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妙芬教授演講「迂迴的儒耶對話?——《天主實義》與明清儒學」紀要

 
講題: 迂迴的儒耶對話?——《天主實義》與明清儒學
主講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 林志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評論人: 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9 月 24 日(四)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撰寫人: 林峻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呂妙芬教授演講「迂迴的儒耶對話?——《天主實義》與明清儒學」紀要
 

  如何評估天主教在明末時將西學帶入中國的影響範圍,這是明清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除了天文、曆算、數學、邏輯學等在諸知識領域帶來不少變化外,天主教傳教士關於人觀、靈魂觀等問題的看法,是否也對明清儒學思想有過影響?若將天主教納入視野,對於明清儒學思想史的描繪,是否會帶來不同的面貌?呂妙芬教授基於以上的發想,以「迂迴的儒耶對話?——《天主實義》與明清儒學」為題,呈現她近年的思考與研究心得。

  明清思想史作為一個伴隨著中國步入現代、回應現代性問題而出現的研究領域,從梁啟超、胡適、錢穆、余英時等人的著作來看,儘管他們各自的觀點未必相同,明清思想史的重要性卻不言而喻。在既有的大敘述中,我們難以看到天主教的身影,但在近幾年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學者們開始注意天主教進入中國後的情況,及其對中國思想造成的變化。呂教授以張曉林教授的相關研究為例,提醒我們注意天主教進入中國後如何與本土思想互動的問題,張教授承繼荷蘭漢學家許理和 (Erik Zürcher, 1928-2008) 所提出關於「儒家一神論」(Confucian monotheism) 的洞見,倡議應當重新思考「儒家一神論」在明末以後中國思想史中可能的位置,並注意到「中國文化」所蘊含的多元特質。

  不過,呂教授認為,張曉林教授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儒家天主教徒,若僅以儒家天主教徒作為研究對象,藉以評估其對儒學的影響,人數畢竟有限,勢必得出天主教的衝擊有限的答案。然而,思想的影響或啓發未必只發生在改宗信教的人身上,天主教與中國思想之間的種種辯論,是否可能刺激中國士人重新檢視自身的思想傳統,並提出不同的詮釋?對此,呂教授認為極有可能,她介紹過去一些研究心得,如在楊屾 (1699-1794)、謝文洊 (1616-1682)、王嗣槐(1620 年生-)等個案中,皆可看到天主教與儒學交涉的痕跡,但這些人都不是天主教徒。另外,呂教授亦曾探討過明末清初思想史中人性論的發展,許多特點皆與天主教的靈魂論有呼應處,而天主教傳教士在翻譯靈魂概念時,也採取儒家人性論的語彙。上述個案與現象提醒我們,天主教進入中國後,儒家士人很可能將某些看似異質的元素納入到自身的思想體系中,據以重構儒學。

  基於上述的想法,呂教授本文以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天主實義》之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為例,指出此篇儒耶對話(中士與西士)所涉及的議題,持續為某些明清士人關注與討論,我們可從中看到,儒家士人的論述或有呼應、或有反駁,並援用中國本土思想資源提出自己的看法。儒、耶雙方在關懷與探究的議題上高度呼應,即便雙方的思想內涵未必一致,但從「議題」的角度著眼,似可見天主教與儒學之間存在著「迂迴的對話關係」。

  呂教授首先討論《天主實義》第四篇中由利瑪竇所設定的三個議題:「鬼神存在、人魂不滅」、「反駁以鬼神靈魂為氣,指陳萬物分類之準則」、「反駁萬物一體」。利瑪竇批駁宋儒的鬼神觀不合於儒家經典,反對鬼神存在與否取決於個人之信與不信、鬼神處於有無之間的觀點,並申明個人靈魂不朽。利瑪竇又批評宋儒以鬼神靈魂為氣是錯誤的,反對宋儒以理氣之組合說明萬物之生成與分類,並援引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論,通過「物宗類圖」說明人與萬物之別,萬物中唯人類從天主稟受靈魂。至於「反駁萬物一體」,利瑪竇強調天地間唯天主是創造主,其餘萬物均為受造物,不可能與天主同體。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雖然接受儒家之親親而仁民、愛物的觀點,但卻嚴格地辨明其應奠定在「萬物一原」而非「萬物一體」之概念基礎上。

  接著,呂教授以安世鳳(約 1557 年生)、魏裔介 (1616-1686)、王夫之 (1619-1692)、王嗣槐、勞史 (1655-1713) 等人為例,說明上述關於《天主實義》第四篇中所涉及的三個議題及其論據被中國儒者討論的情形。安世鳳不僅相信鬼神存在、聖賢死後不朽,草木、動物之「性」不同,且相信「天」為「人」之大父,故「事天」為首倫。但安世鳳並非天主教徒,他毋寧有意建構一套孔教思想。魏裔介視「天」為「上帝」,是百神之主,認為百神僅止奉行「上帝」之命而行,此與利瑪竇之觀點接近。魏裔介也反對佛教的輪迴觀,認為人有超越形骸而可不朽之性靈,他尤其反對「氣質之性」的說法,認為不應將「氣質」與「性」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放在一起。此一相信「性」是純善、無形、無染的理解,頗易於比附天主教之靈魂觀。

  王夫之認定鬼神存在、聖人死後全歸,主張「天」使萬物各有其「性」,人類比萬物尊貴,此與天主教相近。不過,他堅持一本論,申明儒家以親親為主的人倫觀,批評天主教「褻鬼倍親」、以天主為首倫實與儒學有異。王夫之又批評佛教「萬物一體」之說實不別人我之分、蔑視差等,雖然人與萬物同受太和之氣而生,但「親疎上下,各從其類」,此乃天理之自然。這樣的思維方式顯然與利瑪竇接近。王嗣槐相信「幽明一致」,反對理學將「氣質」與「性」掛搭,清楚地區分草木、禽獸與人之不同,批駁「萬物一體」之說。王嗣槐在許多看法上雖然與利瑪竇接近,但他不認為個體靈魂永恆不朽,且他以《易》之「原始反終」來構想生死變化,而他對〈西銘〉的批評也顯示重視儒家親親人倫,亦與天主教有別。

  最後,呂教授用較多的篇幅說明勞史的思想,指出其學既有泰州講學遺風,又尊崇朱子學,《天主實義》中儒耶論辯的議題也在其著作中有相當論述。勞史相信鬼神存在、草木無靈、人之靈能在死後不資氣而留存,他也相信萬物各有其「性」、「人物同原異等」,但他主要是依據《易》與天地之數來分類萬物。勞史之學說內涵雖異於天主教,但思考的問題則與天主教所引起的議題相呼應。

  祝平一教授在評論時指出,呂教授以「迂迴的對話」作為方法,展示出將傅柯 (Michel Foucault, 1628-1984) 之「論域」(discourse) 概念運用於明清儒學思想研究的嘗試,確實能夠據以評估天主教對中國思想所帶來的擴散效應。祝教授認為,若能掌握由利瑪竇《天主實義》所建立之「新的論述規則」,對比其與明清儒學思想之異同,「迂迴的儒耶對話」即可呈現「新的論述規則」與「原有的論述規則」的差異。如果本文真的是以「論域分析」的方法寫作,論文後半段舉五個個案為例,就顯得奇怪而不足。祝教授進一步論到,位格神(天主)是天主教之存有論的根基,但像安世鳳等人的文本顯示中國士人並沒有天主教的上帝觀,且「氣」仍是支撐儒家世界觀、存有論的關鍵,我們如何理解此一差異?以上幾位明清儒家士人是否在概念轉譯——如以「天」、「上帝」、「天主」等詞彙表述位格神——的過程中,也在進行「概念置換」?由此所能延伸出之相關問題,如天主教與明清儒家士人如何看待鬼神、魂魄、禮儀等問題?皆值得進一步地思索。

  除了祝教授的評論,與會學者亦提出相關的問題:為何「萬物一體」的觀念在明清之際成為必須被檢討的問題?倘若「氣質之性」是理學家的共識,則對於「氣質之性」的批判是否意味著「論述規則」已被改變?與位格神相聯繫的「原罪」觀念,是天主教與中國思想的關鍵差異,明清儒家士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雖然利瑪竇批判程朱理學之生死觀,但程朱理學是否在中國思想中實居於獨特的位置,非程朱理學者或一般庶民百姓反而很容易接受類似於天主教的觀點?如果這些儒家士人仍以中國思想為資源來建構儒學思想,則以「論域」為方法來分析這些受天主教刺激、啟發的儒家士人,其有效性是否需要再評估?

  在回應中,呂教授表示,此文並非採取「論域分析」之途徑進行研究,而是以「範例」 (example) 來展示儒、耶之間「迂迴的對話關係」。此研究方法側重於觀察利瑪竇在《天主實義》第四篇中所設定之議題,如何在明清儒家士人的著作中被涉及,與他們在思維方式上與天主教的異同,藉以說明耶穌會士所引發的儒耶之辯並未停止於天主教的著作中,而是持續地為儒家士人所關注和討論。本文除了留意雙方交鋒的痕跡外,也嘗試跳脫直接對話或影響的層次,考察明清儒學中是否有天主教的因素,故更重視「引發儒家士人的興趣與思索但未形成正面的對話」的現象。此外,呂教授同意祝教授所言,在中國傳統中,氣化生成萬物的論述仍是明清儒學的重要思想,即使有人格神的上帝觀,仍與天主教的上帝及創造論不同。呂教授強調,本文思考的是天主教因素對於明清儒學發展的可能影響,而非天主教徹底改變儒學的核心思想,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魏裔介、王嗣槐反對「氣質之性」之說的理由很接近利瑪竇的批評,但目前無法找到更多類似的個案,故很難說明儒學已被改變。

  再者,呂教授表示,天主教傳教士確實引入原罪觀和救贖論,惟本文並未論及。他們之所以以儒家的人性論來比附靈魂觀,主要欲說明上帝在創造萬有之初(始祖尚未犯罪前),人之受造為何是萬物中最尊貴、最有靈性的問題。至於程朱的生死觀,確實不容易體會,在中國本土中也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但無論天主教傳教士或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都相當重視程朱之論,並與之論辯。呂教授認為此應與程朱理學居於官學的地位有關,耶穌會士應是透過《性理大全》等官定正典來瞭解儒家士人的觀念。

  《天主實義》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重要著作,反映了耶穌會士與中國儒、釋士人對話的心得與傳教策略,而相關議題持續地在中國儒學內部發酵,亦產生各種新的論述。這些非奉教的明清儒家士人基於自身所關心的議題,選擇性地吸收或回應天主教的觀點,使得十七世紀的儒學展現出多元歧異的內容,留意「迂迴的儒耶對話」之現象,或能帶給我們新的洞見。

(按:本文照片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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