紺野達也教授〈琉球蔡大鼎及其漢詩文管窺——兼談琉球漢文學研究之歷史與課題〉演講紀要
|
|
演講伊始,紺野教授首先對琉球漢文學的歷史脈絡進行基本介紹。琉球漢文學,作為近世所發展成為的文藝,其創作群體除僧侶外,主要集中於士族階層。更進一步來說,在琉球王國中,創作漢詩文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以久米村和首里為核心。關於琉球漢詩文的文獻,主要是刊刻於福州與日本兩地,其刊本與鈔本現今藏於沖繩縣、日本、中國及夏威夷等地。因二戰末期戰火頻仍,沖繩縣立沖繩圖書館遭書厄,致使琉球文獻亡於兵燹之中。此一不可逆的文獻損失,對戰後琉球漢詩文研究造成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接著,紺野教授對近代以來的琉球漢文學,依照時期進行詳細文獻回顧。首先是二戰以前,日本學者來往沖繩蒐集相關詩文材料,當時有武藤長平 (1879-1938) 與伊佐早謙 (1858-1930),兩人先後編錄撰寫《琉球訪書志》、《琉球文傳》等書。至二戰前後,從事琉球漢詩文的研究者主要是歷史學者,有真境名安興 (1875-1933)、東恩納寬純 (1882-1963) 等人,其中東恩納寬純蒐集了蔡大鼎 (1823-?)《閩山游草》。至於二戰以後,琉球學與沖繩學研究雖踵事增華,然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歷史領域,對於漢文學面向的關注則稍顯薄弱。在此之中,對於漢文學面向的研究,有川口久雄 (1910-1993)《琉球漢文學の世界》,與塚田清策、輿石豐伸對琉球漢詩文所進行的相關點校與譯注等。除上述外,尚須特別提及上里賢一。上里教授為沖繩縣宮古島人,長年任教於琉球大學,致力於漢文學之教學與研究;著有《琉球漢詩選》等重要研究成果,對推動琉球漢詩文研究貢獻殊深。而高津孝與榮野川敦共編的《增補琉球關係漢籍目錄》,則系統蒐羅、整理了過往有關琉球研究之漢文資料,基本上已廣泛蒐羅現存有關琉球研究的漢文資料,但仍有個別文獻未及收錄,比如紺野教授所發現的蔡大鼎詩文集與其他相關資料。
接著,紺野教授列舉近代各國的相關研究成果與現況,日本有高津孝、平良妙子、下地智子、水上雅晴等,較年輕學者則有前堂颯世等諸位先生。至於中國大陸地區,因為資料的流通而開始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包括任燕濤、夏敏、陳正宏等人。其中需特別提出的,有黃裔對於琉球漢詩特別關注,進行了系統探討;吳留營《琉球漢詩選》廣泛蒐集資料,奠定材料上的紮實基礎;嚴明《近世東亞漢詩研究》一書中,有部分提到琉球漢詩,其內容詳實,可視為目前此領域最深入的研究成果之一。臺灣則有廖肇亨,從詩學理論與東亞詩文交流的宏觀視野出發,對琉球漢詩進行跨文化與跨地域的探討;廖教授為此一研究領域注入新的詮釋觀點與學術深度。
紺野教授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琉球王國末期蔡大鼎及其文學作品。在專書方面,紺野教授編著有《蔡大鼎漢詩精選集 漏刻樓集.欽思堂詩文集》。並撰有多篇論文,包括〈蔡大鼎の漢詩文集の諸本について─琉球末期の漢詩文集の刊行を中心に─〉、〈琉球漢詩人の〝詩跡〟理解と詩歌創作──杭州・蘇州における作品を例にして〉、〈陳観酉・陳福慶と琉球漢詩人〉、〈蔡大鼎の基礎的研究のための覚書─家族と生涯を中心に―〉、〈琉球漢文学者蔡大鼎の晩年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新知見─『北上雑記』・『北京話』を中心に―〉等文,對蔡大鼎生平、詩文風格、相關文獻等皆進行深入且細緻的考察。
關於蔡大鼎生平,現有史料表明其出生於琉球王國久米村。蔡大鼎自幼接受系統性的漢學教育,尤其精於漢詩文創作,文學造詣深厚。紺野教授對蔡氏早期仕宦經歷與文學活動進行考述,以下舉隅。譬如,論及蔡大鼎曾於道光二十六年 (1846),奉王之命出任首里擔任漏刻官,在首里駐留的一年期間,蔡氏將公務之餘所作漢詩文輯為《漏刻樓集》。該文集後於福州刊行,現存藏本見於慶應義塾圖書館,為研究蔡氏早期文學創作之重要文獻。道光二十九年 (1849),蔡氏因經濟困頓而赴采地伊計島催收租米。此行途中,其以七言絕句體裁創作紀行詩三十首,編為《伊計村遊草》,並附於《漏刻樓集》之末。此二種詩文集不僅反映蔡氏個人仕途與生計狀況,更體現琉球漢文學之特殊傳統——紀行詩文的編纂慣例。此類文本多以使行記錄為核心,內容多涉及赴中國或日本期間的見聞與感懷。蔡大鼎顯然承襲此傳統,並將視角轉向本土事務,展現琉球士族文人對漢文學形式的傳承與創新。除此之外,蔡大鼎於咸豐十年 (1860) 以「存留通事」身分自那霸啟程赴福州,與當地文人密切交往,詩文唱和,目前所詠詩文記載於《閩山遊草》。同治十一年 (1872),蔡大鼎第三次奉命赴福州,並為進貢往返於福州與北京之間,沿途遊覽名勝,以詩歌記述所見所感。光緒十一年 (1885),蔡大鼎再次來到北京提交嘆愿書,但最後不知所終,很可能客死中土。關於其後裔事跡,目前僅追溯至其子蔡錫書回國,再無更多記載。
紺野教授針對蔡大鼎詩文文本進行細緻研究,並關注蔡氏之「離別詩」。紺野教授發現,蔡大鼎在《欽思堂詩文集》中,集中置放於卷一開頭部分。此一編排方式顯示出蔡氏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深刻理解,深知「離別」主題在中國詩學中的重要地位。並在離別詩的形式上,紺野教授亦有深刻的見解,譬如從文體上來說,蔡氏偏好使用七言絕句書寫留別詩,實因深諳七絕為最能表達離別真摯之體;其次在詩題上註明「即事」之舉,配合絕句不假對仗的形式特徵,實暗藏巧思,引導讀者將精心錘鍊的作品,自然理解為當下情感的真實流露。
除了絕句以外,紺野教授對於蔡氏詩體選擇分析亦具洞見。譬如律詩,五言律詩具有正統典雅之感;七言律詩則壯麗典麗,紺野教授敏銳捕捉此點,對應至蔡氏寫作對象在於輩分較高者。此種文體與對象的精準對應,不僅反映蔡氏熟悉詩體,更展現其對於禮儀與身分的重視。總而言之,透過對蔡大鼎離別詩體裁選擇的細緻分析,得以窺見一個重要文學史現象:琉球王國末期的漢文學者,不僅嫻熟掌握中國古典詩歌的各類體式,更能依據不同情境與對象精準運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琉球漢文化的深度與成熟度。
在修辭上,蔡氏亦以中國詩文為典。譬如其所引之詩《那霸八景.落平清流》:「雲根混混落平泉,千尺非流碧海邊。疑是白虹秋澗飲,廬山風景並看傳」,顯然使用李白〈望廬山瀑布〉之典故。並且蔡氏賦寫琉球風光的散文,將琉球風景視為中國名勝之一。蔡大鼎也將琉球當地歌曲譯為漢詩歌,例如〈仲島曲〉。紺野教授在研究中發現,〈仲島曲〉題下注有「此以下十四首,皆述土歌,故用曲字。」根據此一線索,將〈仲島曲〉等以「曲」字命題的詩歌與當地琉歌進行比對。以〈仲島曲〉為例,其詩云:「仲島江頭一望平,東風凜冽月輪生。浮鷗對對相呼友,更聽松邊萬籟聲。」對應琉歌為:「仲島の浦の 冬のさびしさや 千鳥鳴く声に 松のあらし」兩者在地名、季節及歌詞所描繪的景物上基本一致,顯示出蔡大鼎在翻譯過程中,既保留了原歌的意境,又賦予了漢詩的韻味。
最後,紺野教授在演講結尾指出,新材料對於琉球文學研究具有關鍵意義。以蔡大鼎漢詩文為例,過往研究多聚焦於「琉球救國運動」,此視角雖具啟發性,卻易流於片面。若能結合琉球士族文化與傳統的雙重脈絡,將能更立體地解讀其作品與思想底蘊。此一研究方法呼應琉球獨特歷史定位:作為東亞海上樞紐,其漢詩文創作交織日本本島、中國大陸與沖繩本土的多重文化。因此進行研究時,需橫跨政治史、文人交遊網絡與在地文獻,釐清各層次間的互動關係,否則終將是各照隅隙,而鮮觀衢路;唯有透過多維度的考察,方能真正還原琉球漢詩文在東亞漢文化圈中的完整樣貌。