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麗完教授演講「移民、邊疆控制與地方社會: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考察」紀要

 
講題: 移民、邊疆控制與地方社會: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考察
主講人: 洪麗完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 詹素娟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 蔡偉傑博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
時間: 2017 年 7 月 25 日(二)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室
撰寫人: 蕭晏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洪麗完教授演講「移民、邊疆控制與地方社會:十八至十九世紀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考察」紀要
 

  洪麗完教授的研究領域為臺灣平埔族群與漢人開發的族群關係史,已出版的專書有《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 (1700-1900)》等。近年來研究更從臺灣西部平原熟番遷徙沿山邊區的關懷出發,側重十八至十九世紀沿山地方社會秩序形塑與變化的分析,發表十數篇中英論文。本次演講以西部平原平埔族群及漢人遷徙沿山邊區,如何經營新生活並與原住居民相處進行論述。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移民跨界與土地經營、邊防與邊疆控制,及族群衝突與交流。

  首先,「何謂邊區」?演講人從中英文「邊」、“border”、“margin”、“side” 等意涵入手,指出邊區是不同區域的交界帶 (borderland)。邊境 (borders)、邊界 (boundary, limits)、邊防 (frontier defense) 往往是政治性建構與不同文化的重疊之處,也是領土權利的想像。然而邊區居民常因個人利益而忽視邊境的存在、挑戰國家邊境的象徵;不僅表示邊區社會的能動性及歷史發展動力,也反應出國家對邊區的掌握並不容易。以上所論是否適用於清帝國治理下的臺灣沿山地帶的描述?

  從考古資料可知,清代帝國權力相對薄弱的臺灣沿山邊區社會,至少已存在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邊區」社會形成前,當地已有豐富且多元的文化分佈。換句話說,「邊疆」、「邊區」為外來統治權力的產物,對當地居民及他們的祖先而言,無所謂「邊區」的概念。本研究在策略上稱當地為「邊區」或「邊疆」,是為了釐清其政治社會變遷及區域特徵的意義。

  其次,自康熙六十一年 (1722) 朱一貴抗清事件後,清廷在山腳地帶「立石為界」,企圖隔絕漢人與生番往來。事實上,乾隆年間因西部平原可耕地逐漸飽和及生活資源的追求,漢人、熟番不斷進入界外。熟番進入沿山邊區生活,尚與帝國的守邊政策有關。值得一提的是界外瑯嶠(今恆春半島)亦有東海岸的生番進入。乾隆年間雖一再釐定番界(形成地圖上的紅、藍、紫、綠等線界),仍無法制止移民越界,其中也存在官方政策前後不一的因素。再者,當官方「編戶齊民」、設置邊防時,未顧及移民與生番早已達成的互動關係,邊區複雜的族群關係不但未因帝國勢力介入獲得改善,反而引發更多衝突。

  洪教授指出,現今學界較少將生、熟番遷徙活動等同漢人移民來看待,而視熟番是因與漢人土地競爭失敗或在國家政策下被動遷徙。依據離散族群 (diasporas) 的特徵,熟番雖不像漢移民有強大祖國作為祖源地的想像或返鄉運動的基礎,但其離散過程與漢移民並無不同。

  邊區漢移民開墾模式仍舊是以農墾、手工業及商業交易為主,他們與熟番移民的土地經營方式,可分成武力隘墾及以「撫番租」(番食租)交換土地,主因各地原住部落社會組織及文化習俗各異。大體上,烏溪以北,面對不容外人進入生活領域的「王字番」(水沙連生番之一;今泛泰雅族),移民需設隘守番,此所以直至清末全臺隘租集中於中北部沿山地帶。濁水溪以南的水沙連化番、阿里山番、內優化番及傀儡番、瑯嶠番(今邵、布農、北鄒、沙阿魯阿、卡那卡那富及魯凱、排灣等族),原就存在「貢租贈與」、「饗宴贈與」、「借地納租」等交換習俗,因此接受移民的番食租而准許對方耕墾或樵採。但也有如大傑巔、新港等熟番社群,因被派駐界外開墾生番地的情形。兩種不同的土地開墾方式,則在烏溪、濁水溪中游之間,形成交界帶(兼以番食租及武力隘墾取得土地)。

  總結來說,移民忽視帝國的邊界政策,進入沿山邊區,並逐漸影響生番社會發展及文化內涵。例如,獵首習俗原具有宗教儀式及政治、社會、經濟意義,因移民及國家力量積極的介入而改變。歷史文獻常以「番害」記錄衝突事件,顯然忽略獵首民族的社會習俗與各族群間的複雜關係。面對獵首的威脅,移民發展出「防番」信仰、村落防禦與吃「番膏」等習俗。但雙方長期的互動,也發展出婚姻、收養與交易關係。可見欲釐清移民史或邊區社會特徵,必須重視原住民族的社會傳統及文化特色。

  第三,人群分類與帝國的邊區控制,息息相關。在漢人之外,生、熟番的分類並非指固定的人群,常隨他們與官方關係演變而更動。新港社、大傑巔社、瑯嶠下十八社的案例顯示,帝國人群分類對被分類人群的認同發展頗有影響。也就是說,帝國的人群分類在邊區控制上,意外地促成熟番、土生囝變漢的事實。乾隆年間的清釐番界,其性質並非「平埔族保留區」,亦非族群三層制的看法可適用。或許 John R. Shepherd 的「理性計算說」會更貼近清帝國的邊區控制思維。此外,交易也是帝國控制邊區的重要手段。專攬交易活動的通事或「番割」,常成為邊區的亂源。雖然他們對清政府的邊區控制有一定的幫助,清末官方甚至大事收攬「番割」,但仍無法掌握邊區交易活動,特別是鐵器及槍、炮的管制。真正落實制度化的山產交易,要等到日本殖民時期。透過制度化交易,最終改變了獵首民族的傳統部落經濟生活,也瓦解了獵首文化。

  整體而言,洪教授企圖用「多元族群觀」的視野,進行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的討論,認為非漢族群與漢族群同樣具有歷史主體性。不僅企圖顛覆過往只將清代熟番看成逐漸被「漢化」、最後消失於漢人社會的論述,也正視山區的族群衝突,乃移民及國家等外來勢力侵襲生番生活空間、破壞其社會秩序所激化的事實。生番並非是一群威脅移民、違反社會秩序的「番害」製造者。臺灣史不只是漢人移民史,也不應被侷限於西部平原的區域開發史,而是一個更多元、更廣泛的歷史(包括南島民族及淺山、山區)。正如 John R. Shepherd 所指,十七世紀以來,荷蘭、明鄭及清朝均面臨迅速擴張且難以駕馭的臺灣邊疆社會,臺灣史更應納入世界歷史的脈絡去理解。

  演講結束,與談人蔡偉傑博士首先提問:一、相較於長城、柳條邊或卡倫、敖包等物理性的邊界,心理邊界更具有長久而持續性的影響。臺灣番界的性質為何?二、移民跨越番界後,其社經身分並無太大改變;但因族群間的收、出養導致漢人變成熟番的轉變,該如何理解?苗疆邊牆的開墾,更多是由土司主導;土牛界的開墾,究竟由誰主導?三、因族群衝突而產生的「防番」、吃「番膏」情況,是否也出現在其他地方?「防番」信仰如何讓生番畏懼?生、熟番對待福佬、客家的方式有無差異?生番的獵首與四川雲南的瘴氣,皆具有防止外族進入的意涵,值得進行比較。四、在十九世紀末「開山撫番」前的官方政策與漢番關係,該如何分期?

  緊接著其他與會學者熱烈提問後,洪教授分別予以回應。精彩互動因篇幅所限,僅舉其要。

  (一)番界是否為清帝國版圖的邊界,臺灣學界似乎尚未形成共識。然而,就牡丹社事件前清政府回應日本的方式(化外之民),以及恆春半島撤界、「編戶齊民」的範圍未及山區部落,邊防主要安設於瑯嶠上十八社地帶等情況來看,洪教授傾向於認為番界即是版圖邊界。

  (二)清代邊區社會的形成,不僅是帝國積極畫界及擴張的結果,也是移民勢力步步進逼生番生活領域的表現,代表農耕社會與游耕、狩獵部落的競逐關係。主導邊界開墾者以漢人為主力、熟番其次,背後則有帝國以「就地合法」對待開墾活動所促成。邊區社會不同族群間的收、出養關係,可以埔里盆地大湳熟番村落為例。在漢人重男輕女、熟番重女輕男的社會,女孩的抱養多見於熟番,但少見童養媳的現象。熟番與漢人收養生番的情形有限。至於漢人家庭收養熟番男孩的情形,則不甚清楚。收養女孩與聯姻關係,是否如與談人的推測是社會或商業網絡起了作用,值得再釐清。漢人雖有因被收養而改變身分的例子,但畢竟是少數,不同於漢人移民變成蒙古人(優勢族群)的情形。

  (三)漢移民的「防番」信仰,如遭阿里山番獵首的吳鳳、埔里盆地熟番移民「番太祖」信仰、刣牛坑客家移民的「義民爺」,均是以神靈現身嚇阻生番獵首的典型。生、熟番對待漢人閩客的態度,可能是客家與生番友好;熟番與則福佬關係較近,更有熟番聯合生番攻打客家的例子。至於吃「番膏」的紀錄,僅在德州的相關論著中提到當地印地安人吃人肉的訊息,此外未見於其他文獻資料。蔡博士從環境史的角度提出獵首與瘴氣的比較,值得進一步思考。

  (四)研究分期該如何斷限,可以番界政策為例。大致上可分成康熙末年「立石為界」、乾隆初中葉土牛溝挖築、乾隆末年熟番武力制度化,以及同光年間「開山撫番」等。綜而言之,清政府借重臺灣熟番力量鎮壓動亂,也派熟番駐守邊區、防止漢人入山作亂。帝國的族群分類與分化族群的策略,「以熟番治生番」、「以番(生、熟番)制漢」,加上分化閩、粵族群,是帝國對臺灣社會控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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