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騰教授演講「十八世紀中國的詞與物世界——以《清文鑑》草木蟲獸部為中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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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騰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教授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研究領域是清代學術和文化史,近期專注於語言的歷史,包括滿語以及官話。2020 年出版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便是討論近世早期「滿語」在中國、東亞乃至歐陸的流傳與研究。近年正與普林斯頓大學邊和 (He Bian) 教授合力撰寫專書 The Manchu Mirrors and the Language of Natural History in High Qing China (暫定書名),此次演講係其主筆之一章。馬騰教授指出寫作發想乃緣起於 2018 年,最初閱讀到 1750-1760 年代的滿文奏摺錄副,涉及博物學,主題都與滿文動植物詞彙相關。詮釋動植物名稱與意義時,上奏人引述朝廷已經出版的滿、漢語書籍,諸如康熙朝《御製清文鑑》、《廣羣芳譜》(1708) 與《古今圖書集成》(1726)。若將時空轉向前述奏摺錄副之後,還有〈御製盛京賦〉(1743)、《御製增訂清文鑑》等文獻,似自成一條學術脈絡。隨後與邊和教授在德國交流期間,起意著述,透過上述文獻,分析康熙到乾隆朝 (1661-1795)「滿漢雙語的博物學」之發展。講者也介紹法國漢學家雷暮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及日本學者高橋景保 (1785-1829) 對《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相關研究,並透露新著也會梳理上述滿漢雙語文獻流傳到國外後有何影響。
報告中選取《清文鑑》草木蟲獸部門案例,以呈現《清文鑑》當中所展現的「內亞自然環境與知識內容」,並指出該書是帝國學術產物,而非是單純再現滿洲語言的辭典,抑或今人所認知的滿語參考書。《清文鑑》係康熙十二年 (1673) 由康熙皇帝提出編修意圖,但隨即因三藩之亂 (1673-1681) 停頓,直到十八世紀初才再次提出,並於 1708 年修成。由耶穌會士的書簡來看,他們以為這會是雙語詞典,但最終出版僅有滿文。不過,參與者有漢人,編纂結構也與中國「類書」之分門傳統相關。
馬騰教授具體針對「內亞」與「海洋」各舉出例證。內亞,即包括內蒙古、滿洲。諸如 monggo cabin(胡燕)、tarbahi(旱獺)都特別解釋是生於蒙古地方;cindahan(大白兔)則描述生於北滿洲興安嶺較冷地方,應當是康熙年間清帝國勢力進入北滿洲後才有的知識。植物之例,如 hasuran(山桃皮)和 šodan ilha(芍藥花),特別註明其蒙文。除了上述動植物詞條反應生長環境與帝國擴張所獲知的新物種外,《清文鑑》部分詞彙,則納入在地知識,講者以 meihe bulunambi(蛇入蟄)為例,該詞條即指蛇冬眠。詞條解釋還提及「庫雅喇」(Kūyala) 與「新滿洲」兩地對此行為的不同「說法」。詞條最末尚有其他資訊,可能也反映其他知識來源,但有待考論。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海魚類」。眾所周知,滿洲並非海洋民族,原先所認識的海洋動物有限。《清文鑑》羅列詞條之前,特意撰序說明海魚種類很多,該類別只先收錄有滿文名稱者。然滿洲人認識海洋生物,與帝國擴張亦有關聯,馬騰教授舉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巡幸盛京事例,指出當時朝鮮人送給康熙皇帝海豹,但皇帝並不知道這一物種,經耶穌會教士南懷仁 (1623-1688) 查閱歐洲博物書籍之後,方有所瞭解。這一故事說明康熙皇帝透過濱海民族、歐洲傳教士獲得新知。
馬騰教授再以海魚類當中的 edeng(水虎)為例,敘述此物時,強調該物種之背如鐵,銳利可切物。但水虎究竟是什麼動物?馬騰教授對照其他辭典,如李延基以《清文鑑》的翻譯為基礎而編撰的滿漢字典《清文彙書》(1724),有相類的翻譯敘述。俄國人 Ivan Ilyich Zakharov (1816-1885) 在《滿俄詞典》(1875),翻譯為其所知的「鋸鰩」(俄:пила-рыба);但馬騰教授認為 Zakharov 的理解可能有誤,因為「鋸鰩」並不會吃鯨魚。馬騰教授與語言學家交流後,指出該詞彙應來自於黑龍江、庫頁島地方。這也與康熙年間帝國在北滿州地域擴張的歷史背景吻合,以此推敲,水虎比較類似今日所知的「虎鯨」。海魚類其他詞彙也有相類狀況,如 kalimu(鯨魚)、kenggin(水熊)都來自於滿洲濱海一帶的語言,都應是清朝接觸新地區、新知識之後所出現的詞語。
不過,即使從語言學及歷史背景,可以推論出清帝國與滿洲濱海族群接觸後,獲知虎鯨的存在,但虎鯨與《清文鑒》所敘述的水虎仍有落差。是以馬騰教授猜測,《清文鑒》對水虎的描述,應參雜其他知識脈絡,如南懷仁《坤輿圖說》(1674) 提到的「劍魚」,乃來自歐陸博物學傳統,對於劍魚、虎鯨的敘述有所混雜,進而形成了另一物種。因此或許影響了《清文鑒》水虎辭條的撰寫。總而言之,《清文鑑》係融合不同地方的語言、知識,是「帝國的學術產物」。
演講結束後,由臺北大學林士鉉教授與談評述。林教授認為,本文所觸及的議題,涉及物種、空間(滿洲、蒙古)等。在帝國擴張過程中,納入新資訊、新知識,經動態且長時段的整合。新知識、新辭彙如何對此對應,是否有規範化,恰可於《清文鑑》中體現。林教授贊同主講人的判斷,辭條敘述乃反應帝國新知,或者試圖對譯的過程。這不僅表現在《清文鑒》,也可見於沈啟亮 (fl. 1645-1693) 之《大清全書》。如 yolo(藏狗)在《大清全書》中乃由「細狗」或「母鹿」轉化為「獒犬」的形象,即凸顯對物種認識的差別。另外,林教授亦指出,滿語中有部分辭彙存在滿語與其他語言「雙拼」而成的現象,如 boo nimaha(鯨魚)的 “boo” 可能來自其他語言,而非滿語,需要再追索語源。針對水虎一題,或可參酌乾隆朝修成的《皇清職貢圖》(1751) 中的「庫頁島人」,正好是涉及水虎活動區域的人群。這一材料雖屬後出,但也反映歷經康熙、雍正朝後的族群狀況。林教授最後指出,《清文鑒》系列書籍固然吸納了許多新知,但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圖理琛 (1667-1741) 出使過程中,將見聞以滿語寫成《異域錄》(1723),內中不乏新世界、新物種的紀錄,然當中的物種並未收入後續辭典。怎麼考量編纂的取捨,或許是後續可以再琢磨之處。
與會學者亦分別提出討論,主要聚焦二個方向。首先是關於《清文鑑》性質的討論。如賴毓芝教授認為有必要釐清《清文鑑》是否繼承過去「字書」的形式,以利思考編纂脈絡。謝歆哲教授同意馬騰教授「《清文鑑》不只是字典」的觀點,進一步指出醫書、官箴書亦有以「鑑」為名的情況。巫仁恕教授則延伸辭典、類書可能如《資治通鑑》所顯現的政治意涵。張哲嘉教授還提到同一時期尚有《御定淵鑑類函》(1710) 與《康熙字典》(1716),都值得加以比較,可拉出更寬廣豐富的議題。其次,是《清文鑑》所帶來的影響。如林志宏教授提出,若該書係以清帝國疆域及勢力所觸及者為收納範圍,其中的「新事物」有多少?巫仁恕教授亦指出,既然《清文鑑》所載的新物種,與疆土擴張、歐陸傳教士交流相關,在中國或者國外是否又為帝國他者所引用?再者,這些新知,對於漢文化本身是否有多大程度的刺激,也值得思考。
馬騰教授最後感謝與會學者對「鑒」所提供的討論,同時回應相關書籍之間的關聯,將會在專書其他章節探討。至於知識形成後的後續流傳狀況,就目前所知,《清文鑒》對國外的影響較為明顯,對於中國內部則不明顯,甚至連〈御製盛京賦〉也沒有特別引用,當需再思考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