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復活與文化大革命： 《啟示錄》與滇北苗族教會的兩種歷史性

1958年教會活動轉入地下，《啟示錄》觀點逐漸在滇北苗族（阿卯）基督徒中流傳開來，直接促成文革後期以解放前內地會滇北教區洒普山總堂牧師王志明公開殉道為起點，訴求末世降臨與聖徒被提的千年運動，影響遍及滇北各族群教會。本次演講探討《啟示錄》為千年運動所預示的救贖之路，從出現、盛行、分歧乃至消失的過程如何形塑阿卯基督教的兩種歷史性。對牧師殉道的不同解讀是分歧的導火線：千年運動的救贖之路的終點在「平安國」，信徒堅信殉道牧師是《啟示錄》中被宰羔羊，在經歷殉道、被提與復活的末世情境，救贖經驗的顯現越加明確與特定，最後在守戒中獲得進入平安國的確信。復興運動見證「十字架」的救贖之路，信徒堅信牧師殉道見證主耶穌的道路，在經歷教會關閉、文革受難與改革開放的歷史情境，受難經驗的敘事也越加純粹，文革浩劫昇華成為教會的共同記憶，最後在受難經驗的共同記憶中重建改革開放的教會制度。在千年運動裡的救贖符號是復興運動裡的受難符號，兩種符號意識形態、兩種不同的歷史性，前者走進滇北教會的闇黑禁忌，後者構成滇北教會的公共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