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宜教授演講「明清的生祠與地方社會」紀要

　　本次演講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系列演講，講題為「明清的生祠與地方社會」，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何淑宜教授主講。何教授近年的研究，是探討明代後期各地為地方官立生祠及各種紀念碑碣的現象。透過此次演講，不僅分享對此議題的持續思考，也期望能就臺史所的在地田野經驗，進一步比較明清兩代生祠碑碣現象的異同，在相互激盪中，將目前尚在孕生中的概念發展出更嚴謹、完備的研究成果。

　　為地方官生祠立碑的現象從唐、宋就有。唐宋的情況得放在官吏考課程序的脈絡之下，乃需呈請才能立祠碑，元代則禁止此行為。明朝承繼元制，明律中也有禁止替官員建生祠或立碑的記載，如《大明律》：「凡見任官實無政跡，輒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於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減一等。」然而，明中葉以後的地方志，卻大量出現地方官生祠、德政碑的資料。「歷代石刻史料資料庫」中收有約一百二十九例明代生祠、德政相關碑刻，萬曆朝就占了六十六例。甚至明末顧炎武 (1613-1682) 都寫道：「今世立碑，不必請旨。」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間以祠祀形式，頌揚地方官的文化習慣。

　　過往對地方有功人物的崇祀形式，有官立或私立的專祠、名宦祠或鄉賢祠，這一類建物在官方祀典有明確規定。另外，還有不在祀典上的生祠以及與民間信仰結合的人物廟。官方祀典的原則，主要根據《禮記．祭法》所載：「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只要透過呈請，官府審查後就有機會立專祠祭祀。然而明代中後期，官方重整對有功人物崇祀標準的過程中，生祠成為一個麻煩的問題。生祠所祀對象為生者，官方專祠對象則為逝者，因立祠祭祀生人違反儒家傳統的原則。但是明中葉以降，《禮記》的祭祀原則同時成為官方祀典與生祠的共享準則，於是一方面，官方祭祀系統標準逐漸明確；另一方面，民間私立生祠卻也日益增多。

　　從明清時期所立的生祠碑文來看，這些生祠真的如上述所言，只是表達對有功地方人物的紀念與崇敬嗎？崇德縣的馮皐謨〈蔡邑侯市民去思碑記〉提到：「誠慮侯去而事有更變，相率造余，跪請筆記其事，勒之真珉。」可知撰寫碑文者已知立碑的用意，除了感念蔡知縣；另一方面，地方百姓也深怕對縣民有利的政策隨著蔡知縣離任而結束。老百姓建祠立碑以記錄蔡知縣的政策的原因，除了感念以外，也是表達願望的方式。

　　接著，何教授討論地方社會與祠、碑之間的關聯性。以嘉興府分布的生祠、去思碑（含德政碑）數量來看，嘉興縣計有二十一座、平湖縣十三座、崇德縣十五座。觀察三縣祠碑的設立地點，可以發現崇德和嘉興的祠、碑主要建立在大運河之旁，而平湖縣的去思碑則在城內、城外面向通往嘉興府治的衢道，選址顯然有其欲訴求的對象，也就是來往於這些交通幹線的官員或人員。何教授進一步以嘉興府賦役制度變革及三縣爭田的問題，呈現地方人士建祠立碑所代表的意義。

　　嘉興縣的地方官生祠或德政碑中，有十六例跟賦役制度改革相關。何教授舉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建立的知縣何源〔嘉靖三十九年 (1560) 蒞任〕生祠為例，其事蹟是任內搜查出非常多的隱田；另一個例子則是天啟三年 (1623) 的蔣知縣〔萬曆四十七年 (1619) 到天啟元年 (1621) 在任〕，他則是在大造之年提倡均田均役改革，獲得地方人士愛戴。

　　從歷史背景來看，嘉靖中後期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重。到了萬曆年間，財政壓力導致攤派加重，然而不公平的攤派使得地方上問題不斷；因此，當時地方上出現許多自發性的賦役改革，嘉興府即是如此。首先是隱田問題，其次則是清丈田土。嘉興縣的問題是，鄉紳、地主利用優免及各種方式躲過賦役徵派而形成隱田，這種行為使地方官十分苦惱，上述十六例的地方官之事蹟，主要即是處理這類問題，而這些問題幾乎每逢賦役編審的大造之年就會發生。

　　接著，何教授解釋三例與三縣爭田有關的生祠及去思碑。此問題仍是從賦役制度衍生出來的。在明代的兩京制度下，嘉興府必須負擔南北二京的白糧解運，而前述之鄉紳優免，就成為三縣爭田的引爆點之一。明代後期的賦役制度改革過程中，一方面徭役逐漸與田土結合，另方面鄉紳有優免權力，導致一般百姓往往被攤派過多勞役，這種情況在嘉興府十分嚴重。

　　嘉興府在宣德五年 (1430) 時，從原本的三縣（嘉興、海鹽、崇德）改成七個縣（嘉興、秀水、嘉善；平湖、海鹽；崇德、桐鄉）。該府在太湖南邊，絲織業發達，又面臨杭州灣，海盜經常出沒，也是海防的重點地區。再者，嘉興府鄰近京杭大運河，往南即是省會杭州。其中嘉善、秀水二縣為嘉興府的附郭縣，府城、縣城同城，是十分繁華的城市。在鄉紳城居化的浪潮下，不少士紳居住在府城，但是擁有的田產可能在其他縣（如嘉善縣），導致嘉興、秀水、嘉善三縣間田土交錯，使得三縣的賦役徵收與攤派產生許多問題，加上前述的隱田問題，導致三縣爭田。在明末共有四波大的爭議，基本上都是嘉善縣與嘉興、秀水兩方對立，第三波甚至擴大為民間集體行動，不僅雙方的名宦鄉紳各自動員人脈，還發生嘉善縣民燒毀嘉興縣鄉紳住宅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與此情況相關的部分三縣知縣也因替各自地方爭取利益，縣民在其離任後，為他們建生祠，立去思碑。

 

　　從三縣爭田的案例，可以看到以下情況：首先，立生祠碑的用意，並非單純記載或是紀念知縣，某種程度上也是要給外來者觀看，而外來者可能是新任知縣，生祠跟去思碑因此形成一種典範的作用。再者，也可能是其他的官員，如前述所提及，嘉興府臨近京杭大運河，又是海防重地，官員來來往往，尤其每次爭議發生時，當時的慣例是由省級官員責成道、府官員及同府鄰近地區知縣共同調查、審理，再呈報由巡撫、巡按裁決。因此百姓建祠立碑於這些官員經過的交通衢道附近，以此向相關官員表達其訴求。

　　除了做為上述相關事件所呈顯的意義，也必須考慮為什麼當時地方人士覺得透過建生祠、立碑表達意見是有效的方式？何教授另外從明代的官員考核制度進行討論。明代的地方官官評有一項採核標準是風聞，即地方的評價。要如何取得風聞？民間的歌謠、祠、碑，都在巡按等官員採集輿頌口碑時成為重要的憑藉。最後，從明代到清代的變化，一方面雍正、乾隆時期都有不得立生祠及撲毀德政碑的禁令，但可以看到地方上建生祠的現象並未能完全禁絕，有些轉化成其他形式，如藏身在民間廟宇中的官員長生祿位等。不過另一方面，類似晚明嘉興府那種連續的、具有相互對立意味的生祠或德政碑，卻較難看到，好像禁令真的發揮了效果。不過，以嘉興府的情況來說，上述隱田與三縣爭田的問題到清代仍然存在，但爭議過程中，地方人士表達意見的方式顯然跟晚明時不同，這樣的變化除了從官方政治禁令的方向解讀，也應該考慮入清後賦役制度的一連串變化，所造成的不同社會環境，而這是另一個需要之後繼續努力考察的問題。

　　演講結束後，討論十分熱絡。劉瓊云教授首先詢問，關於地方權力運作有沒有更細部的面貌？比如立碑的鄉紳之間，應該會有意見不一致的狀況。黃富三教授則強調，應該要調查立生祠是誰發動，又是誰提供資金。林玉茹教授則好奇立碑者有沒有被記錄？田野調查經驗所見，清代臺灣的祠碑上可以看到立碑者姓名，那明代是否有相關紀錄？何教授回應，賦役制度的改革下，有些鄉紳是站在百姓的對立面，也有鄉紳是站在自身立場，故立碑者的問題的確值得再思索。再者，輿論的形成上，並非全縣的人都同意立碑者所要傳遞的訊息，但是受限於現存文獻，有些意見可能沒有留存下來，也因此成為研究的困境，必須另尋突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