐上奏，認為張保「為投誠出身之水師副將，駐守海外要地，恐屬非宜」，影響了張保的宦途。張保之妻鄭一嫂也不是簡單人物，據說鄭一嫂是促成張保投誠清朝的原因之一，在澎湖亦有其在當地一口井洗澡的傳說。翁教授的研究可說是重新喚起了許所長自己對張保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