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近史所場次會議報導

第一場
看得見的手：帝國晚期的資源調控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蕭　琪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母恩或家禍：明清士人家庭中的乳母
發表人：蔡松穎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網絡與資源：從光緒初年的山西賑災談起
發表人：謝仁晏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清代皇帝喪禮中的資源調度－以嘉慶皇帝之死為例
發表人：吳曼竹（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女兒的價值：十八世紀盛京的包衣家族與清朝皇室之間的衝突
評論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組以資源的調度和控制為主題，探討了在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之間，不同資源在移動時可能引發的互動和限制。蕭琪博士探討了明清時期士人家庭中乳母與乳子的互動，並分析了士人對乳母的評價及轉變。由漢魏六朝開始，皇室、貴族使用乳母哺育嬰兒，至明清時期，士人家庭也雇用乳母。然而，明清士人強調理想母職，加上乳母的臨時雇佣和與乳子的特殊情感聯繫，引發了對性別、尊卑和家庭秩序的敏感反應，形成了大量乳母雇用的爭議，同時塑造了中國前近代母職和母子關係討論的特殊景象。

　　蔡松穎博士則關注網絡上資源和訊息的流動。以光緒初年的賑災為例，包括清政府的倉廩網絡、地方官員向士紳募捐的網絡、李鴻章 (1823-1901) 與曾國荃 (1824-1890) 的私人交際網絡等。通過這些網絡的聯繫，賑災的訊息和資源迅速傳播到清帝國各地，使資金和糧食流向山西等地。訊息和物資的流動過程體現了網絡運作的軌跡。透過重建賑災的資源網絡，以及對網絡節點位置和屬性的分析，以視覺化和數據化的方式重新理解清末督撫崛起的現象。

　　謝仁晏博士關注清朝皇帝死亡後涉及一系列資源調度的情況，嘉慶二十五年嘉慶皇帝在熱河猝然過世，留有較完整檔冊可供考察。文中指出這場「意外」的死亡使得朝廷必須調整制度，並籌措資源送往熱河，以接續已有的喪禮程序。透過這些應對，正能夠比較清朝官方常態與非常態的動員情況的異同。

　　吳曼竹女士探討了康熙朝《黑圖檔》中盛京旗人包衣家庭的隱匿與私嫁女兒案例，分析下層包衣旗人群體對抗帝國控制的行為。從法律案件中發現，盛京包衣旗人家族中的父親不僅經常隱匿女兒戶口以避免女兒參加宮女選秀，甚至彼此締結婚姻以滿足個人或家族利益。本文強調將女性視為一種特殊資源，不僅討論了過去較被忽視的康熙朝盛京研究，也著重分析清皇室和盛京包衣旗人在人力資源控制上的衝突。（張傳力）

第二場
清宮金屬材料設計與修復

主持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陳慧霞研究員（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論　題：清代宮廷金飾件的製作技法及其意義
發表人：陳東和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研究員）
論　題：清代宮廷藏傳佛教金屬文物的材料與製造──從幾件金剛銅鈴與鐵鋄金盒的材料分析談起
發表人：陳澄波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研究員）
論　題：以顯微鎢極惰性氣體電銲修復纍絲文物之探討
發表人：蘇德徵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論　題：西洋傳教士與清宮水法
評論人：陳慧霞、陳東和、蘇德徵

　　陳慧霞研究員注意到清帝國為了整合政治和宗教權力，開始大量建造藏傳佛教寺廟，而寺廟會使用鍍金工藝製作法器供具和佛像，包括運用鈶鈒、台撒、纍絲等工藝，其中鈶鈒和台撒是西藏工藝，纍絲則是中原工藝。清代宮廷大量運用纍絲這項技術，用以製作器皿、法器與服飾等。這一研究主題建立在賴惠敏教授的基礎研究，通過梳理檔案資料、對照現存文物，得出清代宮廷是有意識的選擇多種工藝技術製作一件文物，其背後的意義尚需討論。

　　陳東和研究員指出清代宮廷中有許多與藏傳佛教相關的金屬文物，如佛像、綠度母像、佛塔、各式法器等，所使用的材質則包括銅、青銅、黃銅、銅鎏金、鐵、銀、鐵鋄金等。這些文物或於宮廷製造，或於西藏地區製造後進入宮廷。而西藏地區與清代宮廷所製造的藏傳佛教金屬文物，在材料的使用、配方和製造技術有何異同？陳東和研究員透過對鐵鋄金盒進行科學分析，發現其工藝、黃金和鐵的純度、龍紋有所差異，不過現在資料尚少，還需要分析更多文物，才能得出結果。

　　陳澄波研究員以美麗的鍍金纍絲工藝文物為研究主題。該文物通常能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感受，然而卻相當脆弱，容易因外力導致變形、斷裂、缺損等狀況。若以常規性的修復材料與方法處理，無法滿足其結構穩定性和外觀。因此，陳澄波研究員提出以顯微鎢極惰性氣體電銲設備，導入裝飾性金屬文物的修復，試圖改善以黏著劑修復後，無法恢復金屬的延展性，容易再次斷裂的問題。此外，亦可以貼金再現鍍金的質地，呈現出纍絲工藝的美學價值。並探討當博物館的技術無法恢復文物時，修復師應基於對文物安全、合適以及測試過的方法，嘗試其他的修復方法。

　　蘇德徵教授利用清宮檔案，探討康熙至乾隆時期水法失敗的原因。宮廷建造水法可追溯到康熙年間。康熙二十五年，南懷仁監造瀛台水法。雍正朝工匠劉山久繼續完成水法。乾隆朝，由湯執中、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1715-1774)、韓國英等負責。但是，水管水法至冬季皆會凍裂。最後，水車房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缺乏維修技術，汲水不濟遭拆除。其問題可能在於水管和水車房的金屬材料。此外，蘇教授也指出傳教士帶來的技術本身就有問題；且機械零件需由西方進口，更增加維修的困難；蔣友仁所選擇的材料也無法負荷北京的嚴冬，種種原因導致其失敗。（楊雯涵）

第三場
被忽略的環節：文學、情感與藝術史中的明代宗室

主持人：商海鋒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發表人：張藝曦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論　題：明代江西宗室與文學復古運動
發表人：尹翠琪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論　題：邊緣的中心：明代蜀藩遺址出土龍紋器
發表人：楊正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罪與罰：寧藩後人朱多𤏳的情感交織
評論人：商海鋒教授

　　張藝曦教授討論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中江西宗室的角色。江西盛行陽明心學，所以當地文學風氣主要較侷限在南昌，遲至王世貞 (1526-1590) 主盟期間，才成立芙蓉社。該詩社是士紳余曰德 (1514-1583) 與宗室朱多煃 (1534-1593) 共同主持，由於有宗室主持，使得芙蓉社及相關活動都有不同於其他詩社的特色。對江西宗室而言，參與復古派的社集活動，使無法離開封地的宗室，能夠打開交遊圈，了解新的文學思潮。因為宗室為特殊身分群體，在一個世代以後，宗室成為江西復古派社集的主力。除了詩作跟隨復古派的腳步，宗室的書畫品味也受到蘇州文人的影響。宗室原本偏愛浙派的畫作，但芙蓉社核心成員之一朱多炡曾前往江南遊歷，接觸吳派的畫風。因此，從他之後，江西宗室開始受到蘇州文人畫品味的影響。

　　尹翠琪教授通過對文獻和實物的考察，探討蜀藩宗室如何使用和改造龍紋的外型與內涵，揭示十五世紀中央與地方宗室的權力關係。近年，成都東華門蜀王府宮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發現本專屬明代皇帝的五爪龍紋，蜀藩宗室卻有製造和使用，且龍紋呈現多種形態。蜀藩地理上遠離朝廷，且擁有豐富的財富和物資，以至能為明代皇帝「省約」。在這些有利條件下，卻被削去政治和軍事權力，宗室只能專注於文藝和儒學。《明實錄》紀錄對蜀僖王的讚揚，結合十五世紀蜀王府的龍紋使用情況，或許可詮釋為皇帝對地方藩王使用五爪龍紋的默許。

　　楊正顯教授分析明代江西寧藩後人朱多𤏳 (1530-1607) 一生的情感轉折，探討他在宗室身分制度與寧府謀反的歷史事實下如何自處。朱多𤏳成長在宗室祿糧不足與寧府廢府後的紛爭下，仍然努力成為宗室楷模，以諸葛亮為模範，力圖成為良臣。但宗藩條例的禁止，無能考科舉，只能致力於詩文之藝。而長久等待禁令的開放，卻因宗正落選，加上晚年臥病在床，讓他轉向念佛，期待來世脫離六道，不再受此劫難。朱多𤏳逝世前一年的科考禁令終於開放，更映照出命運的捉弄。透過分析朱多𤏳的情感轉移，才能一窺低階宗室的心理壓力，展現出別於宗室光鮮亮麗的一面。（楊雯涵）

第四場
Identity, Social-self, the Genuine and the Strange

主持人：Joy Lidu YI（衣麗都，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發表人：Katharine P. Burnett 教授（陶幽庭，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藝術史學系）
論　題：On the Road: Wu Bin, Fujian, and His 9-Twist Stream at Wuyi Shan
發表人：Joy Lidu YI（衣麗都）
論　題：Aesthetics and Painting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Li Rihua
發表人：黃小峰教授（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論　題：面斑、黑子與明代肖像畫中的新美學
評論人：Martin Powers 教授（包華石，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Art Emeritus）

　　陶幽庭教授藉由吳彬（生卒年不詳） “Nine-Twist Stream at Wuyi Mountain”（〈武夷九曲圖〉），以此連結吳彬的生命經驗、福建地域特色及晚明文化。吳彬於福建莆田出生，後北上為朝廷服務。在被皇帝免職之後，吳彬遠赴四川，隨後南京與北京也有其蹤跡，晚年常回到福建。明代福建的地緣與貿易條件造就該地域的特色文化，武夷山作為道教、佛教與儒教的匯聚之地，諸多文人也常以武夷山的九曲景象比擬、說理及描摹。吳彬〈武夷九曲圖〉目前存有三個繪卷，其中兩個畫作以黑白構成，特色在於描繪諸多九段曲折的自然景觀細節。吳彬畫作成為後世武夷景象描繪的經典，又以劉海粟 (1896-1994) 推崇尤甚。吳彬武夷山的傑出之處在於對自然描繪的細節，或亦可從吳彬的生命經驗及明代福建背景，探悉吳彬描繪的武夷山景象。

　　衣麗都教授以李日華 (1565-1635) 的《味水軒日記》，窺探李日華的美學與繪畫史鑑賞觀的變化。李日華，浙江嘉興人，作為明代學者暨鑑賞家，與董其昌齊名。其日記《味水軒日記》記錄自 1609 年至 1616 年間，李日華與不同文人、畫商、收藏家的來往，具體包括文人圈的交際與藝術鑑賞活動、明代古董與商品市場的景象，以及李日華對於宋元明書畫的鑑賞觀。李日華喜仿宋元時期畫者作畫，認為元代的畫作價值最高，尤喜愛吳鎮 (1280-1354) 的畫作。李日華蒐藏大量畫作且具有評量畫作價值的權威性，對江南地區的藝術市場與鑑賞評判極具影響力。

　　黃小峰教授分析《沈周肖像》的臉部特徵與姿態的展現，揭示明代肖像畫視覺表現與社會觀念之間的關聯。《沈周肖像》為帶手的半身相，此姿態與儒學理學的典範人物畫作類似，顯見模仿偶像的特徵。畫像中「周子巾」的描繪更強調儒家色彩。肖像之所以細緻的斑塊，與明代的相面學有關。明代的相術講究斑塊、臉上紋理、法令紋的意涵，面相特徵可作為人品與延壽的象徵。沈周的畫像則故意凸顯老態以對應相術中的好面相，該細緻描繪的特色影響後世對肖像的描繪技法。可說明代肖像畫的視覺表現，實與相面術的討論及儒家典範人物形象息息相關。（簡瑞瑩）

第五場
清季萬花筒：政治、學術、經濟與對外關係<

主持人：蔡長林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許暉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
論　題：小說、黃河與讖緯之學：《老殘遊記》中的政治想像
發表人：解啟揚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倫理學研究所）
論　題：清代墨學復興再探討
發表人：Emily Mokros 教授（墨安屴，美國肯塔基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從錢荒至惡性通脹：咸豐年間北京的社會經濟問題 (From Cash Famine to Hyperinflation: Socioeconomic Problems in Xianfeng-era Beijing)
發表人：Vradiy Sergey 教授（傅樂吉，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東方學系）
論　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廟碑──一座十九世紀末的石刻遺跡
發表人：張　弓（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近現代中國研究所博士生）
論　題：晚清「鷹派外交」與清廷內部權力結構：以清廷官員在中法外交事務中的權力關係為例（1880-1890）

　　晚清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前途深感焦慮，尤其關心中國的存續與發展。許暉林教授的文章探討《老殘遊記》，而《老殘遊記》正是這種擔憂的代表作品。許教授指出第十一回中黃龍子的政治預言不僅反映了太谷學派的思想，同時也揭示了小說對中國政治想像的隱含脈絡，尤其在對黃河治理的探討上。

　　解啟揚教授以清中葉墨學復興為主題，探討清代墨學復興可歸因於三個主要因素：一是乾嘉以來的古籍校勘與整理，特別是對《墨子》的日益重視；二是「西學中源」說的興起，將墨子思想視為與西方學術相契合，回應西學挑戰；三是救亡圖存的時代需求。墨學的復興是社會文化轉型中對挑戰的回應，注重文本整理與思想研究相結合，而孫詒讓 (1848-1908) 的《墨子閒詁》可視為清代墨學復興的頂峰，為清末民初墨學的繁榮奠定了學術基礎。

　　墨安屴教授從北京城市基層社會的角度出發，探討在太平天國內戰中發生的重大貨幣危機。在咸豐朝前期，北京市民成為全國性「錢荒」的主要受害者，並在咸豐朝末期忍受了一系列嘗試性的貨幣改革，包括鑄造大錢和印刷紙鈔。然而，這些貨幣改革並未帶來民眾生活的改善，反而導致惡性通脹，墨安屴教授深入探討這場經濟危機，以及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所引發的社會動盪。

　　傅樂吉教授對穆拉維那亞灣（又稱大崴子）的清代廟碑進行研究，指出廟宇的建立與大崴子匯聚了眾多商賈、大量華人有關。此外，傅樂吉教授不僅描述了石碑的現狀，還對廟誌進行文本分析，同時將其與十九世紀符拉迪沃斯托克華人社區的歷史文獻進行對照研究。

　　張弓先生探討 1880 至 1890 年期間中法外交決策過程的案例，發現清廷對法態度強硬的原因是來自於國內政爭，而非為了應對法國的擴張政策。張弓指出清廷的「鷹派」外交實際上是政爭激化時派系鬥爭的手段，而非清廷或外交官員為了維護政權整體利益而制定的因應方案。（張傳力）

第六場
明清書籍在朝鮮的受容和學術交流

主持人：毛文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系）
發表人：鄭雨峰教授（韓國高麗大學校國文學科）
論　題：《增補蘇批孟子》在東亞的流傳及受容
發表人：林侑毅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論　題：朝鮮諺文燕行錄所見明清書籍與文人交流
發表人：朴英敏教授（韓國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
論　題：朝鮮時代女性對書籍的閱讀和明清書籍的受容發表人：楊沅錫教授（韓國高麗大學校漢文學科）
論　題：朝鮮對《說文解字注》的接受和朝淸學術交流
評論人：互評

　　這一場次探討明清書籍傳入朝鮮的運用及其特徵，包括了女性文化、小說、文學批評、漢字學等方面書籍，討論書籍蘊含的知識與文化對在地的影響力，並以此把握明清和朝鮮在近代時期的知識生成和學術交流。

　　鄭雨峰教授聚焦在清代趙大浣（生卒年不詳）《增補蘇批孟子》一書傳入朝鮮與日本後之影響，《增補蘇批孟子》是以文章學的觀點出發分析《孟子》文本，被當作學習用書而廣泛使用。本書首次刊行在嘉慶年間，直至清末及二十世紀初。鄭教授著重考察《增補蘇批孟子》傳入朝鮮及日本後的閱讀史以及其在文學與文化上隱含的交流意義，以冀導向對東亞學術交流及書籍交流史的新理解而作出貢獻。

　　林侑毅教授以出使中國的不同朝鮮使節所撰寫的諺文燕行錄為研究對象，包含正使黃仁點的《승 록（乘槎錄）》、隨行人員李繼祜的《연 록（燕行錄）》、子弟軍官洪大容《을병연 록（乙丙燕行錄）》，考察並比較同團以不同視角或不同語言記錄之燕行所見。其中以洪大容 (1731-1783) 撰寫的漢文版本之《湛軒書．燕記》及諺文版本之《을병연 록（乙丙燕行錄）》內容為例，觀察這位作者在兩者間關注與記載內容的不同。

　　朴英敏教授試圖從女性所接觸到的書籍來建構朝鮮時代女性知識史的歷程，朝鮮女性的閱讀範疇，包含了紀錄家族歷史、祖上行蹟等家乘類書籍，這些書籍多由男性編纂給女性以擔當子女教育及培養家族共同意識而出現。到後期則擴展到對應家門政治或政權正統性之相關書籍，如《黨禍錄》、《闡義昭鑑》、《續明義錄》等，使女性得以接觸政治。此外，為更全面了解女性智識的實際狀況，文章亦對女性書寫進行討論，得以發現朝鮮女性在接受知識的過程中並非全然被動，如憑虛閣李氏 (1759-1824) 甚至成為知識的生產者與推動者。

　　楊沅錫教授則探討清代小學代表《說文解字注》對朝鮮學界之影響，並觀察十九世紀在小學方面的學術交流情況。楊教授先以朝鮮學者對段玉裁 (1735-1815) 的認識和評價來了解《說文解字注》的接受度，提及金正喜 (1786-1856) 等學者基於與清朝學者的多方交流而能具體對段玉裁提出己見，非流於對內容的片面性評價。接著，楊教授調查《說文解字注》如何被金正喜、許傳、張之琬、李裕元 (1814-1888)、朴瑄壽等學者引用並運用在朝鮮文集中，最後得出十九世紀的朝鮮並不將小學視為學識中心，《說文解字注》帶來之影響並不大。（凃雅婷）

第七場
日用．賞鑑：近世東亞的博物圖籍與知識建構

主持人：大木康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發表人：毛文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系）
論　題：明清花木文本的知識系譜與「東張西望」：以周氏兄弟的閱讀為中心
發表人：陳　捷教授（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論　題：關於日本江戶中後期考古圖錄和插圖本考古筆記的考察
發表人：金　鎬教授（韓國成均館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
論　題：徐有榘《種藷譜》的知識體系與日中傳播流
發表人：許　曼教授（美國塔夫茲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Encyclopedias for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nde baojian and Kyuhap ch’ongsŏ（中韓兩部女性日用書籍：《坤德寶鑑》與《閨閣叢書》的比較研究）
評論人：互評

　　第三場次以花卉、考古、救荒、閨閣四種博物圖籍進行考索，探討日常實用與審美賞鑑兩端異趨共構的書籍史徑路，呈現出層次富饒的東亞知識景觀，探尋近世文化轉型意涵。

　　毛文芳教授以兩大重心出發，一是考察宋明載錄花木的植物圖譜所涉及的書籍紋理編織、視覺型態與美學途徑，並探究《品花箋》等類型著作如何將知識擴散至明代賞鑑性文本，逐漸形成一個知識不斷擴散的脈絡譜系。其二，先以閱讀史視角觀察魯迅、周作人兄弟在童年圖畫書《花鏡》與《山海經》的閱讀經驗，顯示博物知識圖像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從兩人成長後參照的西方文學，如法布爾《昆蟲記》與《塞爾彭自然史》等書呈現東西書籍交流下，傳統經籍中的博物內容如何被現代生物學定義以達到近代知識的轉型。

　　陳捷教授聚焦於日本江戶中後期好古家這一群體出版的考古圖錄和附圖的考古筆記，考察其中涉及古代文書、典籍、文具的內容。文章中介紹了藤貞幹 (1732-1797)、高島千春 (1777-1859) 等著名好古家，追溯他們著作的編纂與出版過程，探討背後的知識傳播網絡，並以這些編輯者記錄古代文獻與文物資料的方法勾勒出好古家在書籍史的研究以及對江戶晚期考證學家和古物調查的影響。

　　金鎬教授以徐有榘 (1764-1845) 《種藷譜》為基礎，討論中日韓三國書籍的融匯手法。《種藷譜》收錄了朝鮮、日本、中國的甘藷知識，而且徐有榘利用自身從事耕農之經驗以及學者，如徐光啟 (1562-1633)、金氏《甘藷譜》的主張，為《種藷譜》增添信服度。而後由今西龍 (1875-1932) 為媒介傳入日本，後來再通過篠田統 (1899-1978)、天野元之助 (1901-1980) 與中國人吳德鐸的共同努力於 1970 年代再傳到中國，藉由其文本呈現一種博物知識纂輯與近世東亞書籍交流的絕佳典例。

　　許曼教授分析兩部針對女性讀者的日用類書，分別是清中期《坤德寶鑑》和朝鮮時期《閨閣叢書》。《坤德寶鑑》編者張時治 (1736-1813) 以地方長老形象，在內容中淡化對女性說教，而希望達到知識多樣性和地方教化責任，然不可否認本書以男性精英士人的主流書寫，是由男性定義並建構女性知識。而《閨閣叢書》編者憑虛閣李氏以諺文解說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所需，內容雖受男性家庭影響，然而編者卻在序言中有意識地強化女性自發書寫的主體性。透過兩者多面向之對照，得以呈現在東亞同一時代不同地域與性別的編者對女性知識的纂輯。（凃雅婷）

第八場
朝貢回眸與凝視：清鮮關係下的朝貢日常與人物關係

主持人：吳海傑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發表人：任致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模範朝貢國的班次問題：清代禮儀空間中的貢使排序
發表人：胡　靜（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博士候選人）
論　題：Side Mission of Yŏngheang: Importing Books from the Qing Empire
發表人：羅樂然教授（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論　題：凝視清朝——18世紀以來朝鮮譯官相關藝術品的清文化呈現
發表人：Ivana Gubić 博士（依蘭，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博士後研究）
論　題：Embassies’ Gatekeepers: Tongguan in Yanxinglu
評論人：譚家齊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燕行錄》的研究在近年東亞學術界取得了顯著進展，涵蓋了明清文學、中朝關係以及使節交流等多方面的成果，這一領域已成為明清時期研究的重要方向。本場次聚焦於朝鮮使者對班次的觀察、譯官購買的書冊變化、書畫交流以及對清朝通官的認知等方面，深入探討這些發生在使行人物日常朝貢工作與生活中的案例。

　　任致均先生以清初至清中後期的東亞漢文史料，探討朝鮮如何逐漸成為清帝國中「班次必先我使」的典範朝貢國。通過對朝鮮使臣、清廷官方和其他國家貢使的觀察，以三重角度重新構建清代朝貢制度下的政治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下，參與者的空間排位與朝鮮使臣的自我認知緊密聯繫，反映了朝鮮對亞洲區域秩序的觀察和反思。

　　胡靜女士以書籍作為切入點，作為理解清朝與朝鮮雙方關係的方式，特別關注從清朝進口書籍的過程。胡靜女士探討了朝鮮利用「燕行」的機會從清朝進口書籍的策略，以及十八世紀後朝鮮宮廷對中國出版物興趣的轉變，最後審視在朝鮮從清朝進口的西方書籍之中，如何體現西方知識同化過程，以及書籍如何在朝貢框架內擴展朝鮮智識視野。

　　羅樂然教授則關注燕行議題當中的圖像與文字部分，有別於近期的朝鮮藝術史研究關注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譯官、畫官等人物的繪畫或書法作品，羅教授以朝鮮譯官的燕行和朝鮮文壇經歷為例，分析歲寒圖、冊架圖、燕行圖、交談簡帖等藝術品的文字與圖像互文，探討譯官如何將清朝視為藝術文化的指標，以及邀請清人參與對其作品的表述。羅教授嘗試探討朝鮮譯官對清朝社會文化的崇敬與認同，強化了他們挑戰朝鮮社會秩序的文化資本。

　　依蘭博士考察清代的通館，通館負責監管來自朝鮮的使節團在北京的事務，充分利用他們對朝鮮及韓語的專業知識，通館是門戶的管理者，掌握著進入權限、轉達信息，並跨足多重身分邊界，但這些身分也使他們背負著邊緣性的重擔。因此依蘭博士探討通館在權威和邊緣性之間如何定位自己，通館的位置又如何反過來影響使節對清朝當局和他們在北京逗留的經驗。（張傳力）

第九場
歷史、儒學與語言：明清中西文化中交流中的耶穌會士

主持人：張美蘭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發表人：趙力瑤（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仁政王權」：論耶儒高一志政治思想在晚明的接受與傳播
評論人：盧鳴東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發表人：陳靜怡（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候選人）
論　題：湯若望：明清鼎革的西方觀察者
評論人：宋剛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國歷史與文化學系）
發表人：王澤偉（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入天主室，必入儒門」：論清代耶穌會士馬若瑟的儒教譜系
評論人：田富美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發表人：李　倩（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戴遂良《漢語入門》中的甚度類程度副詞
評論人：張美蘭教授

　　本場次四位發表人分別講述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在中國儒者化、文化交流或捲入教案的經歷與影響。趙力瑤女士以明末的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汲取《孟子》的政治理念，並結合西方王權思想創作《治平西學》一書刻劃理想君王形象之事，闡述高一志如何在明清之際的社會環境下調適「孟學」和「西學」。《治平西學》中充斥著統治者的德性、施政途徑和君對臣、君對民的人倫關係的討論，高氏還借用了儒家思想否定人君理所當然地被賦予君權神授，因為除了君與臣間的關係，人君還需完善自身以達到至善。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高一志對儒家學說的再創造可謂「東學西漸」，將儒家思想依序重構為「至善」、「外王」、「內聖」、「至理」，補足了前人由形上至形下的理論途徑。

　　陳靜怡女士通過對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的傳教經歷及其著作《歷史敘述》進行分析，同時聚焦湯若望於明清鼎革之際作為外來者的不同視野。湯若望在書中不諱言對崇禎皇帝的欣賞，以及天主教本來有望在其支持下順利推行的惋惜；清軍入關後劃分土地，湯若望為保教會財產主動與滿人交涉的過程之中，發現了西方科學和知識受到清朝政府前所未有的尊重。整體而言，湯若望的記述提供更多史料未曾提供的線索，儘管在這段過程中，湯若望備受政治身分與宗教使命的矛盾折磨，最終仍決心「順應指示」堅持文化適應的策略。

　　王澤偉先生談論清初的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貫通孔廟從祀制與天主教聖徒制的祭祀禮儀思想。在傳教士對儒教與孔廟性質的爭論中，馬若瑟主要通過其著作《儒教實義》來著重闡釋對於廟、從祀與祭儀的解釋，馬若瑟認為廟可以被保留的原因是是儒教的神無形無像，但借像以容其德，使禮拜者有所向之處。馬若瑟試圖將儒教的聖域改造為天主教的聖堂，將孔子改造為天主教的聖師，以此來展現其對儒教與孔廟性質的重新構想和改造。

　　李倩女士介紹清末來華的耶穌會士戴遂良 (Léon Wieger, 1856-1933) 在中國直隸河間府的漢學事業對方言語料的貢獻，其著作《漢語入門》是戴氏以河北方言編寫成了法漢語言教材。李倩提到，《漢語入門》中「忒」作為甚度類副詞的語法相當成熟，此外,「忒」與「太」以及「過」與「過於」在所修飾詞及句法組合上同樣呈現互補。而「太」、「過」、「過於」等程度詞的歷史層次更顯示漢語中的競爭關係。透過對 16 個高程度副詞進行考察，不難發現《漢語入門》不僅填補了晚清河北方言語料的空白，更對漢語史的研究有著極高的價值。（李岱樺）

第十場
莫問前生：19 世紀前「異類」與「小眾」的「中國／中華」想像

主持人：張崑將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發表人：林皓賢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變蕃入華：明代党項遺族的漢化之路——以唐兀家族為案例
發表人：蔡至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海上有島：「通中國」思想與 18 世紀末的朝鮮天主教徒
發表人：孔德維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研究員）
論　題：奸民為官：1900 年以前努山塔拉唐人領袖的多邊政治連結與便攜的「中華」
發表人：毛帝盛博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論　題：聖宗古佛：理教祀神背後的形象 「匡正」表現
評論人：張崑將教授

　　林皓賢博士運用過去學界有關河南、安徽等被認為是党項遺族生活區的田野考察成果以及當代著述文獻，如《晉州重修儒學明倫堂記》碑刻、遺民余氏、楊氏家譜及地方府志等觀察党項族於元代以後動向的研究，在這基礎上繼續探討明代党項遺族的狀況以及党項族群與文化消失的原因。林博士以涵化、同化的角度觀察，並從党項族群在西夏、元代的文化背景回顧，認為西夏雖有自己獨有的党項文化，卻不免被中原的儒家文化影響；元代以後則因不在如同西夏時期作為統治族群而有逐漸失去主體文化的情形；進入明代更因《大明律》的通婚限制，使党項族迅速漢化。林博士即以唐兀崇喜家族為例，藉〈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并序〉說明該家族從元至明，職業上由武從文、改漢姓、儒家價值深入家族等情形，說明唐兀崇喜家族在元亡後迅速融入於漢族群中。

　　蔡至哲博士以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文獻、《朝鮮王朝實錄》、朝鮮奉教儒者的殉教口供為中心，藉「黃嗣永帛書事件」、「沈器遠之亂」兩事件，觀察朝鮮君臣在短暫的「北清南明」時期大清與明鄭對壘時存在的兩個中國想像，對其行動、價值觀的影響。特別是「海上中國」的想像，如「漢船」所代表的海上勢力曾對朝鮮上下發生重大影響。「通中國，壤外夷」的構想，即結合海上漢船等海上勢力北伐清國以報大明之仇，並藉此壓制主和大清一派的想法，就曾經就存在於部份朝鮮官民的理想中，並由此發生「沈器遠之亂」。但十八世紀後半葉，信奉天主教的朝鮮儒者遭到朝鮮官方迫害時，「通中國」的中國概念卻發生變化。這些儒者受到來自北京的周文謨 (1752-1801) 教士影響，相較於朝鮮，更包容天主教的大清反倒成為通中國的想像中心，朝鮮的奉教學者黃嗣永 (1775-1801) 更有致書大清以求推翻迫害天主教的朝鮮朝廷之請求。蔡博士認為這是受到明清鼎革所以來傳承的歷史因素，因此必須跳脫後設的民族觀、二元對立等「非歷史」的視野來作此歷史觀察。

　　孔德維博士以「努山塔拉」此南島語系、梵語所結合的詞──「島嶼之間」，探討在東亞海域具備財富、軍事力量、特殊政治、社會地位的唐人領袖，如何與多邊的政治體系進行來往。孔博士探討十九世紀努山塔拉唐人會黨、公司領袖與逐漸重視該族群的清帝國建立政治關係、政治連結的歷史脈絡。除了回顧明清王朝與努山塔拉唐人的關係發展之外，努山塔拉唐人在當地所發展的父系文化傳承與母系文化結合亦不容忽視。努山塔拉唐人自身的「中華」想像當然有其文化根源，但是也有其實用的考量。所謂「中華」想像很可能具有便攜式的工具性，正如同努山塔拉的唐人會黨、辜家與邱家在英屬馬來亞等地與當地政府、社群所建立的關係般，共同構成努山塔拉唐人其社群的多元性、多邊性，才能夠與多個當地政權往來時發揮優勢與保障。

　　毛帝盛博士從理教聖宗古佛的形象變化探討理教與清政府之間關係的變化。毛博士指出聖宗古佛的原型應為清初白蓮教八卦會殉道的老教主楊祖劉佐臣，具有明顯的反清立場。而毛博士以幾個線索推斷理教在山東省作為該教派的傳承教派，其祀神聖宗古佛的形象可能具劉佐臣的部分象徵，而亦被清政府懷疑為「邪教」。但是鑒於理教教徒有「戒吸洋菸藥膏」的傳聞，負責調查該教的李鴻章 (1823-1901) 遂因實用考量，建議清政府應該妥善利用理教對抗西方教會與鴉片。得到政府的「匡正」後，理教則逐漸擴張、發展，聖宗古佛原本所具備的反清色彩也可能逐漸淡化，最終轉型為南海觀世音菩薩。（邱奕安）

第十一場
後四庫時代的書籍活動與文類發展

主持人：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丘文豪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學案式的理學閱讀札記：以潘世恩《正學編》為例
發表人：游騰達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發表人：儒家義理圖式與圖籍的考查及流佈探析
論　題：蔡名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
發表人：滿洲人如何閱讀《四書》《五經》
論　題：劉繼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發表人：武術視野下：達摩的被接受史
評論人：李仁淵教授

　　丘文豪博士透過潘世恩 (1769-1854)《正學編》的編纂，及日後其子潘曾瑋、學生吳大澂 (1835-1902) 對《正學編》的閱讀與編輯實踐，探討十九世紀書籍文化的獨特性。《正學編》首次刊行於道光二年 (1822)，為潘世恩個人的理學閱讀札記，是清代中晚期的抄書文化，及時人以抄錄作為「立言」手段交織而成的著述。《正學編》雖然具有學案的形式，但是既不辨章學術源流，亦不豎立正統，而是呈現出相當生活化、私人化的特色。是書並非以靜態的學術研究為目標，而是追求實用，不僅摘錄先代儒者有關身體力行的論述，更挑選符合自身情境的文字，而不關注理學上的爭論。其子潘曾瑋在經歷太平天國之亂以後，以自身生命經驗重新閱讀《正學編》，並與吳大澂一同重編、疏解該書、附加按語並重新付梓，展現了《正學編》從書寫、閱讀到再編輯過程的靈活性與動態性；而這種靈活性可能反映了「後」(beyond) 四庫時代書籍世界的特色，難以將其生硬地套入四庫的分類框架之中。

　　游騰達教授從「圖象」角度切入，探討儒家典籍中的義理圖式與圖籍的流傳，特別聚焦於兩位元代儒者的著作──王柏 (1197-1274) 《研幾圖》和程復心 (1257-1340)《四書章圖纂釋》。王柏在《研幾圖》以儒家傳統經典為基礎，繪製了大量圖象，該書〈自序〉主張圖象、文字兩者不宜偏廢，甚至認為圖的出現早於文字典籍。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的圖象旨在表達朱熹 (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的觀點。兩人的著作在中土均流傳不廣，但《研幾圖》的〈人心道心圖〉和〈敬齋箴圖〉，及《四書章圖纂釋》的〈心學圖〉、〈西銘圖〉和〈心統性情圖〉等，卻透過明儒程敏政 (1445-1499)《心經附注》及朝鮮儒學之奠基者李滉 (1501-1570)《聖學十圖》的收錄與傳播，而在朝鮮儒學史上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這些儒家義理圖籍在中土遭到忽視與沒落，可能和黃宗羲 (1610-1695)《明儒學案》、朱彝尊 (1629-1709)《經義考》等學術史經典對圖象的忽視、批判，以及四庫館臣對展露「宋學」特徵之義理圖籍的負面態度有關。

　　蔡名哲博士探討清代儒家經典的滿文譯本如何被民間出版、閱讀與應用，從中窺探滿文、漢文的「共生」關係。清廷從順治至乾隆時期，完成了將多部儒家經典翻譯為滿文的工程。乾隆認為滿文比起漢文，更能夠直白表達儒家經典的含意，但是滿文詞彙量少，有時涵蓋較多的漢文字義，故易生混淆；《欽定繙譯五經四書》採取滿漢合璧的形式，在滿文右側放上對應漢文，顯示兩種語言進入一種相輔相成、互相詮解的「共生」關係。在此前的康熙朝，民間也出現一種上滿下漢的合璧本儒家經典，反映民間的對讀需求，而這種需求可能和繙譯科舉有關。繙譯科舉的考試題型是將原本相互對應的滿漢文文獻抽去一者，考生必須憑藉另一者還原之。由於儒家經典的滿文譯文經歷了經典化、定著化，已不同於相對原生的滿語，當其中一者被抽去，便可能產生難以閱讀、理解的情況。故民間又出現割裂經典的《清漢文海》以因應考試，展現了官方知識與使用者的複雜關係。

　　劉繼堯教授關注的主題是達摩開創武術之傳說的由來、建構、傳播與被接受的過程。明確提出達摩發明的武術為「十八羅漢手」，並列出其傳承譜系的最重要文本，為清末民初的《少林宗法》和《少林拳術秘訣》。在此之前，有幾份文本亦提及相關傳說，如偽托李靖的〈《易筋經》序〉、黃宗羲〈王征南墓誌銘〉及其子黃百家 (1643-1709) 的《內家拳法》；但是在這些文獻裏，達摩、武術和少林之間的關聯尚未建立。直到清末民初的《少林宗法》才建構起達摩、武術、少林三者合一的敘事，編造出達摩發明的武術及其傳承譜系；《少林拳術秘訣》更進一步拓展《少林宗法》的傳說，並在其傳承譜系中增添了不少情節和人物。此外，達摩傳說走入武術領域，和民國時期出版業的發展、武術組織的出現等有關，這一時期的武術史研究致使達摩的傳說走進中國武術史的書寫，形成一種「歷史知識」，而該傳說之所以在民國時期廣泛流傳，應置於近代的體育脈絡下理解。（林宏哲）

第十二場
明清工藝的跨國互動、師匠名聲與文人雅游

主持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李招瑩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論　題：18世紀中法陶瓷交流——以貝爾丹寄送四次塞弗爾陶瓷的外交禮物為例
發表人：姚　靈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
論　題：塑造聲名：明清刻工自行撰刻叢帖研究
發表人：黃浩庭博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十七世紀後期日本有田窯內銷瓷紋樣與消費市場的圖繪互動
發表人：李　鈾教授（東南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搜奇攬秀，無忘勝游——明文嘉《二洞紀游圖》的創繪及其回響

　　李昭瑩教授以十八世紀法國內政大臣貝爾丹 (Henri Bertin, 1720-1792) 推動中法陶瓷交流的活動為切入點，藉由法蘭西學院的文獻和書信資料，深入討論中法陶瓷的交流議題。貝爾丹寄送塞弗爾陶瓷器給乾隆皇帝的行為，所牽涉的議題甚廣，包括此時中法兩國之間在政治、外交關係的互動，以及陶瓷器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貝爾丹在選擇寄送瓷器時，其實富有巧思與考量，比如他避免贈送塞弗爾餐桌瓷器，相反地，他精心挑選了一系列清宮無法製作的花瓶、香料瓶、化妝盒及白瓷雕塑，最後一次更贈送了一套完整的茶具，包括茶盤、茶杯和糖罐，以迎合乾隆皇帝的品味。至於清人對這批瓷器的評價，根據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 (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的描述，清人對於瓷器上的聖經與神話故事完全不感興趣，但是對於這批塞弗爾陶瓷的藝術表現，如繪畫技巧與黃金手工，給予了很高的讚許。我們現在仍能經由故宮所典藏的五件塞弗爾瓷器，一窺當時貝爾丹所寄送的塞弗爾陶瓷器，並能進一步思考這批塞弗爾瓷器對清朝仿西洋風格的製陶瓷技術和圖樣所產生的影響。

　　姚靈教授關注明清時期刻工的文人化現象，並嘗試勾勒刻工群體在文人與知識體系之中的角色。其實，從唐代開始，有許多文人描述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刻工，文人通常要求刻工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逐漸導致刻工開始努力培養所謂「文人化」的現象。刻工文人化的現象讓刻工群體著手撰刻高級文化產品，如叢帖。叢帖在文化價值上更為複雜，需要更多的資金、學歷和財力。而透過對明清時期 29 例叢帖的詳細考察，可以發現這些刻工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素養，他們有的出生於刻工世家，有的則因生計壓力選擇從事鐫刻業。在此情境下，刻工們透過這種行為試圖在文人圈中塑造出富含聲名的形象，為自己和家族積累文化資本。這種現象在明代中後期尤為普遍，到了清代更是盛行，因為刻工們認為透過撰刻叢帖，他們的聲名能流傳至後世。透過這一案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刻工在歷史中的能動性，進而重新思考刻工在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影響與作用。

　　黃浩庭博士討論十七世紀後期日本國內陶瓷內銷產業的發展，透過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田窯內銷瓷在景德鎮輸日瓷器短暫退出日本市場前後的紋樣，考察日本國內主要消費地的藝術文化，對有田窯陶瓷樣式的影響，以及瓷器上的紋樣與消費市場之間的互動。十七世紀的日本國內陶瓷市場，以大阪、京都和江戶為核心，這三座城市對藝術商品的圖繪文化，與內銷瓷器的紋樣產生了一種藝術生產風格「同時化」的傳播現象；亦即，在消費市場環境中，特定的圖案會在不同的藝術商品之間進行符號的轉移和流動，形成一種普遍的定式圖案。此外，景德鎮瓷器紋樣對有田窯的紋樣風格有著高度影響，但在國內消費市場的影響下，有田窯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紋樣。透過十七世紀後期有田窯與景德鎮瓷器紋樣的比較，可以清楚看出景德鎮的影響和國內市場的需求相結合，使有田窯陶瓷的紋飾呈現出多元而特殊的樣貌。

　　李鈾教授經由《二洞紀游圖》的個案研究，考察明清時期的文人畫家如何將實景轉化成圖像，並以此為基礎論述圖像、文本與景觀空間三者之間的互動。李教授指出，我們可以將「紀游圖」視為一種實景的融合與再造，這種風格起源於元代，在元末明初時的吳門畫派中得到顯著發展。嘉靖八年 (1529) 十二月，宜興文人華雲邀請好友文嘉 (1501-1583)、袁袠 (1502-1547) 一同遊覽宜興的善權洞與張公洞。華雲在隔年二月寫下了紀游詩序，以及八首紀游詩，並邀請文嘉作圖。從文嘉所做的《二洞紀游圖》，可知其繼承沈周 (1427-1509) 的繪畫風格，即以自身的遊歷經驗、親身所見為基礎來作畫。文嘉更進一步突出文人雅遊興致的重要性，以遊歷行程作為分景的依據，此種作畫模式開啟後世吳派「行程勝景圖」的先河。此外，透過畫作與題跋之間的參照，時人及後人皆可藉由文字描述與圖像描繪，讓不同的遊歷體驗進行對話，觀者遂能體會不同遊歷者的回憶與感受。（林宏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