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鳴旦教授演講「帝嚳的命運: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者和歐洲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上古史」紀要

 
講題: 帝嚳的命運: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者和歐洲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上古史
主講人: 鐘鳴旦教授(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7 年 6 月 28 日(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張繼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鐘鳴旦教授演講「帝嚳的命運: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者和歐洲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上古史」紀要
 

  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教授任教於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2017 年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來臺進行學術訪問。鐘教授研究領域相當廣泛,主要關懷中西文化交流議題,曾參與編纂整理《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和《續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深入掌握中西交流的相關文獻,又主編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 一書,是研究中國天主教史必備的入門手冊。

  鐘教授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且多數已經翻譯成中文。如大家所熟知的《楊廷筠:明末天主敎儒者》(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His Life and Thought)、《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可親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論「帝」談「天」》(The Fascinating God: A Challenge to Modern Chinese Theology Presented by a Text on the Name of God Written by a 17th Century Chinese Student of Theology) 等書,在中文學界產生許多回響。其他尚未翻譯的著作有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cultural Arguments(禮儀之爭中的中國聲音)以及最新作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歷史文本的跨文化交織)。

  本次演講「帝嚳的命運: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者和歐洲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上古史」即是鐘教授最新研究的成果之一。西方傳教士之所以對中國上古史產生興趣,並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的主因,在於中國上古史的時間源遠流長,比《聖經》時間更為久遠。《聖經》中記載,上古歷史已經在「大洪水」中全數毀滅,因此中國上古為何能夠留下紀錄,又該如何思考東方中國的上古史與《聖經》的關係,這些疑問使得傳教士紛紛投入研究與引介的工作。

  關於中國上古史比《聖經》時間更早的問題,傳教士之間出現數種截然不同的詮釋。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認為這是歐洲曆法家須要解決的問題;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採用希臘文譯本的《聖經》,因為希臘文譯本包含更早的歷史編年,中國歷史可納入其中;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則採取否定中國歷史的態度,直接以《聖經》編年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此外,亦有傳教士採用科學計算的方式來推導中國上古的歷史時間,像是宋君容 (Antoine Gaubil) 以日蝕作為證據,證實中國上古歷史的時間。在多重詮釋之下,傳教士還不斷把中國歷史引介翻譯,傳入歐洲;因此,中國歷史的編年漸漸為歐洲人所信,可信度甚至超過西方宗教傳統的時間觀念,並且在十八世紀啟蒙學者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解析傳教士將中國上古史傳入歐洲的脈絡之後,鐘教授把問題導向更深層的文化互動,亦即探討傳教士以何種中國文獻去認識《聖經》之前的中國歷史。由於史籍浩瀚如海,為了更集中討論,鐘教授選擇「帝嚳」作為研究主題。演講至此,鐘教授話鋒一轉,進入中國上古史建構的議題當中。他認為宋代以前中國史書中的兩大傳統對「帝嚳」的記載並不多,只有紀傳體的《史記》略載其事,以及編年體的《竹書紀年》載有數年「帝嚳」之事。這些內容經常是往後史書講述古史時直接引用的材料。時至宋代,雖有司馬光《資治通鑑》這樣長篇巨著的編年體史書出現,但該書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403A.D.) 寫起,並未涉及上古時期的歷史。然而,宋代已經漸有重建上古歷史之風,像是江贄《少微通鑒節要》、胡宏《皇王大紀》都是其代表例證。

  對於古史建構的認識,現今學界皆認為越往後的時代,對古史建構越清晰。明代正是這樣的時代,大量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史學著作與註釋存世,使明朝人擁有更多資源去建構古史。例如:明朝版《史記》就在〈五帝本紀〉之前加上唐人司馬貞的一篇〈補史記〉,以追溯五帝之前的三皇時期,彌補中國古史空白。另外,十六世紀因印刷事業發達、識字率提高,以及科舉考試需求的條件下,明代社會開始出現「綱鑒體」的史書。鐘教授認為這是整合了紀傳體與編年體所出現的一種新體例,這種體例不僅蒐羅各種可見的史著、註解與史評,記載年代更從盤古開天一路至今,形成沒有斷裂的通史性著作。

  鐘教授講述史學體例的變化,主要目的是說明在古史建構已經相當豐富的時刻,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才有機會接觸到中國上古史。鐘教授進一步分析,當時傳教士撰寫中國歷史的相關書籍,參考了兩大類型的作品,編年類如陳桱《資治通鑑前編外紀》、南軒《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紀傳類如「綱鑒體」的袁黃《歷代綱鑒補》、鍾惺《資治綱鑒正史大全》等書。以衛匡國所著《中國歷史的第一世代》為例,雖前人認爲其本僅依據《史記》、《資治通鑑》,但是鐘教授比對文本後發現,此書實際上亦包括來自「綱鑒體」的改寫內容。另外,像是馮秉正 (Joseph de Mailla) 影響西方甚鉅的《中國通史》,至今仍是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解中國最廣泛的西文著作,其內容亦參考包括「綱鑒體」在內的史書。

  由於「綱鑒體」本身承載了史著、註解以及史評,雜揉各種思想。傳教士藉由「綱鑒體」認識中國古史,同時也吸收某些獨特的內容與思想,該如何解釋這些內容,成為鐘教授演講的第二個主題。在帝嚳的歷史記載中,有一段關於「聖人感生」的學術公案。這原先是解釋《詩經》而出現的學術爭論,然而「綱鑒體」推長了上古史的時限,且吸收各種註解,因此將經學上的解釋爭論,轉移成對歷史的理解方式;而這種方式又隨著傳教士的閱讀,產生了新的解釋意義。

  鐘教授以「神奇的出生」(marvelous births) 來表達「聖人感生」的現象。由於帝嚳的妻子有四位,其中三位妻子都有「神奇的出生」的故事:簡狄吞玄鳥之卵產棄、姜嫄履帝跡產后稷、慶都見赤龍復圖產堯。

  鐘教授整理中國傳統的經典解釋後,將其詮釋大致區分為三種模式:其一,「無父感生—無人道」;即是指聖人沒有父親,但聖人之母仍然受孕產子,是由上天所感,不是由男女結合。其二,「有父感生—有人道」,認為聖人有父,且父母結合,但聖人仍由上天所感而成孕。其三,「有父不感生—有人道」,認為聖人有父,因父母結合,與上天並無關連。

  傳教士對中國傳統經典的詮釋依照上述模式分爲三種模式。被稱為索隱派 (figurist) 的傳教士篤信象徵,且積極地從中國的典籍中找尋《聖經》和基督的相關印證。他們在「神奇的出生」故事中發揮中國上古史與《聖經》相合的解釋,認為姜嫄的「姜」,是「羊與女」兩字的組合,與彌賽亞的訊息有關,與中國「無父而感生」的想法相同。然除索隱派外,其他傳教士則站在更為客觀的立場來思考這個現象。比較傾向聖人「有父而感生」的傳教士,不僅否定索隱派的附會之說,更進一步承認中國歷史的獨特性,以平行發展的觀點來理解中國與歐洲的歷史。而站在科學角度的傳教士,則根本不去討論「神奇的出生」,這與中國「有父而不感生」的詮釋相同。宋君容以天文方法推算日蝕,證明中國古史時間確實存在,就是明顯的一例;他所在乎的是古史時間是否正確,而不是其中有無如同姜嫄一般的傳說。

  傳教士的分歧想法,除了本身對教義認識的差異外,鐘教授也觀察到這與「綱鑒體」特色有關。在「綱鑒體」以前的史書中,多數不載「聖人感生」一事,但「綱鑒體」因為吸收各種資料,所以時常出現多種敘述並陳的現象,且互相矛盾。也就是說,講史的內容可能是描述「聖人感生」,但是評論部分卻否定這種現象存在。故而,鐘教授認為「綱鑒體」蘊含了批判精神與思考空間,傳教士讀了多元的內容,才能各自依憑這些內容對中國歷史與宗教教義進行探討。其所造成的影響,是傳教士引介中國上古史進入歐洲之後,歐洲必須承認他們所相信的年表不再是唯一理解歷史時間的標準。

  最後,鐘教授總結,這種因為閱讀、轉譯以及詮釋的過程,就是歷史文本的跨文化交織,這樣的交織不見得是中西雙方學者面對面的接觸,而是透過文本為媒介,接受文本的知識架構,並融合自我的看法,最終形成新的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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