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谷川正人教授演講「清代中朝邊境的地理與朝鮮使節的認同意識」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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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川正人教授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早年於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學,碩士階段前往美國耶魯大學踏入明清史研究,專精中朝關係,同時又關注科學史與環境史,並曾於德國的 MPIW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任職博士後研究員以及於 Einstein Center Chronoi 擔任訪問學人。主持人范毅軍教授在開場時表示,長谷川教授的研究專長能將時間與空間相結合,在此架構中放入各種敘事文本,非常契合專題中心的主題。
清代中朝邊境的地圖數量眾多,藏於不同的圖書館與檔案館中,其一為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海東輿地圖》,地圖描繪了朝鮮國土。長谷川教授特別注意到「山」的形象,尤其是中朝邊境。如果我們比較中國方面的資料,該如何判斷山勢與攀爬的難易度?清代的朝鮮文人也曾討論過同樣的問題,他們認為朝鮮的山比遼東的山勢更險峻、難以攀爬,亦更加危險,從而延伸出對交通技術的看法。接著,長谷川教授分享了雍正時期的盛京地圖,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這張地圖描繪的重點在盛京,朝鮮的部分較有限,僅鴨綠江周圍有所描寫。但觀看地圖,仍無法判斷這些山的性質,對當時的朝鮮人或中國人而言,具有何種意義或重要性?若從現今的衛星地圖來看,中朝邊境的環境可一覽無遺,但是邊境線一旦抹去,該如何區分中國與朝鮮?中朝之間的環境區別為何?如何判斷遼東半島與朝鮮西北部兩地之間的關係,皆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為何朝鮮文人會認為山的討論很重要?長谷川教授展示的另一張朝鮮地圖,顯示了朝鮮使節團前往北京的路線圖,描繪鴨綠江經山海關至北京一帶的地形。朝鮮使節團先前往遼陽再至瀋陽,途經山海關才前往北京。長谷川教授指出,使節團經過青石嶺與摩天嶺時,往往會記載他們通過此地的經驗,朝鮮文人甚至在此地創作詩歌,《燕行錄》中就有相關記載。我們可以運用不同時間繪製的地圖了解不同世代的人如何認知朝鮮。另外,從義洲到遼陽單行需要一周,季節性的變化促使朝鮮人在旅次中得考慮合適的交通方法。所以分析清朝時期中朝邊境的資料,必須要考慮到季節性的變遷。
明末清初時,朝鮮的使臣經由此地前往中國朝貢,但後金的興起使得通過遼東半島的路線變得危險,有段時期朝鮮改由海路前往北京朝貢。1637 年朝鮮降清,雙方成為宗藩關係,清國使朝的官員也有相關記載。相對來說,清朝使臣留下的資料遠不如朝鮮使臣之記載。如朝鮮文官趙憲的《朝天日記》,當時尚未使用「燕行」來命名,以「朝天」表示對明朝之尊敬。日記提到趙憲通過遼東半島青石嶺的季節應該是夏天,如果沒有下大雨可以安全通過。但也提及冬天的青石嶺路況很危險。另一例是撰寫《薊山紀程》的李海應,為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的朝鮮文官。李氏前往中國的時間為十二月,就提及通過會寧嶺及青石嶺前往遼東的路途之危險,需特別留心。
再者,關於朝鮮的地理記載及其交通方式,二者之間有何關係呢?宋代徐兢 (1091-1153) 出使高麗開城,回開封後撰寫《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就特別提及車馬的問題。《圖經》敘述的高麗是一個很廣泛的地區,並指出高麗的地勢跟中國不同,朝鮮有許多山路,行走不易,因此平常不太使用牛車,只有儀式的時候才使用。朝鮮因為地形而不使用車輛運輸的現象不只在宋代,明清兩代仍是。但在丙子胡亂後,部分朝鮮文官更加地強調朝鮮不需用車運輸,之後更引發了用車論辯。
由於 1636 年丙子胡亂所帶來的種種屈辱,如朝鮮仁祖降清並於皇太極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禮、皇太極在漢江邊上立功德碑頌揚功績等等,對朝鮮菁英來說,精神上的衝擊反映在交通工具的討論,也就是對於用車運輸的思考。以十七世紀文官金堉 (1580-1658) 為例,他於 1637 年跟隨世子前往瀋陽,清軍入關後被釋回。回朝鮮後,仁祖欲給予新職位,金堉上奏拒絕,並指出要發展朝鮮經濟,培養人才,另籲請朝鮮應當推廣使用車輛。其他官員表示,朝鮮道路較窄,與清國不同,不適合用車。金堉反駁認為,清國也有很多山路,但亦使用車,所以朝鮮拒絕用車的主張沒有道理。直到十八世紀後葉,這個討論仍持續,如文官朴齊家 (1750-1805)。朴氏為兩班家庭庶子,燕行出使返回朝鮮後,寫下一系列朝鮮應如何發展國力的著作。在《北學議・尊周論》指出,朝鮮雖自詡為小中華,但滿清胡夷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科技發展,應是朝鮮當下要學習並改變國勢困境的方針。朴氏同樣也提到用車問題,縱使朝鮮山嶺較危險,然可以先在可用車處推廣用車;朝鮮也沒有如四川棧道危險的道途,在中國,長距離旅程可以換車完成,所以朝鮮亦應該採用。由此得知,地理記載背後的意義是具有政治性,朝鮮文官的用車論辯並不僅限於地理因素,政治與社會因素也是值得關注的。
最後,長谷川教授總結並提出幾點思考,其一是中朝邊境與季節性的問題,現有許多關於中朝邊境的交流等研究,可就此進一步關注季節性差異。其次是環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比方說冬夏前往東北,所需物品以及交通方式,都會受環境、季節的影響,可以就其中的科技技術做進一步的思考。最後則是認同意識跟環境的關係,特別是十七世紀丙子胡亂之後的朝鮮,朝鮮文官描繪環境或地理,其描寫方式與對地理之詮釋,也會彰顯他們對清朝的看法,以及清朝跟朝鮮之間文化、外交的差異。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范毅軍教授表示,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朝鮮燕行使的價值,如上海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以及臺大歷史所的學位論文,而長谷川教授的研究正呼應這個方向。范教授進而以《明實錄》中有關中朝邊境的記載為例,韃靼蒙古人亦於此地活動,這就牽扯到蒙古、朝鮮、明朝之間的問題。再者,若從交通史、環境史、科學史的角度出發,還可以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探討中國與交趾之間的邊境問題。最後,范教授介紹及示範 GIS 研究專題中心所做的系統,以臺灣百年地圖為例,如何使用此系統進行不同時代的地圖套疊。
在討論時間,與會學者詢問所謂用車少,除了技術與地形因素,是否有禁奢令的影響?長谷川教授說明,現有資料幾乎都是關於地形因素,而朝鮮的北方地區,如平安道,當地百姓使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來運輸,而這種交通方式是地區性的。更進一步考慮的是當時朝鮮文人的車論辯是否帶有全國性,應該分析朝鮮國內不同地區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