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成教授演講「雕版印刷的傳播迴路」紀要

 
講題: 雕版印刷的傳播迴路
主講人: 楊玉成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持人: 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7 月 28 日(三)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家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楊玉成教授演講「雕版印刷的傳播迴路」紀要
 

  楊玉成教授此次演講為其預定出版之新作《評點世界:書籍、印刷與文學閱讀》的部分章節。所謂書籍的傳播迴路 (communication circuit),指的是一本書籍從寫作、生產到讀者手中的過程。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 研究書籍的傳播迴路列出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運輸商、書商、讀者。楊教授則專注於雕版印刷書籍的流程,將之分為七步驟:稿源、編輯、資金、刊刻、發兌(發行)、傳播及閱讀。

  此迴路看起來是線狀,但楊教授強調雕版印刷並不完全是單向,而是具有彈性,相較於活字印刷術更接近寫本。雕版本身可以挖補,前後可以陸續加上序及附錄,這些副文本的編碼往往與正文不同,因此可以彈性增減。即使是正文也能以「補一」、「補二」的方式增刻。此外,印刷亦不是一次完成,通常雕版會印二百本,但刷印時間可能延續很長。這種情形加上系列出版的狀況,書籍作者或刊刻者就有可能據讀者的反饋而加以改訂或增刪。

  楊教授回溯書籍演進史的幾大階段:簡牘、卷軸、書冊(蝴蝶裝、線裝)。書籍的普及對學術思想影響很大,如東漢清議的盛行與紙張開始普及有關。此後簡牘和卷軸到西晉以前都是兩者並存,直至桓玄正式廢除竹簡。中國最早的印刷品是初唐的佛經,事實上,書籍由卷軸變為書冊,正是與印刷術有關。它回歸了造紙原本單張成紙的特性,不像卷軸還要黏合。書冊印製方便,且有編碼(集、冊、卷、頁),易於檢索。宋代最多是蝴蝶裝,四周空白很多,到了線裝時期,空白就相對減少了。

  由物質文化的觀點而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籍封面。楊教授引張秀民教授《中國印刷史》的研究,指出全世界最早帶插圖的書名頁,乃建安書堂出版的《新全相三國志故事》。後來,「建安虞氏新刊」的數種元代話本皆仿此而來。這是因為雕版印刷相較於活字印刷更容易印製圖像。此外,封面往往有宣傳的功能,書肆甚至會將封面與序文先行刻印,廣而周知。

  楊教授接下來由傳播迴路中的稿源開始講起。宋代印刷術盛行後,文集等刊刻作品開始具備了當代性。書商的邀稿亦可能會促成文人在商業利益考量下的新形態寫作。最常見的稿源是透過私人關係邀稿,如最早廣泛向文人邀稿的南宋書商陳起,甚至促進了江湖詩派的興起。更有效率的則是公開徵文,藉由書籍內容鎖定特定興趣的讀者,書中的徵稿也更易得到回應,隨到隨選隨刊的模式,形成了系列選集或大部頭叢書的新出版型態,並於清初達到高峰。

  其次是編輯。楊教授指出,「選集」的采與刪本身即是一種無聲的批評。而評點作為一種編輯過程的參與方式,南宋時主要是校勘作用,至遲在宋元之際已用來評選作品。評點包括了編輯與校閱的組成元素,明清編撰書籍常會邀請友人擔任評閱者,在晚明書業發達後,許多書籍往往於「參訂」項下羅列文人姓名,有高達 509 人者。清初文人亦常見為逝去友人編選作品,施閏章、方文和沈希孟為亡友顧夢游編輯《顧與治詩》,留下了編刊過程中詳細的書信紀錄,可以看到施閏章與方文對全選、精選的爭議,以及施閏章對方文擅改顧詩的不滿。有時評點甚至影響作者的書寫,如脂硯齋評《紅樓夢》是寫一回評一回,他們的意見也確實出現左右作者後續寫作的情形。現今流傳許多明清書籍手稿上常有大量關於增刪及修訂意見的批語,正文亦常見塗改痕跡,這些文本的流動紀錄正說明了文學是逐漸生成的。

  儘管雕版印刷較寫本書價低廉,但依然耗費頗大,也因此出版贊助成為常見的資金來源。中國捐貲刻書起源很早,尤其是大部頭書籍更仰賴贊助,最常見的便是宗教書籍,如佛經,或地域相關的書籍,如《新安文獻志》。這樣的書籍助印被視為文教或公共事務而獲得社會廣泛支持。私人作品方面,歷代文人皆留下許多苦於無錢梓行的記載。南宋已出現文人為刊刻書籍公開募款,而詩文選集甚至演變成被選者有贊助義務的慣例。楊教授認為,由此出版便由提倡文教轉而成為謀利手段,而助印則是以金錢換取名聲的交易。晚明以後商人成為贊助者中的大宗,到清代則轉由官員幕府為主。明清贊助者亦可能是刊刻者,且往往被列入「參閱」等批評者名單中,並因此影響甚至取得編選的主導權或是影響作者的寫作。

  接下來是刊刻。較早提供詳細刊刻訊息的是,嘉靖間無錫顧起經奇字齋刻《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文集》,此書版心多處注明書手、刻工,多處標示刊刻題識。刊刻是雕版書籍成書過程中最複雜,且最耗資金的部分,因此傳統上為版權爭取保護也多為出資刻印的書商,至於作者的著作權則依附於書商,並未獨立,且作者反而常常是出資贊助者。南宋書籍已有版權概念,多由書商向官府申請,但往往執行不力,不舉不究。如身兼作者與刊刻者的朱熹至少為《四書集註》被翻刻之事舉告了五次。由於保護版權始於出資的商人,當作者與出版商起衝突時,出版商會認為作者沒有權利。商業出版之外,楊教授指出晚明以降,文人的「家刻」是中國書籍史的獨特現象,嘉靖間進士王樵留下了大量涉及寫作、抄書、刻書,及刷印等細節的家書,尚待學界發掘。當然,由於刊刻成本極高,有時家坊主人會和書商合作,或是刻成交由書店刷印,或由書商自行攜紙及人工來刷印,留下一定數量以抵版費,又或者家刻印好後拿去書店售賣。但一般而言,家刻較重視名聲而非商業利益,也因此校對及書法往往較坊刻為精。

  發兌指的是發行。楊教授引潘建國研究,說明至遲在萬曆元年 (1573)「發行」一詞已見於商業書籍,而扉頁上藏版與發行分署的情形,表示出版過程進一步分化,刊刻與發行已經區別開來。雕版擁有者出賃雕版予書商刷印,收取「板頭錢」。清初張潮、王晫刻印之《檀几叢書》、《昭代叢書》廣受歡迎,即是文人與書坊合作的營利模式。書籍發行必須定價,書價高低落差很大,如通俗文學會較詩文、經史便宜。但即使是最廉價的書籍也不是一般庶民的消費品,可以說「通俗小說」其實並不「通俗」。此外,自宋代《夷堅志》起,便可見系列出版的型態,至晚明更為蓬勃。系列出版的書籍,長年累月下來往往培養出固定的讀者群,也常能收到讀者群的反饋。另一方面,續集模式亦可能是因應刻資不夠,刊刻者欲回收資金後再刻下一集。

  傳播,佛教名之為「流通」,楊教授指出流通的目的有異,書商謀求利益,寺院宣揚教義,文人則意在求名。因此文人間互贈己作,寺院多搭配圖像,並廣求翻刻,而書商則常於先出書籍中夾刻預告或出版書目以為廣告。除上述購買、贈送外,借閱在古代書籍的流通中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最普遍的是向親友借書。此外,各學校、書院乃至國子監都有借書相關的規訓,甚至書肆亦可借書。清初則出現了專門出租小說的「小店」,雖屢遭禁絕,但至嘉、道間蔚然成風。

  讀者如何獲得書籍,往往見於收藏家的題記。而讀者如何閱讀書籍,則見於圈注、評點、批語等。晚明文人普遍有評點習慣,書籍在流通過程中,原是私人的品賞又往往為子孫或其他人所閱讀,甚至加以回應,於是形成了特殊的讀者循環圈。

  討論環節中,學者們各自補充了許多材料。如有學者回應楊教授提及插圖本是在雕版印刷興起後而流行,但其實活字印刷也會附插圖,甚至有一種很特別的狀況是背景圖案為雕版,其中的人物是採用活字,且人物往往會重覆見於數幅圖像中,這是活字混雕版的印刷。學者們亦討論清朝書籍常見的「本衙藏版」署語,從有的署名中可以分析此「衙」近似於「店」或「家」,未必真的出自衙門官印,而更近似廣告性質,類似明代的「京版」,強調印制的精良。

  學者們亦討論出版盛行的時代。因為書籍史往往會說宋朝「出版很盛」,但盛行是相對的概念,宋代出版的盛行是與唐代相比較,而不是與明代比。真正的出版盛行會明顯反映在書籍樣式,線裝書就是出版盛行的代表,因為蝴蝶裝是一張張黏起來的,必須要等它乾,而線裝則快速得多。若以數字量化來說,中國刊刻的巔峰是明萬曆朝,更晚的清代反而因為文字獄的箝制,印刷中心由江南、福建北移到琉璃廠,數量因而衰退。但反過來說,清代文字獄檔其實是書籍史研究中非常好用的材料,因為其中追究很深,對於刻者、評者、賣者甚至藏書者都一一調查清楚。

  亦有學者提問古代是否有圖書館?是否有全國性的書籍交流?如神聖羅馬帝國時有萊比錫書展,一年舉行兩次,是書籍史上的重要活動。楊教授回應,中國晚清以前沒有公共圖書館,但學校如國子監、書院、寺廟都有藏書,也可以借書,但通常會有條件限制,比如要具備監生身分,不隨意外借。一般人則是靠朋友,也由此產生了許多與借書相關的爭執或諺語。其實,古代書籍的傳播途徑若以現代人的角度去思考,會太偏向書店及販售管道,但書店的流通範圍其實很狹窄,當時只有因為詩社、科舉而產生的移動才真正具備跨省、跨地域傳播的能力。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