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教授演講「『重商主義』與明清中國」紀要

　　「如果把清初的貨幣論，與同時代的西歐重商主義貨幣論相比較，一定會是有趣的話題。」岸本美緒教授曾在其文章〈關於康熙年間的穀賤問題〉(1982) 中提出此問。重商主義（或重商思想）一詞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脈絡中具有多種意涵，如南宋浙東事功學派反對抑商政策，強調富人商賈經濟活動對國家的積極意義，此一主張可視為中國早期自由貿易思想的一種表現；清末馬建忠 (1845-1900)、鄭觀應 (1842-1921) 等人則在商戰論中倡導清帝國應保護國內產業，創造貿易順差以爭取富強。前者重視市場機制與經濟自由，後者則強調國家干預與制度設計之必要性，可見即便皆屬「重商主義」之範疇，不同時代的論者對其內涵亦可能出現立場分歧。事實上，「重商主義者」們的論述範疇廣泛，其理論內容包含但不限於財富觀、貨幣觀、國家財政、市場機制、貧富差距、國民經濟乃至經濟成長與政治體制的關係。若更廣義而言，將研究視野放大至全球經濟互動，16-18 世紀的明清中國與西歐在財富觀、貨幣觀上的差異，無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比較素材與分析契機。岸本美緒教授此次演講以「收入的連鎖關係」為關鍵字，討論兩地財富觀與貨幣觀的問題，繼而分析大貿易時代下，明清中國與西歐諸國各自如何建構其循環經濟體系及其理論依據。岸本教授的比較研究，並非採取經濟思想家之理論觀點的學案式列舉，而是從議題入手，針對同一代人共有的思想框架和經濟形象進行分析。

　　首先的問題，即是「財」 (wealth) 一詞究竟應作何解釋？將貨幣——尤其是貴金屬——等同財富的觀念，長久以來被視為重商主義思維中的一項謬誤。然而，在明清中國的語境中，「財」有著多種涵義，雖然該詞常用以指涉流通貨幣（尤其是白銀），但在特定語境中，亦可泛指糧食、衣物等基本民生物資；歷代中國學者更往往依據其所關切的社會問題，靈活界定「財」之內涵。例如徐光啟 (1562–1633) 在〈屯田疏稿〉中指出：「唐宋之所謂財者，緡錢耳；今世之所謂財者，銀耳。是皆財之權也，非財也。古聖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其意在區分「權」（交換媒介）與「實」（生活資源）之別，認為真正的財乃民生日用之所需。同樣地，陳龍正 (1585–1645) 亦云：「天下之財亦不過三，布帛菽粟械器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強調物資才是財富之本，而貨幣僅為權宜之計。

　　岸本教授歸納出一個趨勢，當社會處於貨幣流通不足的情況時，「貨幣即財」的理論傾向於取得較高的解釋力；反之，在物價高漲與物資匱乏的背景下，實物資源更易被視為真正的「財」。換言之，明末清初「貨幣=財」的觀點，實乃反映自 16 世紀後半與 17 世紀 60 至 70 年代間中國經濟持續疲弱、貨幣緊縮的現況。而同時代的西歐國家也有類似處境，20 世紀的經濟史家 J. D. Gould 更主張 1620 年代初期不列顛商業上與工業上的蕭條才是促使重商主義學說興隆之主因。然而，英國與中國的因果關係不同，前者身處與周邊國家的商業競爭，而後者接連經歷明末對北方的征戰和清初海禁政策後，採取保守的貿易安全保障策略。一旦中國在沒有太大的國家安全問題、貿易相對順暢的年代，如盛清時期，生絲、茶葉、瓷器等中國商品能輕易獲得廣泛的海外銷路。與受到「貿易忌妒」(jealousy of trade) 刺激的不列顛相比，這個時期的中國並沒有積極振興國內產業的動機，直至受到西歐列強的經濟壓迫，中國的思想家才強烈感受到「商戰」之必要性。雖然歐洲經濟史家傾向於認為 17 世紀西歐國家盛行的重商主義，是時人對當代經濟難題的反思，但若欲理解重商主義之歷史意義，岸本教授認為，應更深入了解當時語詞的涵義與語境。

　　為探討明清時期中國的經濟觀念，岸本美緒教授在其講題中溯源「農」與「本」等關鍵詞於歷代文獻中的辭義演變，藉此揭示傳統中國對經濟角色的分類與價值判斷。「農」不僅侷限於農耕活動，更涵括「男耕女織」體系下的家庭手工業。與此相對，「工」與「商」亦非泛指一般從事手工或商業活動者，而是特指脫離土地生產、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專業製造者與交易經營者。以此為基礎，衍伸出「本／末」、「生財／耗財」、「有用／無用」幾組相對的概念。「本」指涉具生產性、能產生財貨之物或行為；「末」則相對應於無用、耗損財貨者。但本、末的內涵與範圍並非絕對，其概念和當時人們對市場的認知有密切關係，具體定義也依論者對於要著手處理的經濟議題而有所不同。在「礦稅之禍」的語境中，商人即由「耗財者」轉而被視為「生財者」，如沈一貫所評論：「民商為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眾。」

　　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之區分，同樣出現在歐洲經濟思想史中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之中。從語言學的角度觀之，「農本主義」(Peasantism) 一詞在英文語境中，隱含著反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意涵。進一步而言，則是批評非生產性部門能否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舉例來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辨，如果非生產部門的收入比生產部門（農業、製造業等）的收入過高的話，將會削弱生產性投資，國富也隨之減少。

　　延續上述的討論，接下來的議題，乃是「崇奢」與「崇儉」的論辯。近數十年學界對此議題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尤其聚焦於奢侈性消費在促進市場擴張方面所扮演的正面角色，亦重新詮釋傳統節儉美德的經濟意義。明末清初崇奢派支持消費活動促成的市場經濟循環，「富民的開支就是小民的收入」之主張與「荒年建塔」、當代的涓滴理論 (trickle down effect) 頗有相似之處。乍看之下，崇奢論和農本論有所衝突，但其理論皆以市場的垂直式結構為前提，差別在於前者強調自上而下的消費流向，後者強調自下而上的財富流動。需注意的是，崇奢論並非鼓勵所有的奢侈消費，例如貴金屬的外流和金銀飾品的使用無法促進市場經濟循環，遭到崇奢論者之反對。

　　順此，岸本教授帶出第四個問題，即貨幣流通及鑄幣政策。在中國 16 至 17 世紀初及 17 世紀 60-70 年代的經濟蕭條危機中，眾多痛切感受到貨幣收入減少及其連鎖反應的論者，將原因歸咎於白銀不足的「銀荒」。作為緩解白銀不足的方法，有人提倡進口海外白銀，抑或開發銀礦、發鈔，不過更多論者支持政府鑄造銅錢並促進其流通。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形象亦有不同，白銀之弊在於「奸豪易屯」、「易聚」的特性，在市場上容易罄盡；與此相反，銅錢之益是能在諸階級間順暢流通，如江流循環無壅隔之患，乃至鑄錢論者主張，為了使銅錢順利地循環，為政者應該在國家財政上使用銅錢。

　　崇奢論將貨幣循環視為經濟活絡的關鍵要素之一，歐洲的重商主義也不乏其例。在白銀不足時期，歐洲重商主義者也討論過有關貨幣發行的問題，17 世紀末英國的貨幣改鑄之爭和 18 世紀初法國經濟學者約翰・羅 (John Law, 1671-1729) 的紙幣政策即為例證。然在歐洲——尤其是英國，大多數論者期望政府藉由海外貿易順差來解決貨幣不足問題，因此有關代替貴金屬的另種貨幣討論不如貿易問題般活躍。但不可否認的是，貨幣流通受阻將導致收入降低，連帶導致經濟發展衰退，因此儘管貴金屬與財富之間並未被畫上等號，思想家們依然相當重視貨幣的流通。近代日本經濟思想史家小林昇 (1916-2010) 試圖進一步解析重商主義的貨幣論，認為重商主義時代經濟活動擴大、生產力急速升上，但勞動力和原料未得到充分利用，淪為閒置資源。然而，只有從外部流入的貨幣和貴金屬，能調動作為閒置資源的勞動力和原料從事商品生產。相較古典經濟學派將貨幣視作商品交換的媒介，該時代的重商主義者更直觀地感受到，從外部流入的貨幣對利用閒置資源、推動生產及提高收入的必要性。

　　岸本美緒教授認為，小林昇的論述雖是指涉西歐，亦適用於同時代的明清中國。兩者在經濟蕭條時期都使用乍看之下似乎是把貨幣等同財富的措辭，實際上其主張皆注意到，貨幣流通對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民眾和富裕階級互相結合的垂直式市場結構，是兩者市場觀的共同特點，以此為前提衍伸出相近的「崇奢論」。同樣地，與其說重商主義者重視國家貨幣的庫存量，更準確地說是：重視貨幣的流通程度。從時代的脈絡觀之，明清中國與西歐同時開始接觸大規模廣域交易，導致兩地在同一時期之經濟發展，有不可忽視的共通點存在。岸本美緒教授鼓勵學者無需採用西方優越論，或因過分強調中國的獨特性而否認中西比較的意義，唯客觀分析兩者的異同，嘗試去追求其合理解釋的可能性，才能妥善處理經濟史眾多懸而未解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