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棟教授演講「按針與看山：重建明清時期的航海知識」紀要

　　本次演講的主題，源自主講人陳國棟教授於 2015 至 2019 年間，與法國遠東學院柯蘭 (Paola Calanca) 教授合作的研究計畫「中國海洋知識之建構」。陳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治經濟史已逾四十年，隨著研究持續深入，逐步跨足明清史、海洋史等領域，以釐清在經貿活動過程中，制度、運輸乃至知識與技術實踐的問題。演講分為兩部分：首先介紹明清中國用海人所編寫、使用，建構出該海域航行知識的文獻；接著以《按針似看山譜》等著作為例，說明如何利用這類文獻中的航程資料，重建明代往來日本的航線。

　　陳教授將明清中國的「用海人」分為兩類：一類既是海洋知識的「直接利用者」，亦是其可能的初級建構者，主要為航程中負責行船作業的人員，如漁民、商船船員、水師船員等；另一類是透過前者服務，從而接觸海洋知識的「間接利用者」，他們往往也是相關知識的主要紀錄者，通常係以乘客身分登船，如使節、官員、宗教人士、旅行者、水師戰士等。這兩類群體中並沒有以研究航海為專業的人士，故無法產生獨立的知識系統。至於由文人蒐集、纂輯的航海文獻，礙於編者相關知識的不足，往往與實際狀況有所落差。

　　在中國的航海文獻裡，圖經是較早流傳的一種，如北宋徐兢 (1091-1153) 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及元代贍思 (1277-1351)《西國圖經》，但這類著作多已不存，或在由手抄轉為刻印的過程中，逐漸佚失原載的圖像。元代官方注重海事，基於發展遠洋航海、實行海運漕糧等需求，曾致力蒐集、編輯航海指南一類的書籍。雖然現存文本多成於明代中後期，如袁褧（生卒年不詳）刊於嘉靖二十九年 (1550) 的《海道經》，但一般認為，這些著作提供的海洋知識，便是建立於元代。陳教授指出，該書的〈海道指南圖〉不僅具備海岸線、地名等資訊，亦簡單註記了水勢，除未附上羅盤針的圖示與方位外，和十四世紀歐洲發展出的「港路圖」 (portolan chart) 已很接近。只是這類航海用圖在中國並不多見，較普遍使用以文字描述為主的「針路」(router)。

　　大約在明初以後，針路簿便成為中國用海人主要的航海手冊。其內容包括羅盤針位、風向、單一針位持續航行的時間、鄰近的地點與地標、險勢警告、避風和避難點，以及各種與信仰和預測天候海象有關的資訊。只是中國用海人所能採取任何一種儀器或方法，都無法精準地定向定位，故必須參考多種指標來做出判斷。而「山形水勢圖」便是能與針路相配合的另一種航海指南，故常與針路簿合抄在一起。完整的山形水勢圖，除了繪有航程中可見的突出陸塊、島嶼或重要地標，亦會以文字警示水勢危險的區域。

　　與西方或現代航海模式相較，傳統中國的用海人沒有行船紀錄 (log)，罕有的幾部航海日記 (journal) 也主要是由作為「乘客」的官員、使節所寫，如清代李鼎元 (1750-1805)《使琉球記》。至於「船員」便用的針路簿或山形水勢圖，則更接近私人筆記的性質，既會根據自身需求抄錄前人簿冊、添刪內容，也可能在授徒時另行註記塗畫。由於此類文本在相當程度上是將口傳知識文字化，內容亦多轉抄自他人手冊，故常出現錯別字、歧異字，而不時出現的方言與術語，也加深了研究者的解讀難度。士大夫對相關知識的整理更可能是雪上加霜，他們按文人固有的思維看待這些筆記，對其文字、結構進行改動，加上缺乏實際航海經驗和國外地理知識，導致許多內容佚失或被扭曲，甚至產生新的錯誤。相較之下，水師將領以教育訓練為目的纂輯的航海手冊，如陳良弼（生卒年不詳）編於 1720 年代的《水師輯要》，在利用上就容易許多。

　　明清中國航海文獻對周邊水域的掌握程度不一，資料分布頗不平均。比方對臺灣海域的認知，便顯得較為不足。目前陳教授掌握到涉及臺灣西部沿海的針路資料僅止數種，山形水勢圖則更罕見，倒是國外存有不少相關圖繪可供對照。十六世紀以降，歐洲人開始在臺灣周邊海域活動，調查並繪製航海圖，當時以荷蘭成果最豐；十八世紀後半起，海洋經度測量的精準度大幅改善，海圖準確性亦隨之提升，在該波航海測繪潮中，英國的成就最搶眼。日本也受到影響，於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航海指南裡，不時可見名為「對景圖」的山形水勢圖。

　　陳教授接著介紹現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的《按針似看山譜》一書。由其所收錄的日清（單次航程紀錄）年月來看，該書應為清廷開放海禁初期使用的航海指南，當中大多是由中國或越南往返琉球、日本的航道，內容包括針路、沿途的山形水勢圖，及有關羅盤使用法、宗教儀式、氣候預測等層面的參考資訊。其部分圖像在《指南正法》、《指南廣義》、《使琉球錄》等時代接近的航海文獻中，亦可見相似者，這表示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中國航海家，在某種程度上分享著一定的資訊。翻閱彼時西方的航海紀錄，也能找到與該書附圖相應的島嶼圖稿。

　　嘉靖、萬曆以降，隨著倭寇問題與朝鮮戰爭先後爆發，日本事務逐漸成為朝野重視的議題，明廷使節和間諜赴日取回的情報，結合士大夫出於個人關懷從事的編纂行動，促成十六至十七世紀不少日本相關著述問世。這些著述中的航程資料，恰有助研究者重建明至清初中日間的海上交通路線。

　　現存最早明朝往來日本的針路記載，係 1562 年鄭若曾 (1503-1570)《籌海圖編》〈使倭針經圖說〉。鄭氏本人並無航海經驗，其資料主要來自如今已不見完本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和若干琉球使節的著述。該篇圖說記有兩條「歷代以來及本朝國初」的「使臣入番之道」，是分別從太倉、福州前往日本的針路。當時倭寇往來兩國的航道則遠不止於此，鄭若曾為避免資訊遭惡用而未予詳載，但其〈日本島夷入寇之圖〉已反映多種路線存在的事實。

　　在《籌海圖編》刊行的稍後，出身海商家庭、曾於 1555 年受命出使日本的鄭舜功（生卒年不詳），亦根據自身經歷寫成《日本一鑑》一書。特殊的個人背景，加上有機會接觸多種航海手冊，使其掌握的中日航道資訊遠較鄭若曾詳確。該書多次提到從福建出發，切過臺灣海峽、旁經臺灣北端，向北駛往琉球的路線。如收於《桴海圖經》卷首、以歌訣形式記述赴日航程的〈萬里長歌〉，便是循此路線，通過琉球諸島後，先抵達九州鹿兒島南方的種子島，再由鹿兒島的坊津登陸。

　　萬曆年間慎懋賞（約1531-1605）的《四夷廣記》亦收有不少往來日本、琉球的航路資料。慎氏並非用海人，其資料係經多方蒐集而來，未提供具體出處，且經過編整，難免異於實際情況，但他可能接觸過鄭舜功的資料，論記載詳確仍優於《籌海圖編》。時代與之相近的針路簿《順風相送》中，也記有若干條日本針路，其路線大致取道福建，經過琉球後，由瀨戶內海抵達兵庫。

　　最晚在 1641 年之前，荷蘭與中國商人的在日貿易活動，就已因其他港口不再對外開放，而被限制在長崎。《按針似看山譜》使用於十七世紀末，其針路和山形圖即反映上述發展帶來的航道變化：書中的赴日路徑不再經由九州、四國東岸，而是改走九州西岸、西北岸或北岸，往來日本的起訖點也都落在長崎、平戶、五島一帶。屋久島、上下甑島、五島列島、男女列島等地，亦隨之成為船員沿途確認航向的重要指標。

　　陳教授最後總結道，現代研究者既非實際的用海人，距離明清亦已久遠，欲重建當時的海洋知識，必須比較不同的針路簿或山形水勢圖，才能掌握相對正確的內容。明清航海指南描述外國地名的稱謂歧異，也是需克服的問題，但透過比對材料中的地理資訊，就有助於確認各個地點。由此重構的明清海洋知識，還能再用以判讀 Selden Map 等其他時代相近的文獻。

　　演講結束後，與會者們針對明清航海手冊的記述形式、適用性，及船員確認航向的方法，提出許多問題，陳教授也逐一回覆。例如定位圖示方面，陳教授指出，無論西方或東方的對景圖，在繪製重要地標時，都不會只畫單一角度，如此才能配合船隻與地標的相對位置，確認是否偏離航道。西方對景圖會畫出視線可見的所有景觀，中國則不同，像《按針似看山譜》除主要地標之外，其他部分只用線條帶過，故常和實際照片對不起來。此外，明清山形水勢圖也可能描繪人造景觀，包括專供用海人參考的建築，如澎湖燈塔、泉州灣一帶的姑嫂塔等。

　　問答中也論及中國船傾向靠岸航行的問題，過去常從民族性或船隻性能的角度解釋原因，但陳教授強調，中國船雖然較大、較笨重，但適航性並無問題，在東方海域的失事率遠低於荷蘭船。中國船傾向靠岸航行，除了遇上狀況時較易取得救援，更重要的是便於補給，並不意味其只能如此。畢竟自《隋書》以來便有許多文獻可證，中國船不僅能遠離海岸行駛，也經常需要穿過危險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