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欲容女士演講「成為海疆：明代琉球知識之形成及其因素」紀要

　　孫欲容女士就讀碩士時期即開始明清使琉球錄的研究，本次演講為其博士論文中的一部分，探討明代琉球知識之形成脈絡，分為「流求國」的出現及其論述主體之變遷、官方往來關係的確立與「琉球」知識的形成，以及地緣政治中的明代琉球知識三部分。

　　首先，孫女士追溯明代以前「流求」一詞於歷史上的紀錄。此詞最早見於貞觀十年 (636) 出版之《隋書》，書中〈東夷傳〉、〈陳稜傳〉、〈食貨志〉等對流求奇風異俗及隋煬帝征流求有所描寫；此後，《隋書》的敘述為後代多部史書所沿用。然而，目前研究對於《隋書》中所提之「流求」指的究竟是今日琉球列島還是臺灣頗有爭議。考慮在七世紀的時空背景下，不論前者或後者皆未形成獨立政權，且其時對東方海洋認知有限，因此孫女士的重點不在實際地理的確指，而是探討當時相關知識形成的脈絡。《隋書》中對「流求」的描述呈現多元地理元素，既有與福建關聯的敘述（如「當建安郡〔今福建省建甌縣〕東，水行五日而至」），也有與嶺南關聯的敘述，且與嶺南相關部分較多。孫女士認為這可能與隋煬帝經略海洋及南方的經歷有關。唐代繼承了流求之嶺南意象，對流求的記載往往附見於嶺南見聞或沿海航行的敘述中，且被視為邊界。當時海上往來頻繁，對於流求的記述可能結合口傳，儘管未必全部是真實，可能更接近東方海外島嶼的集合想像。

　　到了宋代，《太平廣記》、《太平寰宇記》等書同樣沿襲了《隋書》的記述，但亦有變化，如閩地文人的書寫描述了海商貿易的情況，並表達希望藉由海商更新琉球知識的渴望。南宋開始增加了「望見琉球」的說法，趙汝适 (1170-1231)《諸蕃志》，提到澎湖與琉球相望，並增加了物產及周邊島嶼∕國家的描述：「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犛尾、豹脯，往售於三嶼，旁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儘管官方文獻未見毗舍耶的記載，但經由樓鑰 (1137-1213) 為汪大猷(1120-1200) 寫的行狀中提及「毗舍耶人」侵略泉、漳事件，擴大了毗舍耶的流傳。孫女士指出，宋代記述琉球的多為泉州地區官員，且多出現在海防相關著作中。此外，貿易往來發達也使存在沿海商民族群中的知識得以透過文人書寫呈現。

　　元代的琉球敘述則大部分參考《諸蕃志》等內容，但汪大淵 (1311-1350) 《島夷誌略》中對地理、土著與風俗的詳細記述則相當不同，然而這些所謂琉球實際見聞，被認為應是指現今臺灣。成書於洪武三年 (1370) 的《元史》提到世祖與承宗對「瑠求」的兩次征伐，較之隋代征流求的記述更為具體。孫女士小結指出，海上貿易的發達與中國對邊疆的經略，為流求一詞出現的背景。然而自隋至元對中國東方諸島的描寫，其書寫者都未實際到過當地，很可能是透過海商、沿海居民的口傳敘述。

　　前述對「流求」的記述難以確認所指，但到了明代，這一點在確立官方往來關係後產生具體轉變。明太祖派遣楊載冊封琉球，中山王亦遣使進貢，確立了明初與琉球關係的建立，「琉球」亦明確成為對琉球王國的稱呼，明代的琉球知識亦重新被建構，但知識的更新並非一蹴可幾。洪武二十八年 (1395)《皇明祖訓》開始分列大、小琉球，其中與明朝建立朝貢關係的是「大琉球」。其時琉球尚為中山、山南、山北三政權分立，在 1429 年三山統一後，《皇明祖訓》亦更新了朝貢關係以及官生的派遣情況。然而天順五年 (1461) 的《大明一統志》中，儘管已經歷多次冊封，亦更新其朝貢與往來，但在地理、風俗上依然沿襲前書。

　　同樣的情形亦出現於私人選述史書中。曾隨鄭和四次出使西洋的費信，於正統元年 (1436) 撰《星槎勝覽》，因其未親至琉球，對其地理、風俗記述依然沿用汪大淵《島夷誌略》。此外，黃省曾 (1496-1546) 約作於正德十五年 (1520) 之《西洋朝貢典錄》亦然，但書中云「前史多不足信也」，對所引前書提出了質疑。可見儘管由明初開始，雙方即密切往來，使臣如柴山、潘榮等也先後留下〈千靈佛閣碑記〉、〈中山八景記〉等文章，但對琉球知識的更新依然有限，主要集中在琉球跟明朝交往的內容，而不見使臣帶回來的新知識。

　　有關琉球知識直到嘉靖十三年 (1534) 陳侃、高澄的《使琉球錄》才有進一步更新；事實上，陳侃撰作此書的動機正是有感於琉球相關記載的缺失與錯誤。此書分為〈使事紀略〉及〈群書質異〉兩大部分，前者記述了由造船、出航至冊封儀典等出使琉球的經過，孫女士指出這部分往往強調倭亂對出使的影響以及使臣犯險渡海的忠勇；後者則列出以往諸書對琉球的描述並加以駁正。由於此書後來被收錄於數種叢書中，因此影響較大。陳侃之後的使臣亦仿其例，如郭汝霖《重編使琉球錄》及萬曆間蕭重業、夏子陽《使琉球錄》。這些使臣留下的琉球記述由於親履其地，較以往的琉球知識更為實際與可信。

　　孫女士接著將明代琉球知識的建構置於地緣政治的脈絡中討論。琉球處於海上的關鍵地位，是明代與日本往來的窗口。學者曹永和曾指出，洪武帝招撫琉球應有防倭目的。此外，琉球向來恭順，被視為海洋控制低落的局勢下，海上朝貢國之榜樣，且扮演海禁政策下東亞貿易的重要中介角色，明代對琉球知識的形塑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隨著倭寇問題日益嚴重、中日關係惡化以及薩摩藩入侵琉球等對外關係的變化，明中後期琉球知識開始大量出現於地方史料、私人撰著及防倭、邊防書籍中，形成明代琉球知識的主體。

　　中琉關係轉變的關鍵為萬曆三十七年 (1609) 薩摩藩入侵琉球。孫女士指出，琉球作為明朝唯一渡海冊封的國家，是明朝標舉海上勢力的重要象徵，也因此在倭患威脅下，即使琉球主動提出至中國領封，也一直為明廷所拒。然而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後，中國內部開始主動提出領封的議題。到萬曆三十七年 (1609) 薩摩藩入侵琉球，明代官員對琉球的態度轉為猜忌，福建人董應舉 (1557-1639)〈嚴海禁疏〉中對「琉球已為倭屬」且熟悉中華情形，提出了倭琉之合對明朝危害的憂慮。

　　在此之後，琉球開始頻繁出現於海防的相關議論以及相關著述，主要又見於福建地方官員與士人的書寫，福建科舉亦出現防倭議題。萬曆《福州府志》將琉球與日本同列於〈兵戎志〉之「島夷」，描寫風俗部分沿襲舊書，但其餘一半內容引用使臣對倭、琉親近的觀察，顯見琉球書寫中重視其對外關係而較忽略風俗事物。

　　最後，孫女士補充明代開始出現的琉球地圖與人物繪像等圖像資料，不過此部分研究尚在進行中，因此主要是希望提出幾則史料討論。如鄭若曾〈琉球國圖〉將陳侃《使琉球錄》的敘述具象化。人像方面，王圻 (1530-1615)《三才圖會》描繪的琉球人物五官較深，面部蓄鬚且裸足、身體裸露較多且多體毛，不符陳侃無分貴賤皆著草履的敘述，反而更接近蠻夷形象，成為當時其他類書中琉球人像的模板。蔡汝賢〈東夷圖像〉則不同，強調了琉球「較染華風」，且因其「奉職惟謹」，於二十四個國家中僅次於朝鮮，位列第二。這些圖像後多為日用類書所襲用，流傳甚廣。

　　會後討論中，與會學者提出問題與建議。人社中心劉序楓教授提出幾點建議，並補充了一些參考材料。劉教授指出，明代之前關於琉球的文獻敘述其實無法區別臺灣與琉球，而明初大、小琉球之名，其實就指向明代已將臺灣與琉球區分，這一點應說明得更清楚。其次，劉教授認為使用「成為海疆」一詞容易使人誤會為是將琉球納入中國領土。此外，在人物圖像的部分，應與當時的倭人圖像一起比較，也可參考英國劍橋大學藏元末明初之《異域圖志》。中興大學沈玉慧教授提出界定琉球知識的問題，此外文字與圖像是不同類型史料，圖像似乎可以作為專章討論。臺北藝術大學黃立芸教授提問，鄭若曾〈琉球國圖〉的預設觀看者為何？此圖在形式上使用《廣輿圖》左右對稱的形式，更像旅遊地圖，即冊封使走的途徑、被導覽者會看到的地方，使得觀看者對琉球的知識侷限於首里城周邊。

　　近史所張哲嘉教授提出「琉球」一詞發音來源為何？物質文化方面，歷代記述的物產足以判斷確切地點嗎？如沖繩有熊嗎？且臺灣產砂金也是清末才發現。地緣政治方面，文中使用資料以中文及少數日文文獻為主，但如果由西洋人來寫的話，關鍵詞會是萬國津梁。如果不是中國允許，琉球不可能成為貿易樞紐。是否可以說中國為了在海禁下取得物資，刻意讓琉球成為白手套。若此說法成立，琉球對明朝即具有重大利益之意義，這可能是隱藏的議題。地圖方面，〈琉球國圖〉比較像使臣或旅客到皇城遊覽的地圖，但卻加上了周邊島嶼，其意義何在？圖上甚至標出了基隆嶼、釣魚嶼，那麼小琉球是不是臺灣？

　　孫女士回應指出，明代對大琉球有比較明確的定義，但是小琉球的部分描述仍比較模糊。至於《隋書》中對琉球物產的記載，並不反映現實的情況。此外，官方書寫上著重呈現的並非琉球對明朝的經濟利益，而更在其政治上的恭順姿態。也由於當時海外關係的情勢，明代對琉球的書寫更多的是考量其在海防上的作用。鄭若曾實為胡宗憲之幕僚，其與琉球相關之著作都是與海防有關的書籍。其琉球的知識主要來自陳侃《使琉球錄》，鄭若曾之〈琉球國圖〉於中央圖繪的大島上所標示的地點，以及周圍島嶼的標示，乃呈現了陳侃在《使琉球錄》中有述及的地點。她並感謝諸位學者的意見，會針對語言稱謂、相關圖像的等問題做進一步的釐清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